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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 西方的变迁（1391～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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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古萨人凭借与土耳其人的特殊关系而收获利益时，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却在与奥斯曼宫廷建立联系方面更为谨慎。苏丹并不想与他们断交，但他们却视东地中海为日益危险的区域。威尼斯人与埃及的马木留克苏丹间不时发生的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沟通难度，因为埃及人想要征收更高的税额以支撑其政权。马木留克对于整个地区也是个威胁。公元1424～1426年，他们侵入塞浦路斯，抓走了当地的国王杰纳斯（Janus）以及六千名俘虏；杰纳斯不得不支付二十万杜卡特赎金才重新取得王位，据说，从那以后杰纳斯再未笑过。1444年，马木留克包围罗得岛。1460年，他们支持吕西尼昂的詹姆斯（James of Lusignan）继承塞浦路斯王位，并派遣八十艘战舰直抵该岛，令整个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詹姆斯——这样一个私生子——竟想借助埃及人的帮助来谋取他没有资格得到的王位。 [1]
当奥斯曼人和马木留克对这片区域造成的压力令人无法忍受时，热那亚人与其对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方，从西西里和西班牙购买白糖，从西西里和摩洛哥购买谷物。尽管初看起来，公元15世纪中期时的热那亚困难重重，但这时才是其真正的经济复兴期：该城虽仍然深陷内斗，但大部分居民仍能从贸易和投资中获利，城市再次繁荣起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民入股新成立的公共银庄——圣乔治银庄（Banco di San Giorgio），它最终获得了对科西嘉岛的控制。 [2] 热那亚人失去了从小亚细亚弗凯亚的明矾矿获取明矾的便利条件后，1464年，在罗马的入口处——托尔法（Tolfa）发现了明矾矿，这是对热那亚人的最佳补偿；教宗庇护二世（Pius Ⅱ）说起这个发现时，称其为“在抗击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它确实降低了对“土耳其人”的依赖，但仍然没有降低对热那亚人的依赖，此时热那亚人将注意力转向中意大利，对明矾矿进行垄断经营。制糖技术也传到西方，其速度要先于商人，并导致东方的制糖业开始衰落。 [3] 西西里制造出复杂的磨糖机（trappeti ）。巴伦西亚（Valencia）可以种植最好的甘蔗，商人甚至从遥远的德意志到这里建立种植园；由于需要贮存原糖，当地也发展出瓷器制造业，“西班牙-摩尔风格”的瓷器使得巴伦西亚名扬四海，今天在许多博物馆均可见到它们。 [4] 商业转向西方的趋势如此之强，并在15世纪20年代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影响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然后传播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ão Tomé）——这些地区大部分隶属葡萄牙，但其中的资本与技术均来自热那亚人，据说马德拉群岛的第一批糖业股份就来自西西里。 [5]
通往大西洋的商站重新受到重视。虽然格拉纳达在公元1492年之前一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它也是热那亚商人、佛罗伦萨商人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聚集中心，他们定期前往阿尔梅里亚和马拉加（Málaga）购买丝绸、干果和瓷器。倘若没有从基督徒商人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很难说格拉纳达那斯里德（Nasrid）王朝的苏丹们如何做才能维系自己的政权［或者建造如阿罕布拉（Alhambra）宫殿这样的恢宏建筑］。但他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狂热的伊斯兰信仰庇佑了格拉纳达，外来的资金并无多大用处。 [6] 当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成功地迫使格拉纳达苏丹缴纳年贡时，这里变得更加中立。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之间的边境战争从未停歇，但它更像是一次赛期很长的锦标赛，其更成功之处在于：它催生出了关于美丽的摩尔公主的西班牙民谣，而非赢得领土。
这种脆弱的稳定状态在公元1415年被打破，当时葡萄牙人派遣一百艘战舰前去攻打休达（Ceuta），并在短暂的围城后占领该城；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国王的儿子，即后来被称为“航海家”的亨利，得到了启发。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葡萄牙人对海峡地区的复杂洋流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舰队遭遇夏季风暴，有一部分被吹回西班牙。这使得休达总督有时间召集摩洛哥人来巩固其防御，但随后他又愚蠢地放弃了请求。葡萄牙人在犹豫是执行原计划，还是转而攻击直布罗陀海峡地区的格拉纳达领土；无论从哪方面说，直布罗陀都是最有利的选择，因为自1410年巨岩发生起义以来，它一直被非斯（Fez）与格拉纳达争来夺去。但休达更大、更富有，位置也不是那么险峻，它横跨一道将哈乔山（Monte Hacho）的隆起地带与非洲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征服休达在当时引起了欧洲人的震惊。没有人能理解葡萄牙宫廷究竟在想什么。当他们听说了葡萄牙宫廷的一桩秘闻后，这种震惊进一步加剧：人人都知道他们正在打造一支舰队，雇用外国船只，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打算对格拉纳达发起攻击，尽管卡斯蒂利亚人始终坚持攻击格拉纳达是卡斯蒂利亚的事。 [7]
如此一来，葡萄牙人就成为直布罗陀海峡区域不受欢迎的第四支力量，其他三支力量是马里尼德家族（Marinid）治下的摩洛哥、那斯里德治下的格拉纳达以及卡斯蒂利亚。虽然葡萄牙人很渴望获得休达的财富，却没能保有：在穆斯林商人的集体抵制下，休达沦为一座空荡荡的鬼城，居民主要是葡萄牙的守军以及受到惩罚被流放到那里的人。葡萄牙人原本希望夺取休达能够打通连接摩洛哥大西洋一侧的粮食产地，但这场战役的后果却恰恰相反。休达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如鲠在喉。然而，他们太过骄傲又不愿意放弃，甚至还希望在摩洛哥进一步扩大领地：公元1437年，葡萄牙人打算夺取丹吉尔，但遭遇了耻辱性的大败（直到很久之后的1471年才占领该镇）。亨利王子的弟弟费尔南多（Fernando）作为人质被送到非斯，只有葡萄牙人将休达归还才能被释放；亨利表示同意，后来却又食言，这让他永世蒙羞，而他的弟弟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 [8] 这一协议的长期影响在于，休达一直被葡萄牙人控制，直到1668年才落入西班牙人之手。 [9] 16世纪时，路易斯·德卡蒙斯（Lius de Camões，又译作路易·德贾梅士）撰写了关于葡萄牙扩张的伟大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 ），从那之后，征服休达就被看作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扩张的第一步：
千条战船如鸟儿般展翅翱翔，
乘着海风鼓起风帆，
劈开银色的汹涌海浪，
向着那赫拉克勒斯竖立的
石柱之所在驶去。 [10]
显然，尽管此时的葡萄牙人还不能预言将要开辟从非洲前往印度的商路，然而，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正努力地否定着托勒密的《地理志》（Geography ）。
葡萄牙水手们的目标并不是遥远的海域，而是地中海。 [11] 黑死病过去后兴起的大规模重建浪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新商业中心以及新商人群体的涌现；到访地中海的大西洋客人越来越多，如葡萄牙人。这些商业活动集中于短途、定期的商路，并将其充分开发。葡萄牙人、巴斯克人、坎塔布里亚人（Cantabrians）和加利西亚人（Galicians）纷纷前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从事咸鱼贸易。 [12] 也有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长途贸易：据载在公元1412年，伊维萨岛出现了一艘英格兰船；1468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签署商业协议。 [13] 一些雄心勃勃的英格兰远程航行是由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商人实现的。1457年，罗伯特·斯托米（Robert Sturmy）领着三艘船驶往黎凡特，但返程途经马耳他附近海域时遭遇热那亚人的攻击，两艘船沉没。消息传回英格兰时，民众强烈抗议，反对热那亚人对北方人试图竞争地中海商路的封锁行为。南安普顿（Southampton）市长立刻将他能找到的所有热那亚人抓捕起来。 [14] 这是英格兰与地中海武力冲突的开端，而这种关系也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彻底改变这片海域。
毫不奇怪的是，从地中海港口驶出的法国商船也想在与亚历山大的香料贸易中为自己谋取一方市场。 [15] 公元1432年，一位富有的毛皮商之子布尔日的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 of Bourges）从纳博讷前往亚历山大与大马士革，黎凡特地区的重重商机让他很是着迷。后来他为王室效力，很快他的聪明才智就获得了认可；他担任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的军需官（argentier ），负责物资供应，包括王室需要的奢侈品；在15世纪40～50年代，他在法国与埃及以及北非之间建立起联系，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当时的一位作者称：他至少掌管着四艘大型帆桨船，是“当时法国人当中第一位将商船武装起来的人，船上装满了法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羊毛服装和其他产品，时常停靠在非洲和东方的海岸”。 [16] 他开始认识到，蒙彼利埃附近那片污浊泥潭边的艾格莫特，是实现其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的基地；巴塞罗那的城市议会担心雅克·科尔会将香料贸易转移到那边，企图建立法国王室的垄断权。事实上，人们的确不完全清楚这些法兰西帆桨船是属于法国国王的，还是那位雄心勃勃的军需官的；也可能这种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国王与他的军需官可分享这些利润。雅克·科尔努力获取埃及马木留克苏丹们的好感，后者允许他在贸易时享受一些特惠权，于是他的代理商网络得到增强和巩固。他曾经被视为典型的重商主义者，很好地反映出在地中海范围内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所能带来的政治优势。 [17] 他的成功招致嫉妒，而他与外国政权，从马木留克苏丹到普罗旺斯的统治者安茹的勒内所建立的联系，似乎表明他是在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1451年，他的政敌们联合反对他；他以挪用公款与叛国的罪名被捕，在饱受折磨后被流放。尽管这张商业网并没有使其免于逮捕，但雅克·科尔的生涯充分展示出，在 15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富于野心的商人们所能紧紧抓住的新商机。
2
所有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都需要绕过那块巨岩。卡斯蒂利亚的冒险家们决定收复这个公元14世纪时他们的同胞短暂控制过的城镇。1436年，涅夫拉（Niebla）伯爵曾对直布罗陀发起攻击，失败后在撤退途中与四十名同伴一同被淹死；他的残骨被放在一个藤筐（barcina ）中示众，直到今天，直布罗陀有一道门仍以“巴尔齐纳”（Barcina）命名。最后，在1462年，当城中的首领们去格拉纳达朝觐苏丹时，梅地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趁机夺取巨岩。梅地纳-西多尼亚的公爵们具有强大的力量，指挥着自己的海军战舰，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对巨岩为所欲为，包括使当地居民完全被外部人口替代。1474年，四千三百五十名“皈依者”——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原犹太人——定居直布罗陀；他们希望借此逃脱在家乡科尔多瓦遭受到的苦难，并主动承担城市的防御职责。然而，公爵很快就被说服，认为这些皈依者会把直布罗陀献给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的国王与王后。他原本的计划是远征葡萄牙人控制的休达（这就是他对同为基督徒的邻人所表现出的爱），却指挥着舰队对直布罗陀发起了攻击并很轻易地再次将之收复。这一次，被迫离开的是皈依者。巨岩此后一直被梅地纳-西多尼亚诸公爵掌控，直到1501年时，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坚持认为：必须把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地区置于王室的掌控之下。 [18]
卡斯蒂利亚王国控制下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有限，主要包括公元13世纪时征服的古老的穆尔西亚（Murcia）王国。15世纪，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都经历了严重的内斗，内斗最终发展成为15世纪70年代伊莎贝拉与葡萄牙国王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内战。也是在那时，伊莎贝拉嫁给了阿拉贡与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与卡斯蒂利亚一样，阿拉贡的国王也刚刚从内战中产生。1458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那不勒斯去世，此前，他认为自己的南意大利王国是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并将其作为遗产赠给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而其他所有领地——包括位于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地区、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与西西里岛——都被传给阿方索的兄弟约翰（John），此时约翰已经通过联姻成为纳瓦拉国王。约翰拒绝将纳瓦拉交给其继承人，也就是颇受民众拥戴的比亚纳（Viana）王子查理（Charles），查理在纳瓦拉以及后来在加泰罗尼亚的支持者们将他奉为英雄，当他不明不白地、很可能是被下毒毒死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强烈。纳瓦拉内战拉开了加泰罗尼亚内战的序幕。这场冲突的原因在于黑死病之后，城镇和乡村的巨大经济变革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态势。 [19]
在巴塞罗那，一些颇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被称为布斯卡党（Busca ）——要求减税、参与城市管理、严格限制律师与医师的收费、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以及对外国船只的使用。 [20] 概括起来，他们（向资金匮乏的君主提出）的要求就是一个词——“恢复”（redreç ），比较贴切的翻译是“经济复苏”。布斯卡党获得了城市议会的控制权，却无力解决巴塞罗那的问题。到阿方索五世时期，布斯卡党与毕加党（Biga ）——一个由古老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松散党派——一起操纵政权；在公元1462年加泰罗尼亚内战爆发之际，巴塞罗那依然处于分裂之中。马略卡岛也是一个处于分裂之中的社会。15世纪时，这里不断爆发政治冲突，主要是首府居民与那些生活在首府以外的岛民——“城外人”（forenses ）——之间的竞争。当阿方索五世不在西班牙本土时，这一冲突进一步加剧；马略卡城遭到“城外人”的围困。此外，15世纪后半期（1467年、1481年和1493年）时，瘟疫继续在岛上肆虐。 [21]
然而，真实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在马略卡，富人们赞助艺术家，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马略卡、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的市民们建造了精美的凉廊（llotjas ），被称为“海事代理”（Consulate of the Sea）的商业法庭就设在这些凉廊内；在这里，法庭审理各种商业行为——涉及远洋保险合同的签订、债券转卖、现金兑换等。 [22] 马略卡的凉廊建于公元14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吉列姆·萨格雷拉（Guillem Sagrera）设计，他还为阿方索设计了那不勒斯新堡（Castelnuovo ）中的大厅，将西班牙晚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带到了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在他设计的凉廊中，高耸的圆柱看上去十分惊艳，当后来皮雷·康普特（Pere Compte）在1483～1498年为巴伦西亚建造同样雄伟的凉廊时，也部分吸收了萨格雷拉的高耸圆柱因素。巴伦西亚凉廊内壁的顶部有一行醒目的拉丁铭文，声称：
我是一幢花费十五年建成的辉煌建筑。市民们为之欢呼，并亲眼见证，经商是如此美好，当它对邻人诚实守信时，当它不把金钱用于高利贷时。如此行事的商人将会飞黄腾达，并终将得享永生。
乍一看，这并不是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土地能够“飞黄腾达”的时代。 [23] 公元14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失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早些年遭到抑制的意大利资本开始主宰西班牙海滨地区的商业。 [24] 巴塞罗那的商业精英们因贸易存在风险而厌倦贸易，越来越多地选择投资债券，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1401年，在巴塞罗那滨海地区，他们建起了一所被称为“兑换桌”（Taula de Canvi）新的公共银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了维系阿方索在地中海的战争支出，国王的财政需求耗尽了西班牙辖区的资金。不过，还是存在好消息的。阿拉贡国王构建的商业网络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从1404年到1464年，几乎每年都有船只从巴塞罗那出发前往东地中海，其中绝大多数船只属于加泰罗尼亚人，而非外籍人。1411年，有十一艘加泰罗尼亚商船驶往黎凡特，1432年有七艘，1453年有八艘。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高，但这些大型商船是去收购诸如香料这样的高价商品的，通常它们的交易量都比较小。加泰罗尼亚人经过数十年谨慎小心的经营，发展起自己的黎凡特贸易，终于成为继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之后的第三支重要力量；他们在贝鲁特经商，在大马士革设置办事处。 [25] 这里也有定期前往佛兰德和英格兰的船只（主要是外国商船）。 [26]
这些是大型帆桨船的重要航行路线，但还有一条极为活跃的商路，那就是满载谷物、干果、油、盐和奴隶的坚固的圆形柯克船所行驶的路线。如今我们掌握了巴塞罗那在1428年到1493年之间将近两千次的出航记录，其中有25%是前往西西里，约15%的目的地是撒丁岛，超过10%是前往南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前往阿拉贡国王控制下的意大利地区。也有大量加泰罗尼亚船只前往罗得岛（这份记录中有129次），因为它不仅仅是骑士团的堡垒，还是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的集散地。 [27] 加泰罗尼亚人对南意大利呢绒贸易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方索国王的庇护。当他于1442年夺取那不勒斯后，他就将原先在安茹诸王治下主宰该城商业活动的佛罗伦萨商人全部驱逐。加泰罗尼亚人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其竞争对手。到1457年时，阿拉贡人治下的那不勒斯活动着大量加泰罗尼亚商人，数量上远多于其他所有地方的商人。 [28] 他们贩卖的便宜羊毛织品大量进入南意大利，以至于到1465年，即便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是当朝阿拉贡国王的侄子，也要试图禁止进口这些商品。 [29]
公元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的商业网络还有其他一些微小但极为重要的变化。完善的本地商业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通常，船舶并不会前往太远的地方，而是在附近的便利地区寻找货源。小镇托萨（Tossa，可能只有三百名居民）与巴塞罗那之间来往不断，将产自加泰罗尼亚森林的大量木材运往巴塞罗那。 [30] 另一处木材产地马塔洛（Matarò）则更为重要，当地教堂中有一条精美的圆形商船“纳乌”（nau）的模型，现存于鹿特丹（Rotterdam）；它堪称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造船技术的极佳证明。 [31] 另外一条相当活跃且很重要的小规模商路，是用于鱼类贸易的商路。1434年的税收记录表明：在四旬斋期间，大宗腌制沙丁鱼从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运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人特别喜欢食用鳕鱼、金枪鱼和鳗鱼。源源不断的油、蜂蜜、木材、金属、毛料、皮革、染料汇集到西班牙海岸——大量当地产品的贸易为遭受黑死病袭击后的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础。 [32]
公元1462年之后的十年中，巴塞罗那的商业因加泰罗尼亚内战而衰落，但1472年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33] 15世纪70年代，许多领事被派到了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的港口，负责料理当地的加泰罗尼亚商务。这些港口包括亚得里亚海的杜布罗夫尼克与威尼斯，西西里王国辖下的特拉帕尼、撒丁岛与马耳他。来自德意志和萨伏伊的商人也汇集到巴塞罗那。 [34] 这里再次充满了商机。同样，马略卡岛虽然经历了内乱，但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船只从马略卡岛出发，驶向北非、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那不勒斯、撒丁岛，甚至偶尔还会前往遥远的罗得岛和亚历山大。留存至今的15世纪前半期马略卡与北非之间的航行记录有近四百份，其中80%的商船是从马略卡出发的。与数百年前一样，马略卡是加泰罗尼亚与北非之间商贸的中枢，而北非因出产大量优质货源，是商人们大批前往的市场。在马略卡，充当保险经纪人的犹太人阿斯特赫·柯西比利（Astruch Xibili）生意兴隆，他主要为往返西班牙本土、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商船提供保险。 [35] 与巴塞罗那一样，马略卡对海洋保险也越发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穆斯林海盗不时攻击基督徒商船，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各城镇也经常爆发起义。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时期从事跨海贸易的商人们强大的适应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是乐观精神。
在阿拉贡王国治下，有一座城市经历了切切实实的繁荣，它就是巴伦西亚。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曾写道：“对于巴伦西亚来说，公元15世纪就是黄金时代。”特别是想到在15世纪“像陀螺仪一样稳定的”巴伦西亚金币时，就会发现这种表述相当贴切。 [36] 在阿拉贡五世离开西班牙前往意大利之前，巴伦西亚是他最钟爱的居所，这反映在城中的众多艺术作品以及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中。巴伦西亚对商业机构的发展影响极大。“海事代理”法庭在恢宏的凉廊中设置，其法官的地位相当于王室法官，他们聚到一起处理涉及海洋法以及商业法的案件。他们是从商会中选出的“最能干、最明智、最有经验”的成员，他们需要尽快做出判决，不搞任何浮夸的仪式，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做出公平的判决。不过，他们更倾向于庭外和解，因为其目的是促进社区的和谐，而非鼓励纷争。 [37] 巴伦西亚的海事法庭因1494年由市政府刊印的极为详细的法律条款而声名远扬，这部被称为《海事代理法》 [38] 的法律也被广泛地学习与研究。
该法强调了海事法中的古老问题：
如果有货物或财产在装船后遭受鼠害，而且船主没有在船上养猫以避免鼠害，那么船主就需要赔偿这些损失。但这并不适用于以下情形：当货物装载上船时船上有猫，但在航行期间，猫死了，且在船能够靠岸、船主能够再买到猫之前，货物遭到鼠害。如果他在第一次装货出发之前即在可以买到猫的港口购买了猫并把猫放到船上，他就不必为货物遭到鼠害而负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船主的疏忽造成的。 [39]
遭遇风暴时，船长需将船上所有商人召集到甲板，并告知他们，他确信如果不把一些货物扔到海里，船只就会沉没。他需要明确宣布：
先生们，商人们，如果我们不减轻此船的重量，我们将会陷入危险，并将失去甲板上的一切，包括货物、商品和所有财产。如果您，慷慨的商人们啊，如果您允许我们减轻船的重量，那么我们就能在上帝的庇佑下挽救在场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船上的大多数货物……显然，扔掉一些货物要比人员死亡、整艘船沉没乃至损失所有货物的结果合理得多。 [40]
在《海事代理法》那一丝不苟的法律条文中闪现的基本原则是，责任必须认定，协议中各方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若一名船主告知旅客的出发时间晚于实际出发时间，那么他必须返还全部费用，并为相关的损害支付赔偿。客商们则需在他们没有遵守相关惯例与规则时，承担相应责任。 [41] 由于巴伦西亚还对外出口高品质的瓷器（包括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以及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定制的成套餐具），因此他们需要很谨慎地雇用熟练的搬运工，后者知道如何将瓷器搬运装船。如果搬运工的工作本身很出色，但仍然出现了一些破损，那么就需要由商人们来承担损失，而非船主。 [42] 水手们在周日、周二和周四可以吃到肉食，其他日子主要是喝汤；在每天的晚餐中他们食用为乘船而特制的干粮，用奶酪、洋葱、沙丁鱼或其他鱼作辅食。此外，船上还会定量供应葡萄酒，但这种酒是在船上用葡萄干甚至无花果制成的（浸泡在水里，然后产生出一种甜甜的、泥土色的酒浆）。 [43]
巴伦西亚受益于巴塞罗那的困境——银行业危机、毕加党与布斯卡党之间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巴塞罗那贵族经常将外来的钱商驱逐出城。 [44] 巴伦西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处于意大利北部与大西洋之间的商路上。 [45] 热那亚与佛罗伦萨的帆桨船会经过伊维萨岛，绕过巴塞罗那，来到这里。汇集到巴伦西亚后，船上会装运一些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些是仍然生活在巴伦西亚郊区的众多穆斯林所特有的产品，包括干果、糖、大米，这些商品在英格兰的宫廷中极受欢迎，英格兰人会将大米、鸡肉丁和糖与一种被称为牛奶冻的白色调合剂混合在一起。 [46] 外国资本主宰着巴伦西亚，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扩大了巴伦西亚相对于更加排外的巴塞罗那的优势。这里有热那亚人、米兰人、威尼斯人和托斯卡纳人、弗兰芒人和德意志人的活跃的社区，他们将巴伦西亚作为自己在地中海上的基地。 [47] 米兰人主要进口武器和其他金属器物。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商人从大宗羊毛贸易中获利，这些羊毛来自卡斯蒂利亚高原，有一部分是由托莱多（Toledo）的犹太人经营。 [48] 来自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商人与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国做生意。 [49] 公元15世纪末，贪婪的斐迪南国王向城市征收高额税收减缓了其发展的速度。 [50] 不过，阿拉贡国王的收入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收入还会更多：西西里盛产小麦和糖，撒丁岛盛产小麦与盐。 [51] 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王国的繁荣恰恰得益于黑死病之后经济的快速调整。
3
巴伦西亚的成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缺少虔诚的犹太人的身影。在公元15世纪，与西欧的其他国家相比，伊比利亚诸王国有一个独有的特征，那就是每个王国中都存在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在西班牙，有时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日常往来非常和谐，基督徒会去参加穆斯林、犹太人的婚礼，穆斯林与基督徒也会在巴伦西亚建立联合作坊。但到14世纪晚期时，和谐共存被彼此间的不信任取代。黑死病的传播被归咎于犹太人，并导致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地区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 [52] 瘟疫的影响之一在于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其成员有时会将犹太人视为商业竞争对手。在14世纪晚期，西班牙南部埃西哈（Ecija）的副主教费兰·马丁内斯（Ferran Martínez）情绪激昂地布道，反对犹太人，要消灭犹太会堂并要求摧毁其圣卷与经书。卡斯蒂利亚国王也无力遏止这位副主教释放出来的暴力信号。1391年，在这位副主教的支持下，塞维利亚最先发生了民众暴乱，然后向北、向东席卷到阿拉贡国王的辖区，与之相伴的是犹太人被屠杀以及许多人皈依基督教。
这一事件影响了整个西地中海，导致公元1392年一整年阿拉贡控制下的西西里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53] 巴伦西亚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复存在，因为原有2500人的犹太社区经历了屠杀或被迫改宗之后，只余200多人还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同样在巴塞罗那，从8世纪时就已存在的犹太社区也遭受严重打击。位于巴塞罗那老城西北角的犹太人社区“卡尔”（Call）遭到严重侵袭。在马略卡岛，一次农民抗议副总督的行动失去控制：当他们无法攻下马略卡城外的贝尔维尔（Bellver）城堡时，他们就转向犹太人的“卡尔”，侵入城区，杀害了他们所遇到的许多人。进一步的压力来自上层，1413～1414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一世与教宗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在托尔托萨举办了一次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公开辩论。这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辩论，而是一次迫使许多犹太人领袖皈依基督教的机会。 [54] 在阿拉贡国王的统治下，公开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人数锐减，不过在皈依者当中有许多人仍在家中秘密坚持他们祖先的宗教信仰。到15世纪80年代，随着西班牙王国之内宗教裁判所的重新建立，将这一实践保密变得越发重要。阿拉贡国王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处境已经跌至谷底，并不是因为大规模的驱逐，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重重压力。
公元1391年和1413～1414年犹太人的大批皈依似乎表明：迫于压力，大多数犹太人会选择皈依基督。当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于1479年登上阿拉贡王位后，他逐渐开始执行如其同名祖父一样的严苛政策。为了解决犹太人声明皈依基督教后却依然坚持其原传统宗教习俗［他们通常被称为马拉诺（Marranos）］的问题，他重启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并将其扩展到整个西班牙，这种行为甚至在古老的基督徒家庭看来都是国王干涉宗教的手段。 [55] 负责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会修士们使斐迪南相信：如果不把所有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人从西班牙驱逐，将犹太人与皈依者隔离开，那么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 [56] 斐迪南最希望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皈依，而非离开西班牙（他并不厌恶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而偏爱真诚的“皈依者”）。然而，法令颁布后却导致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相当多的犹太人——可能有7.5万人——放弃了西班牙，不过这个时期离去的大多数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犹太人，因为在1391年动乱之后，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的许多犹太人社区已经消失。然而，许多西班牙的犹太人，无论是阿拉贡的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都需要经由阿拉贡国王治下的港口前往流亡地。
难民们得到的待遇有时相当好，有时则相当恶劣：关于犹太人被船长和水手们扔到海里的故事没有任何可被质疑的。 [57] 摩洛哥的苏丹并不想接受他们，所以去往距离最近的伊斯兰国家并不是好的选择。尽管搭载他们的船只大多数属于热那亚人，但热那亚也不欢迎他们，因为它从来不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一小片地区，那里到处都是废弃的石头和瓦砾；在经历了严酷的冬季后，许多人就会甘愿选择皈依基督教。 [58] 更理想的选择是在意大利南部寻找新家园，在那儿，斐迪南的侄子费尔南多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并保证他的官员们会为每位移民进行登记，以确定那个人作为工匠或商人的特殊技能。费尔南多还不断声称犹太人将获得“人道”（humanamente ）待遇。数月后，费尔南多接收了第二批犹太难民，这一次是来自阿拉贡治下的西西里，尽管巴勒莫的市议会表示反对，担心驱逐犹太人会影响经济，但犹太人还是遭到了驱逐。 [59] 当斐迪南征服新的领地时，他依然积极地推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公元1509年他把犹太人逐出奥兰（Oran），1510年将犹太人逐出那不勒斯。 [60]
这些流亡的犹太人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引发的冲击。他们穿过意大利南部，当他们再次遭到驱逐时，就从那里继续分散出去：有的向北前往比较友善的亲王治下的费拉拉（Ferrara）与曼图亚（Mantua）；其他人则拥向奥斯曼人的辖区，苏丹几乎无法相信，他竟然有如此好运，获得了拥有高级技术的纺织工人、商人和医师。公元16世纪时，一位身在奥斯曼宫廷的法国代表写道：
他们之中有各种拥有精湛技艺的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放并驱赶出来的马拉诺，他们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危害与灾难，因为他们把各种用于战争的发明、技术以及机械教给土耳其人，如制作火炮、火绳枪、火药、炮弹以及其他军火；他们还带去了其他地区从未见过的印刷术，通过它，他们可以精美的字母随意印制各种语言的各种书籍，如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很自然的他们所需要的希伯来语。 [61]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广大区域，穆斯林是少数族裔，因此接纳犹太人在他们的辖区生活没有任何困难，但需要接受顺民（dhimmi ）身份的各种限制。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成为安置这些犹太人的特别地区。
许多流亡者将被驱逐出西班牙视为一种标志：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头，很快就会终结，犹太人将在弥赛亚（Messiah）的带领下得到拯救。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些人前往他们远祖生活过的土地，定居在加利利（Galilee）山区中的萨法德（Safed），他们也热切地想在那里建立纺织工场和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他们专心投入卡巴拉教派（kabbalistic）的经文编撰中，还创作礼拜用的诗歌，这些诗歌后来传播到地中海全境以及之外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位拉比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从托莱多附近的马克达（Maqueda）游历至非斯，然后抵达埃及，最后来到萨法德，在这里，他梦想着重建古代犹太圣贤的会议——犹太公会（Sanhedrin），作为弥赛亚时代的序幕。 [62] 当流亡犹太人向东迁徙时，他们带着对西班牙——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塞法迪（Sepharad）——的记忆。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中的许多人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继续讲着15世纪的西班牙语，并将这种语言传播至奥斯曼帝国境内以及北非的犹太人社区——这种语言经常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不过它也从其他语言，如土耳其语中吸收了一些词。生活在地中海的犹太人广泛使用拉迪诺语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它还表现在这些塞法迪犹太人的礼拜仪式与行为方式被希腊、北非以及意大利大部的犹太人采用。因为塞法迪人坚持认为他们是相当于绅士（hidalgos ）级别的犹太贵族后裔，是生活在西班牙繁荣时期的犹太贵族。先知俄巴底亚（Obadiah）不是提到过“被驱逐到塞法迪的耶路撒冷人”吗？
公元1492年还见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终结。1月2日，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战争后，格拉纳达国王布阿卜迪勒（Boabdil）率其城市部众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投降，这也有助于实现伊莎贝拉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诉求。投降协议保证穆斯林有权留在他们原来的王国内；如果他们确实想离开，那么国王与王后将为他们乘船离去付账。只是到1502年，格拉纳达以及所有卡斯蒂利亚王国领土上的穆斯林才遭到驱逐，因为此前三年格拉纳达山区爆发了穆斯林起义。不过，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地区却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那里的穆斯林居民聚居于巴伦西亚王国以及阿拉贡南部。15世纪时，巴伦西亚王国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人口是穆斯林，随着基督徒人口的增多以及诸多穆斯林家庭改信基督教，穆斯林人口不断减少。如今，在巴伦西亚大教堂外，每周四仍然会召开著名的水务法庭，目的是调解城外农田的用水纷争，其中就保存着一些中古时代晚期穆斯林农民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63] 但与伊斯兰世界的隔绝以及精英群体的缺失意味着：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得努力维持他们的伊斯兰知识，或在某些领域还要努力维持阿拉伯语的使用。 [64] 斐迪南是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意识到驱逐穆斯林会在王国内引起人口流失以及经济混乱，毕竟这个帝国的繁荣在经历他父亲治下的内战后已经出现了危机。他去世9年后，也就是1525年，新任国王才再次试图促使西班牙的每个穆斯林都皈依基督教，而且直到1609年，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的西班牙穆斯林才开始被粗暴地全部赶出西班牙。 [65]
4
在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斐迪南与妻子伊莎贝拉的地位几乎相等，而在阿拉贡，她却只是王后。但当公元1504年伊莎贝拉去世时，斐迪南摄政卡斯蒂利亚的要求连续数年遭西班牙议会拒绝，这激励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到地中海，试图恢复他叔叔阿方索曾创立的地中海帝国。他关注的是阿拉贡王国的未来，并且认为在他死后，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会再次分裂。在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伟大船长”科尔多瓦的费尔南多·冈萨雷斯（Fernando González de Córdoba）的帮助下，他于1503年重建阿拉贡对那不勒斯的直接统治，还与法国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法国人在国王路易十二（Louis Ⅻ）的统治下重返意大利，其打击土耳其人的意图并不是很强烈，更看重的是落实路易对米兰公爵权位的继承要求。 [66] 对于斐迪南来说，他与阿方索一样，那不勒斯并不是其目标：斐迪南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救世情结，为了发起一场十字军运动并击败土耳其人以收复耶路撒冷，他还组织了一些前往东方的远征军，如由“伟大船长”统辖的小舰队曾对凯法利尼亚岛发动攻击——当然，这里距离亚平宁半岛的靴跟处并不远。 [67] 斐迪南的这些白日梦又进一步被一位古怪热那亚水手的执着所刺激，此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坚持他能够在印度为国王找到足够的黄金以支撑他想做的任何事。 [68]
斐迪南更愿意其加泰罗尼亚臣民航行于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受到叔叔阿方索的影响，要构建一个包括西西里、撒丁岛、那不勒斯、马略卡岛以及新占领的北非领土的“加泰罗尼亚共同市场”（Catalan Common Market）。在公元1497年，梅地纳-多尼亚公爵已经表明征服摩洛哥海岸的梅利利亚（Melilla）是多么容易；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西班牙人。在意志坚定的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的帮助下，1509年，斐迪南夺取了奥兰。这位上了年纪的枢机主教骑在一头骡子上，高举着一柄银十字架，冲在西班牙军队的最前面，鼓舞着人们为基督而战。征服了格拉纳达之后，他的激情并未退却，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蔑视，他将许多阿拉伯语书付之一炬，并为自己能将这些人类的大量知识销毁而深感幸福。征服奥兰之后，1510年，斐迪南又夺取了布日伊和的黎波里。 [69] 西班牙人在北非沿线一直向东到利比亚建构起的防线巩固了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西部与中部的控制，但也燃起了各地穆斯林敌手的怒火，他们决心收复被西班牙人占据的城市。在斐迪南很高兴能在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中不断取得胜利时，他在非洲的扩张野心又有了一个实践难度。他若控制了马格里布（Maghrib）沿海地区，就能够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其他前往东方的商船提供保护，这不是因为欧洲的商船要沿非洲海岸前行，而是因为西班牙人控制这里后可以遏制穆斯林海盗。
斐迪南的行为表明：在他的意识当中，地中海是多么重要，在伊莎贝拉去世后，他在那不勒斯花费了数月时间，让受到战争破坏的南意大利王国恢复元气。他迎娶了一位新妻子，极富才干、颇有教养的比利牛斯（Pyrenean）公主富瓦的杰曼（Germaine of Foix），希望她能为他诞下一位男性继承人以继承阿拉贡王国的领地。 [70] 然而，他的所有恢宏计划都因男性世系的中断而打了折扣。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儿子——胡安王子（Infante Juan）早早过世，而富瓦的杰曼也未能为他留下继承人。如此一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就传给了斐迪南那精神错乱的女儿胡安娜（Juana）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哈布斯堡（Habsburg）王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 [71] 在查理治下，西班牙内部的权力从阿拉贡最终回到卡斯蒂利亚。随着新世界贸易航路的开辟，卡斯蒂利亚，特别是塞维利亚将走向兴盛，而加泰罗尼亚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则渐趋停滞。阿拉贡人仍在追诉其在意大利的传统利益，但卡斯蒂利亚人逐渐从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那里取得了对地中海帝国的掌控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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