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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6.土耳其的海
1543～1560年
到了16世纪40年代，局势已经很明朗，查理五世在争夺地中海的战争中处于下风。普雷韦扎的惨败使得各基督教国家无法再次合作；阿尔及尔的灾难确立了这座城市作为伊斯兰海盗活动之都的地位。此时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叛教者从地中海各个角落蜂拥奔赴阿尔及尔，参加对基督教海岸和航道的劫掠。
在这种气氛下，1543～1544年法国海岸的非同一般的景象尤其令基督教欧洲震惊和惶恐。法国和查理五世又打了起来，于是弗朗索瓦一世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和苏莱曼的联盟。巴巴罗萨受邀与法军合兵一处。他们一起洗劫了尼斯城，查理五世的一个附庸属地；1543年冬天发生了令基督教世界瞠目结舌的事情：巴巴罗萨麾下凶猛的细长型桨帆船安全地停泊在法国港口土伦。土伦城内有3万名奥斯曼士兵；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基督教墓地遭到了亵渎。土伦城被迫使用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城内飘扬着召唤穆斯林祈祷的呼声，每天五次。“看到土伦，你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君士坦丁堡，” [1] 一名法国目击者宣称。似乎东方国度已经秘密入侵了基督教海岸。自称“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同意为巴巴罗萨的舰队提供过冬的粮草，并加强他的部队，以便“他可以统领大海”，条件是巴巴罗萨应当继续劫掠查理五世的领地。事实上，被迫供养这批不受欢迎客人的是土伦居民。
这种奇异的联盟很快就因为双方的貌合神离而出现裂痕。对于这项令全欧洲震惊的联盟，弗朗索瓦一世是三心二意、支吾搪塞的。巴巴罗萨对盟友的软弱十分鄙夷，于是将整个法国舰队扣押，索要赎金。法国人开始觉得自己和魔鬼结了盟约；弗朗索瓦一世最终不得不付给巴巴罗萨80万金埃居，请他拿钱走人。赎金当然是土伦居民出的，这让他们成了穷光蛋，但同时也因为土耳其人的离去而松了一口气。
1544年5月，奥斯曼舰队驶往伊斯坦布尔，陪同他们的还有5艘法国桨帆船，后者身负觐见苏莱曼的外交使命。船上有一位法国神父，名叫热罗姆·莫朗。这位醉心于古典 [2] 文化的教士自愿参加此次航行，担任船队的神父。他迫切希望看到君士坦丁堡和沿途的古典世界的遗迹。
莫朗在一艘桨帆船的甲板上饱览了地中海的自然和人工奇观，将旖旎的盛景全部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他目睹了海上闪电风暴的可怕景观和桅杆顶端圣艾尔摩之火 [3] 的诡异闪烁。他看到了仍然被涂成鲜艳的蓝色和金色的古罗马别墅遗迹，还在黑暗中驶过了斯特龙博利岛的火山，后者“一刻不停地吐出巨大的火焰”。武尔卡奈罗岛的沙滩“黑如墨汁” [4] ，令他叹为观止；他还凝神观看了岛上冒着气泡、带有硫黄气味的火山口，它令人想起地狱的深渊。在希腊南部的奥斯曼帝国港口莫东 [5] ，他参观了一座完全由基督徒骨骸搭建成的方尖碑，还登陆游览了特洛伊古城的遗址，最后抵达了“著名的、皇家的、非常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城” [6] 。当他乘坐的桨帆船经过苏丹皇宫时，礼炮齐鸣，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一路上，他也很不情愿地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海权的强大。
苏莱曼为巴巴罗萨提供的帝国舰队（120艘桨帆船和一些支援帆船）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意大利西海岸肆虐。查理五世的海岸防御体系无力抵挡这样武装强大、机动性超强的敌人。听到海盗接近的消息时，人们直接逃之夭夭。空荡荡的村庄被焚毁；有时入侵者会追击逃亡的平民，深入内陆好几英里。如果人们躲进一座牢固的海岸堡垒，桨帆船的船长们就将船头转向海岸，用大炮猛轰城墙，或者把船上的大炮拖曳上岸，攻打堡垒，也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他们根本不怕反击。只有少量西班牙士兵把守着孤立的瞭望塔。在海上，多里亚的侄子詹奈托率领25艘桨帆船追踪敌人的舰队，但刚有交锋的迹象，就被迫撤回了那不勒斯。
莫朗一天又一天地观看土耳其舰队的活动。伊斯兰圣战、帝国争霸、私人劫掠和恶意报复杂糅在一起，共同鞭策着土耳其人的劫掠活动。他目击了规模庞大的人口掳掠行动。每次袭击过后，男女和儿童身披锁链排成长长的一队，被驱赶到岸边登船，在海上还要面对与陆上同样大的风险。有时，某些海岸村庄会进行一种残酷的抽彩，抽中的人就要被交给海盗，他们希望这样至少能保住一部分人口。埃尔科莱港愿意交出80人，由巴巴罗萨自己挑选，条件是释放30人。他接受了这个交易，但仍然把村庄付之一炬，只有一间房屋没有被烧毁。在伊斯基亚岛，土耳其舰队烧毁了多个村庄，抓走了2000名奴隶。防御工事当然会被摧毁。他们发现吉廖岛已经人去房空，于是将村镇夷为平地，但城堡还做了抵抗，于是又把城堡炸了个稀巴烂。投降的632名基督徒被卖为奴隶，但他们的指挥官和教士则在巴巴罗萨面前被斩首，以儆效尤。这是一种精心设计、非常有效地打击敌人士气的方法。“这真是非同寻常，”莫朗证实，“仅仅提到土耳其人，就让基督徒不仅失去了力量，还丧失了智慧。” [7] 巴巴罗萨使用的是成吉思汗式的极端残暴手段。
他的某些镇压行动是发泄私怨，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在海岸城镇特拉莫纳，他命人将前不久去世的巴尔托洛梅·佩蕾蒂的遗体从墓穴中掘出，按照仪式将其开膛破肚、剁成碎片，然后把残尸和他的军官和仆人的尸体一起在公共广场上焚烧。巴巴罗萨离去之后，人肉烧焦的气味还弥漫在空中。战战兢兢的老百姓从藏匿地点溜出来，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震惊。这是对佩蕾蒂前一年袭击巴巴罗萨的故乡莱斯博斯岛、摧毁巴巴罗萨父亲的住宅的报复。
奥斯曼人继续航行。舰队焚烧了伊斯基亚岛上的数个村庄并带走了2000奴隶。他们的舰队如同遮天蔽日的黑翼一般扫过那不勒斯时，那里的居民和守军畏缩在岸炮后面，不敢露头。更南方的萨莱诺只是因为一个奇迹才得了救。桨帆船群逼近萨莱诺时天色已黑，如此接近城市，莫朗甚至看得见城内窗户里的灯光，这时“上帝大发慈悲”，伸出了援手。突然间刮起了暴风，“西南面的残酷之海漆黑一片，桨帆船甚至互相都看不见，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倾盆大雨，令人无法忍受”。船上挤在露天甲板上的基督徒划桨奴隶被淋成了“落汤鸡”，还遭到残酷的殴打。一艘满载俘虏的小型划桨船在风暴中倾覆，“除了一些游泳逃生的土耳其人外，其他人全部溺毙” [8] 。
在伊斯基亚岛上卸下奴隶
与土耳其人一起航行的法国人越来越为他们的暴行瞠目结舌，最后利帕里岛（西西里外海的一系列火山岛中最大的岛屿）发生的事情终于让法国人忍无可忍了。利帕里岛民已经得知土耳其舰队接近的消息。他们加强了防御工事，但没有将妇女儿童疏散，也没有撤往装备精良的要塞。海雷丁派遣5000人和16门大炮登陆，准备长期围困。在他狂轰滥炸的时候，守军试图进行谈判；他们提出1.5万杜卡特的赎金，但海雷丁索要3万杜卡特和400名儿童。最终守军以为已经达成了协议，将为每个人都支付赎金。于是他们举手投降，交出了城堡的钥匙，但海雷丁背信弃义，除了支付大量赎金的一些富户外，将所有人都卖为奴隶。普通百姓被命令一个个从凶残执拗的帕夏面前走过。年老体衰和没有价值的人被用木棒狠揍一顿，然后释放。其他人则被用铁链锁住，带到利帕里岛的港口。海盗们发现有些高龄居民躲在大教堂内，于是抓住他们，扒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活活地开膛破肚，“借此泄愤”。莫朗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行为。“当我们问这些土耳其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可怜的基督徒，他们回答说，这种行为具有极大的美德。这是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 [9] 莫朗也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会允许如此的苦难发生；他只能得出结论，这是由于基督徒自己的罪孽，因为据说利帕里人“喜好鸡奸” [10] 。
深受震动的法国人自己掏腰包，赎买了一些俘虏，然后看着其他人被带走，目睹“命运悲惨的利帕里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被卖为奴隶。他们泪流满面、发出呻吟和抽噎；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忧伤的眼睛里抑制不住地涌出泪水” [11] 。查理五世血洗突尼斯，海雷丁蹂躏利帕里：争夺地中海的角逐已经成了残害平民的战争。利帕里的城堡、大教堂、墓园和房屋遭到洗劫和焚毁。全城成了冒着黑烟的瓦砾堆。巴巴罗萨安排了暂时停战，主动提出在附近的西西里将新俘虏全都卖掉，这时法国桨帆船编了个借口，自己离开了。
1544年夏季，巴巴罗萨从意大利海岸和附近的海域俘虏了约6000人。在返航途中，超载运送奴隶的船只处于危险中，于是船员们将几百名较虚弱的俘虏投入了大海。他胜利返回金角湾时已是黑夜，港内礼炮齐鸣、灯火通明，欢迎他的凯旋。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岸边，争相一睹“大海之王” [12] 的凯旋。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大远航。1546年夏季，八十高龄的巴巴罗萨在自己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宅邸内因热病死去，广大群众对他哀悼不已。他被安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座宏大陵墓内。后来所有出征远航的将士都要来他灵前参拜。葬礼上“枪炮齐鸣，以圣徒应得的礼仪纪念他” [13] 。在几十年的恐怖之后，基督徒几乎不敢相信，“邪恶之王”真的已经死了。基督徒对他的名字的恐惧到了迷信的程度，有种传说一直流传下来：他可以离开自己的坟墓，与亡灵一起在大地上漫游。只有一位希腊魔法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坟墓内埋葬一只黑狗，对焦躁不安的阴灵进行安抚，让它重返哈得斯。
巴巴罗萨的确也不断“回到人间”来威吓基督教海岸。在他身后，有新一代海盗头子继承他的衣钵；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叫作图尔古特（基督徒称他为德拉古特）。他生于安纳托利亚海岸，人生轨迹与导师巴巴罗萨如出一辙：他起先是马格里布海岸的雄心勃勃的私掠海盗，后来参加过普雷韦扎海战，从1546年起向苏莱曼效忠达二十年之久。巴巴罗萨在大海里播种了龙牙 [14] ，将有一代代的海盗前赴后继。
巴巴罗萨在1544年的最后一次大远征证明，穆斯林舰队可以在海上随意巡游，指哪打哪。这些规模宏大的扫荡是地中海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而土耳其人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掳掠人口是土耳其帝国政策的工具，造成的损害是极大的。从巴巴罗萨于1534年首次率领帝国舰队出航起的四十年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岸损失了大量人口：1535年，梅诺卡岛损失了1800人；1544年，那不勒斯湾损失了7000人；1551年，马耳他外海的戈佐岛损失了5000人；1554年，卡拉布里亚损失了6000人；1566年，格拉纳达损失了4000人。土耳其人有能力以优势兵力向具体的地点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他们能够登陆并恣意摧毁相当规模的海岸城镇，甚至能够威胁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540年，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将图尔古特围困在撒丁岛海岸，将其俘虏，并把他卖为划桨奴隶。巴巴罗萨发出威胁，如果不将图尔古特赎回，就将封锁那不勒斯；热那亚人认为服从这个条件是上策。多里亚和巴巴罗萨两人亲自会面来商谈具体的条件。3500杜卡特的赎金对基督徒来说是笔糟糕的买卖：十一年后，图尔古特自己封锁了热那亚。在普雷韦扎战役之后，基督徒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来回应这样的威胁。查理五世忙于同时进行好多场战争，因此无暇，或者无力，在海上对抗土耳其人。这时多里亚能做的仅仅是施加一些压力。
海盗的袭击也不仅仅是通过大舰队的行动进行的。查理五世和苏莱曼之间的战争此消彼长，取决于发生冲突的时机，但在1547年，苏丹与皇帝签署了一项和约，以便抽出精力来征讨波斯，于是海上的大规模远征暂时就停止了。尽管如此，战争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马格里布野心勃勃的海盗填补了这个真空，给基督教海岸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苦难。奥斯曼舰队是大大咧咧地打破各地的防御，而这些实力较弱的海盗则诉诸伏击和偷袭。这种恐怖暴行更为狡诈和迂回。偷袭取代了正面猛攻。
海盗的策略很快就为人们所熟知，令人战栗。可能会有几艘小型划桨船在外海游弋，躲在海平线下，熬过白天的炎热。同时他们会派遣一艘俘虏来的渔船去侦察海岸，可能会让一名本地的变节者来指认合适的目标。船队会在凌晨行动，低矮的黑色海盗船在满天星光下劈波斩浪，驶过夜幕下的大海。船上没有灯笼；海盗用木塞堵住基督徒划桨奴隶的嘴，防止他们喊出声来。船首抵岸时，海盗迅速突袭村庄；他们踢开房门，把衣衫不整的居民从床上拖下来，砍断教堂大钟的绳子，以防止村民发出警报；几声尖叫和犬吠在广场上回响，一大群稀里糊涂的俘虏被带到他们自己的海滩上，驱赶上船。然后海盗就消失了。“他们掳走年轻女人和儿童，”一名西西里村民对这样一次袭击回忆道，“他们抢走货物和金钱，然后闪电般回到他们的桨帆船上，定好航向，就消失了。” [15] 恐怖主要在于它的出其不意。
到16世纪中叶，地中海周边的人口失踪已经是家常便饭，在海边劳作的人会突然间踪迹全无：单独驾船出海的渔夫、在海边放羊的牧人、收割庄稼或者料理葡萄园的劳工（有时甚至在内陆几英里处也不安全）、在岛屿间不定期航行的船只上的水手，全都是海盗绑架的对象。被海盗劫持后，几天之内他们就可能出现在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上，或者被关押在海盗船上，跟随寻找更多战利品的海盗船进行漫长的航行。在途中身体变虚弱或者死亡的人会被丢到海里。
在特别残酷的情况下，俘虏可能会在一两天后就重新出现在自己的村庄。海盗会出现在近海，升起停战旗，展示俘虏，索取赎金。哀痛无比的亲属们会有一天的时间去筹集赎金。有的人家可能会将自己的田地和船只抵押给当地的放债人，于是陷入一个不可逃避的债务旋涡。如果他们没能筹到赎金，人质就会彻底消失。那些非常贫穷且目不识丁的农民很少有机会被赎回，因此很少能再次看到自己的家园。
这种突然袭击让基督教海域陷入了深深的恐惧。那些在海上或者陆地上被掳走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被俘的创伤。“至于我，”法国人杜·沙斯特莱对那个噩梦时刻回忆道，“我注意到一个高大的摩尔人向我走来。他的衣袖一直卷到肩膀上，只有四个指头的大手握着一把军刀；我害怕得说不出话来。这张乌黑的脸奇丑无比，带有两个象牙白色的眼珠，丑恶地转来转去，给我带来的恐惧远远超过人类先民目睹伊甸园门前带火宝剑时的恐惧。” [16]
这种恐惧因种族差异而加剧。在狭窄的地中海上，两个文明通过突然的暴行和复仇互相接触。欧洲人此时正在西非劫掠黑奴，但在地中海，他们自己却是被奴役的对象，尽管在16世纪，被伊斯兰世界奴役的欧洲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欧洲人掳走的黑奴。而且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是一种冷酷的生意，而在地中海，奴隶贸易却受到互相的宗教仇恨的激发。伊斯兰世界的袭击不仅仅是为了损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物质基础，也是为了打击对手的精神和心理基础。热罗姆·莫朗于1544年目睹的对墓园的洗劫和对教堂的仪式化亵渎有其深意。意大利诗人库尔蒂奥·马太哀叹“上帝蒙受的凌辱”：圣像被用匕首插在地上，圣礼和祭坛遭到嘲讽。他还为挖掘死尸、捣毁已经辞世的几代人的遗骸的恶行震惊不已：“我们死者的遗体已经入土十多年，在地下也不得安宁。” [17] 海盗在意大利民间传说中成了地狱的代理人，而让人愈发无法忍受的是，这些撒旦的使节往往是为形势所迫或者心甘情愿改宗伊斯兰教的叛变基督徒，而这些人对自己的家园非常熟悉，因此更能够大肆破坏。
在这种大环境下，查理五世在1541年没能收复阿尔及尔，就显得尤其严重。这座城市现在得到了一座防波堤和强大防御工事的保护，成了海盗活动的中心。这是座充满淘金热的城市，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梦想变得像巴巴罗萨那样富有。来自贫瘠大海的各个角落的冒险家、私掠海盗和浪荡子，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都争先涌向这座城市，打算在“掳掠基督徒” [18] 的生意上一试身手。这座城市有的地方像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大市场，奴隶和战利品在这里买卖转手；有的地方则像是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成千上万的俘虏被关在奴隶营地里。这些营地由澡堂改建而成，黑暗、拥挤、臭气熏天。每天奴隶们都戴着镣铐，从这里被领出去做苦工。富有的俘虏，比如在阿尔及尔被关押了五年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等待赎金的时间里或许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善待。贫穷的俘虏就必须搬运石头、伐木、采盐、修建宫殿和壁垒，最糟糕的情况是去船上划桨，直到疾病、虐待和营养不良夺去他们的生命。
1540年之后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人被卖为奴隶，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并不是只有一方在做的生意。双方在整个地中海都在进行“掳掠人口”活动，如果说伊斯兰世界的贩卖奴隶活动很猖獗的话，基督教世界也进行了小规模的以牙还牙。圣约翰骑士团就是冷酷无情的奴隶贩子，尤其是拉·瓦莱特，那个年轻时曾在罗得岛作战的法国骑士。骑士们以马耳他为基地，派出一小群重型武装的桨帆船，重新回到了他们在爱琴海的旧有活动范围，袭扰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航道。骑士们和海上的任何海盗一样心狠手辣、毫无顾忌。热罗姆·莫朗抵达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时，骑士们刚刚“拜访”过这里。岛民们欢迎了这些“朋友和基督徒”，直到一天早上，岛民们在离开城镇，下地干活时，“这个骑士和他的部下看到城堡里人很少，于是杀了他们，洗劫了城堡，掳走妇女、男孩和女孩作为奴隶” [19] 。这个丑恶行径很快就遭了报应。这名骑士自己被土耳其海盗抓获，送往伊斯坦布尔，莫朗在那里目睹他被处决。命运无常，风水轮流转。
骑士团不是基督教方面唯一的奴隶贩子。任何小规模的基督徒海盗都可以一试身手，劫掠地中海东部；意大利海岸上的里窝那和那不勒斯都有生意兴隆的奴隶市场。不少穆斯林被掳走，关进马耳他的奴隶营，或者押上教皇属下的帝国桨帆船，但穆斯林奴隶的数量远少于被抓到马格里布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奴隶。关于被卖身为奴的基督徒，留下了海量的文字叙述，但关于穆斯林奴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偶尔有模糊不清的关于个人苦难的记述会打破这普遍的沉默。16世纪50年代末，一个名叫胡玛的女子不断向苏莱曼哭诉，请求追回自己前往麦加朝觐却被圣约翰骑士团掳走的孩子。她的两个女孩已经被劫持到法国，改宗基督教，嫁了人。在伊斯坦布尔，呼天抢地的胡玛成了路人皆知的人物，她坚持不懈地守候在大街上，一旦苏丹骑马经过，就把请愿书塞到他手里。在她的孩子失踪二十四年后，苏丹穆拉德三世仍然写道，“名叫胡玛的女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拦住我的坐骑，呈上请愿书”。 [20] 据我们所知，两个女孩始终没有被追回来；她们的兄弟可能被卖作划桨奴隶，死在了一艘马耳他桨帆船上。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类似的小悲剧数不胜数，都是关于劫持和丧失亲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暴力活动的工具都是桨帆船。这种快速但脆弱的低矮船只是地中海的战争机器，是海洋条件造就的。海战如何进行、在何时何地进行，同样也取决于海洋条件。桨帆船吃水浅，因此可以轻松地靠岸，有利于两栖作战；它们可以潜伏在近海，准备伏击；也可以在笨重的帆船（其机动性完全受制于变幻难测的风向）周围任意旋转。与此同时，桨帆船的适航性惊人的差，而且依赖于不断地补充淡水（以供应桨手饮用），所以只能在近海行动。桨帆船每隔几天就要靠岸一次，因此它们的作战半径有限，部署也受到季节的制约。冬季的暴风意味着，每年10月至来年4月，海战都要暂时偃旗息鼓。最关键的是，海战的发动机是人力；16世纪的掳掠人口活动的所有动机中，抓人做划桨奴隶是重要的一项。
在15世纪，威尼斯海上霸权处于巅峰的时期，桨帆船的桨手都是志愿者。到16世纪，桨手主要是征募来的。奥斯曼海军很大程度上依赖每年从安纳托利亚和欧洲行省征募来的桨手。各国也都使用强制劳役：俘虏、罪犯等。在基督教国家的船上，还有因为生活贫困、无以为继而自己卖身为划桨奴隶的人。这些可怜虫每三四个人被锁在一条约1英尺宽的长凳上，正是他们使得海战成为可能。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苦干到死。他们的手足都戴着镣铐，就坐在桨位上拉屎撒尿，吃少得可怜的黑饼干，忍耐着口渴，有时甚至去喝海水。划桨奴隶的生命常常是悲惨而短促的。他们只穿着亚麻马裤，除此之外一丝不挂，皮肤被烈日炙烤；他们被锁在狭窄的长凳上，长时间无法睡眠，有些桨手因此发疯；在一艘战船努力俘虏敌船或者拼命逃跑时，需要长时间的剧烈劳动，这时保持节拍的鼓点和监工的皮鞭（由晒干的公牛阴茎涂上焦油制成）鞭策着他们拼命划桨，哪怕精疲力竭了也不能停歇。桨手拼死划桨的景象可怕得令人不敢直视。“对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划桨是最无法忍受和最可怕的工作。” [21] 英格兰人约瑟夫·摩根描绘了这样的景象，“一排排身子半裸、忍饥挨饿、部分皮肤被晒得黝黑、身体精瘦的可怜人，被锁在木板上，有时一连几个月都无法离开……裸露的皮肉遭到残忍的、持续的鞭打，被催促用力划桨，甚至超过人力可承受的范围，不断地继续最猛烈的动作。”人们从基督教国家的港口起航时，常常听到这样的祝福：“上帝保佑你，不要落到的黎波里的桨帆船上。”
划桨的奴隶们
有时由于疾病蔓延，一支舰队在几周内就能损失惨重。桨帆船是一个死亡陷阱、一条海上泔水沟，它的熏天臭气在两英里外就闻得到。当时的习惯是，隔一段时间就把船体沉入海底，以清洗上面的屎尿和老鼠。但如果船员们没被疾病打倒，活了下来，参加了战斗，桨手们就只能坐在那里，等待被自己的同胞和相同信仰的人杀死。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桨手在名义上都是自由人，但他们的处境好不了多少。苏丹从内陆省份征募大量桨手，其中很多人之前从来没看过大海。他们作为桨手没有经验，效率也不高，由于条件恶劣，往往大批死去。
桨帆船以各种方式消耗着人力，就像消耗燃料一样。每个死去的可怜桨手被抛下海之后，就必须有人接替他，因此总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西班牙和意大利官方的备忘录总是不厌其烦地报告桨手的缺乏，因此船只建造的速度常常超过桨手配备的速度。1555年，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舰队突然遭到了一场灾难，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10月22日夜间，骑士团的4艘战船安全地停泊在马耳他的港口内。桨帆船群的指挥官罗姆加（骑士团经验最丰富的船长）在自己旗舰的尾部睡觉。这时一场诡异的旋风从海上刮来，吹断了船只的桅杆，将船只打翻。破晓时，全部4艘桨帆船都底朝天地漂浮在灰色的海面上。营救者乘小船去寻找生还者，并查看船只的损失情况。他们听见其中一艘船内传出沉闷的敲击声，于是在船体上凿了一个洞，在黑暗中往底下张望。船上的宠物猴子迅速跳了出来，然后是罗姆加，他在一个水淹到肩膀，但是有空气的狭小空间内熬了一夜。直到用浮筒将船只扶正，大家才清楚地看到了全部的可怕景象：300名溺死的穆斯林划桨奴隶的尸体仍然被锁在长凳上，像白色的鬼魂一样在水里漂浮着。对船只的修理和更换还算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寻找新的船员却是真正的难题。教皇打开了那不勒斯大主教属下的监狱，提供了一批划桨奴隶；骑士们随后不得不乘船出海去抓捕更多奴隶，来填满桨手长凳。这对双方都是一样：很多的劫掠仅仅是为了补充人力，以便开展新的袭击。暴力是个恶性循环。桨帆船对人力的需求就是战争的一个动机。
在16世纪50年代，形势越来越明朗，查理五世在一步一步输掉这场战争。德意志和低地国家新教徒造成的麻烦、无休止的对法战争，甚至美洲的金银也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这一切都困扰着皇帝。他忙于维持整个帝国，无心长时间关注地中海局势。与苏莱曼的断断续续的停战也无助于大局。奥斯曼舰队不出动的时候，还有马格里布的海盗在放肆。海盗不断洗劫意大利、西西里、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的海岸，几乎不受任何阻挡。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下降对意大利南部影响特别大。有时当地的总督不得不命令将某一海岸地区的居民全部撤走，以免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掳走，就像1566年的亚得里亚海岸那样。但海盗还是蹂躏了500平方英里的乡村。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海上贸易不时地处于瘫痪的边缘。西班牙的地中海帝国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受到了这次无情劫掠的威胁。一位法国主教在1561年写道：“图尔古特紧紧掐住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咽喉……以至于马耳他、西西里和附近其他港口的桨帆船受到了图尔古特的严重骚扰和遏制，没有一艘船能从一个地方驶往另一个地方。” [22] 流言再次传遍整个地中海西部，声称这些攻击是大规模入侵意大利的序曲。在罗马，连续多位教皇为之战战兢兢，恳求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在马格里布，西班牙要塞一个个被攻克。圣约翰骑士团为查理五世防守的的黎波里于1551年陷落；此后，的黎波里就像阿尔及尔一样，成了伊斯兰海盗们的淘金地。贝贾亚于1555年被穆斯林占领。已经八十高龄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发动了一些反击，效果不一；他把图尔古特围困在杰尔巴岛的潟湖内，但这名海盗把自己的船只拖上岸，通过陆路把船拖走，轻松地溜出了多里亚的手掌心。次年，图尔古特再次出动，率领苏莱曼的帝国舰队进攻了马耳他。此后西班牙向非洲发起的远征都以灾难和死亡告终。
到16世纪50年代初，查理五世已经是个心力交瘁的老人，被整个帝国的重担压垮了。他极富责任感，对基督教世界的大小政务事必躬亲，积劳成疾，以至精神崩溃。他身患痛风病，财务完全被德意志银行家控制，他执拗地在一个个人的、微小的世界里寻求秩序。“他常常一连几天沉浸在忧郁中，”一名目击者记述道，“他的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蜷缩在身下，不肯接见廷臣，很多时间花在拆卸和组装钟表上。” [23] 1556年，他将西班牙王位禅让给了儿子菲利普二世 [24] ，隐居在一所修道院内，专心侍奉上帝。除了宗教书籍和他一辈子的日记外，他还带去了自己的世界地图以及尤利乌斯·恺撒的著作。他统治时期内最后一次海上灾难发生在1558年夏季：一支西班牙远征队在马格里布全军覆灭。消息传回西班牙时，查理五世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人忍心把这噩耗告诉他。
这时苏莱曼已经心满意足地宣布，他赢得了与主要对手的较量。1547年，他与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斐迪南同意年年纳贡，以保住自己的匈牙利领地。在苏莱曼看来，斐迪南已经成了一个附庸，而协议文本中将查理五世仅称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亲自在协议上签了字。苏莱曼自视高不可攀，不肯亲自与异教徒打交道，于是按照惯例让一名官员在协议上加上了皇家花押字。对苏丹来说，协议中的头衔、条件和行文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从此，他自命为“罗马人的皇帝”：恺撒。
查理五世尸骨未寒，苏丹就在白海迎来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时刻。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时，西班牙海岸的局势正在恶化，他不得不当即把注意力转移到地中海问题上。北非海盗已经进入大西洋，扰乱了西班牙盖伦帆船往返西印度群岛的交通。1559年，无休无止的对法战争暂时停顿，解决马格里布问题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到来了。
西班牙人拟定了计划，打算夺回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黎波里港，并重新获得地中海轴线的控制权。战役的准备工作就像西班牙所有的海上冒险一样，非常艰苦，而且还受到了腓力二世自己的某种压制。新国王和他父亲并不相像：查理五世喜好冒险，但腓力二世谨小慎微，注定将以“审慎的国王”的雅号留名青史。查理五世常常御驾亲征，腓力二世则稳坐马德里的王宫，通过一系列命令遥控在远方冲锋陷阵的指挥官。他对远征指挥官的选择也颇具争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已经九十三岁高龄，虽然看上去还精神矍铄，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参战；指挥棒被交给了多里亚的侄孙乔万尼·安德烈亚，一个经验不足、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1559年12月，拥有50艘桨帆船和6000名士兵的舰队终于起航。对于行动目标，舰队起初还有所迟疑，最后决定兵锋直指图尔古特位于杰尔巴岛的海盗巢穴。1560年春，西班牙军队轻松占领了杰尔巴岛，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要塞，进驻了部队。但海盗们已经向伊斯坦布尔报告了消息，一支拥有86艘桨帆船的奥斯曼舰队在皮雅利帕夏统领下紧急出动。他们在仅仅二十天内就抵达了杰尔巴岛，创造了一项纪录。奥斯曼舰队的船帆黑压压地出现在海平线上，令乔万尼·安德烈亚的舰队大吃一惊。西班牙人慌里慌张地上船，乱成一团，没有排好作战队形。皮雅利将西班牙战船一艘一艘地逐个消灭。乔万尼·安德烈亚带领他私人的桨帆船群逃之夭夭，留下的是含糊其辞的诺言：他将派来援兵，解救被围困的要塞。援兵始终没有来；腓力二世举棋不定，后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将成为家常便饭；他先是匆忙地准备救援舰队，然后又害怕在最后关头会损失更多船只，不准它出航。他就这么抛弃了要塞守军。要塞遭到攻打，然后水源被切断，于是陷落了。全部守军5000人，要么战死，要么被处决；只有贵族军官被饶了性命。他们被作为战利品和缴获的桨帆船一起送给了苏莱曼。穆斯林在杰尔巴岛上用死者的骨头搭建了一座金字塔；这座“骷髅要塞”一直保留到19世纪。
对西班牙来说，灾难不仅仅在于损失了若干船只和人员。虽然30艘桨帆船、5000名士兵和6400名桨手的损失很难补充，但这不算是最糟糕的。真正严重的是，他们损失了600名经验丰富的水手、2000名海军火绳枪兵和久经沙场的指挥官：整整一代熟悉桨帆船作战的人，他们的经验是通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来的，这些人的损失是不论多少印加黄金都无法弥补的。杰尔巴岛的惨败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更加无遮无挡。
1560年10月1日，皮雅利帕夏的凯旋舰队围绕在苏丹后宫的下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驶入了金角湾。佛兰德使节比斯贝克 [25] 目睹了这一“对土耳其人来说是天大喜事，却令基督徒怆然泪下” [26] 的盛况。苏莱曼来到了御花园一端的楼台亭阁，“以便近距离观看庞大的舰队驶入港湾，以及被示众的基督徒指挥官”。舰队的分列式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展现奥斯曼海军的无比强大。奥斯曼桨帆船被涂成鲜艳的红色和绿色；被俘的基督徒船只则被拆除了桅杆、索具和船桨，“以便让它们在土耳其桨帆船的对照下显得渺小、丑陋和可鄙”。在皮雅利旗舰的艉楼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基督徒指挥官们被押着示众，作为教导大家做人要谦卑的活教材。
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达到了巅峰。如果说，某一方在某个时刻能够完全控制不可控制的地中海的话，那就是这一刻。但在那个初秋的日子，能够近距离观察苏丹的人会发现，他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他的样子看上去凝重严峻、永不满足。
在热那亚，离九十四岁生日仅有四天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将面庞转向墙壁，离开了人世。
[1] Bradford，Ernie，The Sultan’s Admiral：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1969，p.197
[2] 指古希腊和罗马。
[3] 圣艾尔摩之火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常发生于雷雨中，在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它其实是一种冷光现象，是由于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所致。
[4]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09
[5] 今称迈索尼，是希腊南部的港口城市。“莫东”是威尼斯人给它取的名字。
[6]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83
[7]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p.67-9
[8]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97
[9]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29
[10]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27
[11]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33
[12]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9
[13] Haëdo，Diego de，Histoire des Rois d’Alger ，trans.H.de Grammont，Saint-Denis，1998，p.74
[14] 根据希腊神话，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杀死了一条巨龙，按照雅典娜的指示，将龙牙播种在地下，生长出许多武士。这些武士互相残杀，其幸存者和卡德摩斯一起建立了底比斯城。
[15] Davis，R.C.，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London，2003，p.43
[16] Davis，R.C.，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London，2003，p.209
[17] Davis，R.C.，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London，2003，pp.41-2
[18] Davis，R.C.，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London，2003，p.27
[19] Maurand，Jérome，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1901，p.165
[20]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40
[21] Davis，R.C.，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London，2003，p.77
[22]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993
[23]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914
[24] 同时，查理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斐迪南，史称斐迪南一世。
[25] 奥吉耶·吉斯林·德·比斯贝克（1522～1592），佛兰德作家、草药学家和外交官，先后为哈布斯堡家族三位君主效劳。他在1554年和1556年担任斐迪南（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对土耳其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政治做了很多记述。据说他是将郁金香从土耳其引进欧洲的人。
[2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