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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9.“如果内格罗蓬特沦陷”
1464～1489
战争的开端颇为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成功地攻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战争很快变得难以为继。“里米尼恶狼”指挥的雇佣军部队很不可靠。当然，鉴于威尼斯没有及时支付酬劳，他们表现出不可靠也就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了。威尼斯桨帆船控制着海洋，但它在陆战中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奥斯曼舰队对1416年的大败心有余悸，拒绝出战。打仗是件烧钱的事：到1465年，战争开支高达每年70万杜卡特。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将近一倍。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处境凄惨。市政官死在君士坦丁堡狱中；被俘的士兵和定居的商人被当众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在路上，任其腐烂。威尼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活动几乎绝迹，商业公司纷纷倒闭。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的进攻被阻挡住，随后被打退。骁勇善战的海军司令韦托尔·卡佩洛也无法阻止敌人夺回西海岸的帕特雷。帕特雷失守对他打击很大：卡佩洛是主战派的领袖。帕特雷失陷以后，他就再没有笑过；1467年3月，他在内格罗蓬特死于心脏病后，威尼斯人的斗志已大不如前。在这一年7月，穆罕默德二世离阿尔巴尼亚海岸的威尼斯港口杜拉佐已经仅有5英里。此刻，只有60英里宽的亚得里亚海将奥斯曼军队与意大利海岸的布林迪西分隔开。一船一船的贫困难民开始抵达布林迪西。在那不勒斯，人尽皆知，穆罕默德二世“恨极了威尼斯共和国，如果他能在阿尔巴尼亚那个地区找到一个合适港口，势必将战火烧到威尼斯领土”。 [1] 到1469年，奥斯曼劫掠者已经打到了相当靠近威尼斯的伊斯的利亚半岛。穆罕默德二世在潟湖上架桥的计划看来完全可能实现。
共和国时而顽强抵抗，时而努力和谈，时而与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的伊斯兰竞争对手进行外交沟通，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战争有时暂停，有时再度开始，取决于穆罕默德的战略考量和他的健康状况。当他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逐鹿亚洲或黑海时，威尼斯就能暂时松一口气。而他的归来总是不祥的。间歇性发作的病态肥胖会影响这位苏丹的健康，他不能骑马，在托普卡帕宫闭门谢客，于是征战就会暂停。
穆罕默德二世在外交游戏中表现得技艺娴熟。他宫廷内的佛罗伦萨和热那亚顾问以及间谍为他提供了大量情报，所以他对意大利政治了如指掌。他玩弄威尼斯人的希望于股掌之间，鼓励他们的大使，然后撒手不管，接收了礼物之后重新板着一副沉默的面孔，周期性地争取时间重组军队，或者提出明知对方会拒绝的和平条件。不时有来历不明的使者来到威尼斯的前哨阵地，释放一些“和谈不是不可能”的信号。之后，这些使者又销声匿迹。穆罕默德二世试探威尼斯人的决心，考验他们的厌战情绪，并散布虚假信息，让元老院费劲地甄别一条又一条信息。在战略上，他讳莫如深，让间谍们揣摩他每个新的作战季节的目标。每个人都知道，他很有戒心，极有城府。据说，曾经有人询问穆罕默德二世关于未来一场战役的情况，他答道：“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 [2] 里亚尔托变成了谣言的战场。
威尼斯人很快掌握了他的处事方法。1470年考虑一个新的和平提议时，元老院这样决定：
我们很清楚，这是土耳其苏丹惯用的狡猾伎俩。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我们坚信，对他不应当报以任何信任……但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和他一样装模作样，迎合他玩这场游戏。 [3]
威尼斯的势力如日中天，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也持续繁荣。但战争造成了极大破坏。由于拜占庭和黑海地区的贸易被彻底扼杀，战争的恶果更加严重。“目前的情况”始终是，与疆域更广、资源更雄厚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共和国总是屈居下风。
到15世纪60年代末，在外交圈里，警报声此起彼伏，日渐紧迫。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所有生活在被奥斯曼帝国不断侵蚀的边疆的人——承受着死亡和苦难。威尼斯向教皇申请物质援助、圣战什一税和支持，“因为一旦苏丹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海岸（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灾难），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攻打意大利，意大利随时会覆灭”。 [4]
1467年，韦托尔·卡佩洛在内格罗蓬特去世后，威尼斯任命了一位新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从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情报显示，穆罕默德二世迟早要进攻内格罗蓬特——“我们在东方领地的屏障和堡垒”。 [5] 当务之急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座岛屿。共和国为内格罗蓬特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对他发出了这样的指令。他是尼科洛·达·卡纳尔博士，此前曾任驻梵蒂冈大使。作为保障措施，共和国给达·卡纳尔发出了另外一套命令：
上帝保佑，若海军总司令突然病倒或感到不适，以至于不能坚持执行使命，又或者他不幸死去，我们命令你……立刻接管桨帆船舰队指挥权……履行其职责……直到总司令恢复健康。 [6]
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达·卡纳尔是个学识渊博的律师，是曾经被委任为威尼斯舰队指挥官的人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然而，他不是皮萨尼或卡洛·泽诺。很不幸，当穆罕默德二世果真发起攻击时，正是达·卡纳尔在指挥威尼斯舰队。
1469年2月，希俄斯岛上的一名威尼斯商人——皮耶罗·多尔芬向共和国提供了重大情报。他的情报非常具体：
12月初，我们从加拉塔得知，土耳其人已经开始筹备一支舰队，并召集陆军。苏丹已经亲自驾临君士坦丁堡，不顾瘟疫的危险，安排相关事宜……他准备建一座桥，把军队从大陆调遣至内格罗蓬特岛。 [7]
他继续列举了相应的战备情况：奥斯曼人为了制作航海饼干，调集大量面粉，导致民间面粉短缺，街头甚至发生了骚乱；为了制造火药，准备了大量木炭；60名船只敛缝工人已被派往加里波利的兵工厂；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起来；火炮被运往萨洛尼卡。他重申了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关于内格罗蓬特的情况：“整个国家的安全系于此城。如果内格罗蓬特沦陷，黎凡特的其他所有地区都将陷入危险。” [8]
1469年3月8日，律师兼海军将领尼科洛·达·卡纳尔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
我们通过信件和其他途径得知，土耳其人——基督之名最残忍的敌人，正在筹建强大的舰队和陆军，意图攻打我们的城市内格罗蓬特……由于事态紧急，我们命令你以最快的速度航行……赶到莫东和内格罗蓬特，凭借你惯常的审慎、勇猛和上帝的仁慈，迎战很可能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危险敌人。 [9]
1469年和1470年，耸人听闻的消息甚嚣尘上。据夸张的估计，苏丹麾下拥有十万大军和350艘舰船，这是一股潮水般宏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已经因为七年的战争而元气大伤，拼命做着绝望的准备。“我们不仅从各个源头挤出资金，甚至从我们的血管里挤出血液来援助内格罗蓬特，以免（在内格罗蓬特的）所有基督徒遭到屠戮和灾难。” [10] 共和国一次又一次强调，内格罗蓬特的损失对意大利沿海地区意味着什么，以及联合行动的必要性，但一切都无济于事。1470年春，威尼斯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兵工厂的两名高官奉命住进工厂，日夜赶工，第三名高官则被派去采购舰队的给养。2000人乘坐10艘圆船，运载着火药和500名雇佣步兵，前去增援内格罗蓬特。6月3日，一支奥斯曼舰队从加里波利起航了。
一队威尼斯桨帆船在爱琴海北部发现了这支奥斯曼舰队。桨帆船指挥官杰罗尼莫·隆哥被他看到的情景深深震慑了：
我已经看到了土耳其舰队，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它注定要毁灭基督教世界……我们长久以来辛苦得到的一切，将在几天之内丧失殆尽……起初我判断敌军有300艘船，现在觉得有接近400艘……大海就像一片森林；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情景真的很壮观。虽然和我们有差距，但他们的桨划得也算是又快又好。不过，帆和其他的一切都比我们的好。我认为他们的人数也比我们多。 [11]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他火急火燎地继续说道，并对敌人的大炮和其他装备做了评估。
我可以发誓，保守估计，整个舰队从头到尾超过6英里长。我估计，要在海上对付这么庞大的舰队，我们至少需要100艘上好的桨帆船。即使有了这么多桨帆船，我也不知道究竟会鹿死谁手。要确保胜利，必须还要有70艘轻型桨帆船、15艘重型桨帆船、10艘1000桶 [12] 的帆船，这些船都必须装备精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展现自己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投入舰船、士兵、粮食和金钱；否则，内格罗蓬特将岌岌可危，我们在黎凡特的帝国，一直到伊斯的利亚，都将沦陷。
隆哥在预测整个海洋帝国的土崩瓦解。亚得里亚海本身将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伊斯的利亚就在威尼斯的门口，只有一夜航程的距离。
在威尼斯，政府要求大家举行公共祈祷。当天晚些时候，意大利大陆的人们终于觉察到了危险。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战败会是什么后果。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写道：“土耳其海军很快将兵临布林迪西，然后是那不勒斯，然后是罗马。威尼斯人被打败之后，土耳其人将会统治大海，就像他们已经主宰了陆地一样。” [13] 教皇保罗倡议全意大利都做祷告。7月8日，一支红衣主教的忏悔队伍赤着脚从梵蒂冈步行到圣彼得大教堂；一位土耳其人受了洗礼，给大家鼓劲；每个人都被告诫去祷告；参加战斗或者为战争捐资的人得到了免罪符。尽管对方舰队阵势庞大，而且隆哥的话透出事态危急，但加里波利半岛海战的记忆令威尼斯人十分自信。它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没有在战斗中受到过挑战。
内格罗蓬特，意思是“黑桥”，是威尼斯人给希腊的优卑亚岛及岛上主要城镇取的名字。在地中海的地质史上，这个岛算是个畸形的特例。它紧靠希腊东海岸，以至于根本不能称为一座岛，而是一块长条形的土地，与大陆交互错落。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山谷，即尤里普斯海峡，将内格罗蓬特与大陆分隔开。尤里普斯海峡也算海洋世界中的一个微型奇观。狭窄的海峡像水锤泵一样，以一系列潮涌将海水冲过，一天十四次，来回各七次。在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岛与大陆之间的海面仅有50码宽，水流湍急，如同磨坊水车驱动的水流。威尼斯人的城镇就建在此处，在古希腊居民点哈尔基斯的遗址之上。它像一个迷你版的意大利城邦，防御非常巩固，令人印象深刻，拥有一个港口和一座连接大陆的桥。桥中间有设防的塔楼和双吊桥，可以把入侵者拒之门外。
内格罗蓬特与希腊大陆之间由尤里普斯海峡隔开。奥斯曼人在黑桥右侧建造了自己的桥梁。达·卡纳尔的舰队从北面驶来，也就是在桥的左侧。
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这个岛屿的战略重要性不可估量。它的人口不多，或许连3000人都不到，但它是威尼斯在爱琴海北部的中心。根据当时一份赞扬内格罗蓬特的文献记载：“这个地方聚集着富豪和大商人……所以非常繁荣昌盛。” [14]
6月8日前后，奥斯曼舰队抵达内格罗蓬特，在城市的下游停泊，把人员和火炮送上岸。和几个月前的情报预测的一样，土耳其人立即开始建造自己的横跨海峡的舟桥，位置在黑桥以南。此时黑桥上的吊桥已经被升起，停止使用了。守军不知情的是，这支奥斯曼海军不过是钳形攻势的一翼而已。6月15日，一支大军出现在对岸大陆的地平线上，由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指挥。威尼斯人的言语挑衅和咒骂戛然而止。苏丹的出现为整个军事行动增加了分量，没有十足把握，他是不会御驾亲征的。他在山脊上勒马驻留，花了两个小时俯瞰下方的全景：狭窄的海峡；中间建有堡垒的堤道；然后是远处有护城河环绕的城市，外墙上刻着圣马可的雄狮，塔楼上飞扬着雄狮旗；他自己的舰队停泊着。精细完美的协同是穆罕默德二世的作战风格。他的目标是在威尼斯舰队做出反应之前，发动闪电战，将内格罗蓬特一举打垮。
他的大约两万人的军队走下山坡，来到尤里普斯海峡岸边，身后跟着长长的骆驼和骡子队，搬运着攻城军队需要的全部辎重。他穿过浮桥，支起了营帐，开始调兵遣将，紧紧包围这座城市。按照惯例，劝降的喊声飞过城墙：如果主动投降，所有居民都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十年内不需要上缴任何赋税；“任何拥有一栋别墅的贵族，将获得两栋别墅。如果尊贵的市政官和指挥官想留在这里，他们将被任命为领主；如果不想留在这里，苏丹也会在君士坦丁堡给予他们莫大的荣耀。” [15] 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明白，没有哪个威尼斯总督在乖乖投降之后还能活着回到家乡。
守军的反应十分激烈。市政官保罗·埃里佐明白，达·卡纳尔的舰队正在驰援的路上。他宣布，内格罗蓬特是威尼斯的领土，不会改变。他承诺在两周之内烧光苏丹的舰队，将他的营帐连根拔起，之后他又邀请苏丹“去吃猪肉，并且和我们在壕沟相会”。 [16] 这样的侮辱被翻译出来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眯起眼睛，决心不让岛上任何人活着离开。
随后发生的是君士坦丁堡攻防战的一场微型重演，非常残忍而血腥。穆罕默德二世带来了21门重型射石炮，日夜不间断地轰击这个城镇高耸的中世纪城墙，令城内的人魂飞魄散，逐渐将他们的堡垒化为废墟。威尼斯的大炮也赢得了一些胜利，摧毁了敌人的一些火炮，打死敌人炮兵。但是，奥斯曼军队的强大火力排山倒海。燃烧弹和臼炮袭击了城市的中心地带，迫使心惊胆寒的居民躲避在外墙的背风处，“因为炮弹大多击中的是城市中心”。 [17] “火炮数量极多，而且由于炮火持续不断，”这次围城战的一名幸存者焦万—玛利亚·安焦莱洛写道，“炮火从正面和两翼猛轰城市，我们的很多人死于非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工事进行系统性修理。” [18] 土耳其人缓慢移动他们的云梯，不停向前挖掘战壕，突入了外墙的瓦砾堆。6月29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高亢的喇叭声和极有节奏感的低沉鼓声，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发起总攻。守军打退了这次进攻，但伤亡惨重。
很快，市政官不得不同时对付城外连续的攻击和城内的“第五纵队”。守军的一支关键力量是500名雇佣步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从达尔马提亚海岸招募来的，指挥官是托马索·斯基亚沃。有人发现，斯基亚沃曾派特使前往奥斯曼军营。政府秘密侦破了这个阴谋，逮捕并拷打了他的同伙，揪出了一个间谍和阴谋网络，这一网络已运作多年，而且一直渗透进了威尼斯城。穆罕默德二世在威尼斯国家机关安插了潜伏很深的间谍。在严刑逼供下，斯基亚沃的弟弟吐露了一项计划，即在土耳其人发动下一次进攻的时候，里应外合，放他们进城。他被秘密处死了。
现在，市政官必须对付斯基亚沃本人。与斯基亚沃的较量必须极度隐蔽，因为这个叛徒手握重兵。埃里佐召他前往城镇的行政中心——凉廊，讨论防御的细节问题。斯基亚沃显然已经生疑，带着大批全副武装的部下来到了中心广场。进入凉廊后，市政官热烈而友好的态度让他放下了警惕。经过一段冗长的讨论，斯基亚沃命令他此番带来的随从原地解散，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斯基亚沃转身时，12个隐蔽在一旁的人冲了上来，将他打倒。他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广场上。
而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个变故仍然一无所知。他还在等待一个事先商量的信号，即某座堡垒将不作抵抗、举手投降。市政官设下了陷阱。信号旗照常升起；据一位编年史家称，当奥斯曼人冲向前时，他们“像猪一样”惨遭屠戮。 [19]
事后，城内当局开始处死叛国案的其他主谋，但整个事件还是导致城内人心不稳、士气低沉。街上一片哗然，市民和一些克里特人与达尔马提亚雇佣兵相互攻击。当局不得不处死越来越多的斯拉夫雇佣兵。随着人力逐渐减少，街头公告员在街上走动，命令十岁及以上的男孩前往兵工厂。500名少年被选中，快速接受了手枪射击训练，并被派去守护城墙。他们每杀一个土耳其人，奖励两个阿斯普尔 [20] 。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市政官每晚会发给这些男孩共300～500阿斯普尔。” [21] 土耳其人的又一次总攻宣告失败。
奥斯曼人继续轰击城墙，每天都造成人员伤亡。但埃里佐知道，如果他能再坚持一点时间，达·卡纳尔的援军就会抵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穆罕默德二世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把船只拖上岸，在黑桥的另一侧建造了第二座桥，用来抵挡威尼斯人从北方沿海峡而下的援兵。他加强了对城内的轰炸，昼夜不间断地狂轰城墙并组织进攻，以消耗守军的力量。他还不时散布消息，承诺饶投降守军不死。7月11日上午，在连续三天的猛烈炮击之后，穆罕默德二世打算发动致命的最后一击，可是他却突然被迫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奥斯曼警戒哨突然发现，威尼斯舰队从尤里普斯海峡的北端呼啸而来。威尼斯人有71艘船，虽然没有隆哥建议的100艘那么多，但仍是一支相当雄厚的力量。它包括52艘强悍的武装桨帆船和一艘令土耳其人非常忌惮的重型桨帆船。威尼斯海军顺风顺水，气势汹汹地穿过海峡。穆罕默德二世的阵地一下子变得极其脆弱。威尼斯舰队只需摧毁浮桥，就能切断奥斯曼人撤退的路线，并且把他们的孤军困在岛上。据说，穆罕默德二世意识到他的计划即将破灭之后，留下了无力而伤心的眼泪；他骑上马，准备逃离这个岛。城堡护墙上的守军斗志高涨。援兵到来看上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过一个小时，奥斯曼人的桥梁将被摧毁。
这时，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威尼斯舰队停下了，在上游抛锚，静坐观望起来。
海军总司令尼科洛·达·卡纳尔是一名学者兼律师，而不能算是一名航海家。他更习惯于仔细权衡各种法律抉择，而不善于果断行动。在那一刻，律师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担心自己的船只抵挡不住炮火，也应付不了湍急未知的水流。他命令舰队停下来。他手下的船长们敦促他前进，却遭到拒绝。两名克里特人请求借着劲风和潮涌的力量，驾驶重型桨帆船攻击第一座浮桥。有些水手的亲眷就在城内，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死存亡之战。最终，达·卡纳尔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建议。桨帆船开始行进，但在途中，达·卡纳尔又改了主意。他用信号炮命令桨帆船回撤。
在城墙上，守军目睹了这一切——起初带着得救的欢愉，后来变成不敢置信，最后变成了恐惧。他们向静止不动的救援舰队发出了越来越绝望的信号——火炬被点燃又被熄灭，圣马可的旗帜被升高又降下。最后，据安焦莱洛说，“一个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被树立了起来，高高举起，面向我们的舰队，就是希望舰队的指挥官可怜可怜我们，以他们能够想象的方式救救我们”。 [22] 但这一切无济于事。达·卡纳尔把他的舰队开到上游，并在那里停泊。安焦莱洛回忆道：“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几乎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 [23] 一些人诅咒道：“愿上帝宽恕那些不能履行职责的人！” [24]
穆罕默德二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由于战局的突然转变，他立即宣布，第二天一早全军尽数出动，发动总攻。他亲自骑马巡视营地，承诺士兵们，所有在城内抢夺的财物都归他们所有。之后他派遣了大量手枪兵去保护上游的桥梁，防止达·卡纳尔舰队突袭。在黎明前黑暗的几个小时里，在惯常的战鼓和喇叭的喧嚣中，他命令他最不可靠的部队（“乌合之众”）率先前进，去损耗对方的防御力量。当他们倒下时，正规军便践踏着尸体，猛冲上去。城内所有人，不管男人、妇女还是儿童，都参加了最后的抵抗，在狭窄的巷道内设置路障。当敌军一步一步、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逼近时，他们向敌人泼洒滚水、生石灰和沸腾的沥青。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敌人已经攻到了中央广场。在桥上的堡垒处，守军升起一面黑旗，作为最后绝望中的求援。达·卡纳尔回应得太少，也太迟了。他只是三心二意地对浮桥发起了进攻。当水手们看到奥斯曼旗帜在城墙上飘动的时候，海军司令居然解开船锚撤退了，留下绝望的民众独自面对可怕的命运。城防司令阿尔维斯·卡尔博被杀死在圣马可教堂，财务官安德烈亚·扎内则死在圣巴斯蒂亚诺教堂。街道上死尸成堆。穆罕默德二世想起了关于猪肉的侮辱。他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不抓俘虏，全部处死。投降者被当场屠杀。其他人则被刻意带到圣使徒教堂处决。死者的首级被堆在主教宅邸门外。穆罕默德二世仍然怒不可遏。他下令，任何为了私利藏匿俘虏的士兵将和俘虏一起被斩首。相应地，他命令对桨帆船进行了搜查。
试图跨过大桥逃跑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桥体轰然倒塌，反将他们投入大海。处于桥中间位置的要塞难以接近，仍在坚持抵抗。最终，守军同意投降，奥斯曼人承诺饶他们不死。当穆罕默德二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愤怒地训斥做出此承诺的帕夏：“如果你说了（饶恕他们生命）这样的话，那么你肯定忘记了我的誓言。” [25] 最终，所有人都被处决。在一些文献里，据称市政官在桥上的人群里，而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同意不砍他的人头。他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市政官没有被砍头，而是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然后被锯成了两截。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市政官在城墙上就已经阵亡了。苏丹实施了可怕的报复。苏丹对曾经非常有效地射杀其麾下士兵的男孩们特别恼火，他命人将所有十岁及以上的男性幸存者，共计约800人，带到面前。他们的手都被绑在背后，被迫跪成了一个大圈，之后被一一斩首，死尸也成了一个大圈。尸体被扔进大海，幸存的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
尽管穆罕默德二世发出了屠城誓言，但仍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其中就有焦万—玛利亚·安焦莱洛，他被掳走并卖为奴隶。还有一个叫雅各布·达拉·卡斯泰拉纳的僧人可能成功地伪装了自己。他的简短叙述中以自传形式结尾：“我，雅各布·达拉·卡斯泰拉纳兄弟 [26] ，目睹了这所有事件，有幸逃出了小岛，因为我会讲土耳其语和希腊语。” [27]
威尼斯舰队毫无成效地追踪敌人的船队回到加里波利半岛，然后带着耻辱回国了。
从内格罗蓬特传来的噩耗比十七年前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更令人心碎。一开始都只是谣言。7月31日，一名失事船只上的水手带着勒班陀总督的湿漉漉的信出现了：敌人的海岸线上出现了火光，这是敌人已经取胜的不祥征兆。 [28] 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元老院目瞪口呆。
共和国议事会的成员们回家途中经过圣马可广场，被很多想知道事态究竟如何的人拦住。他们拒绝回答，默默走开，仿佛被吓坏了一般低垂着头。整座城市因此充满了惊慌和沮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有人开始传言，说内格罗蓬特沦陷了。消息在全城不胫而走。威尼斯人的叹息和哀痛无法用言语表达。
钟声响彻整座城市；忏悔的游行在广场进行；布道者们哀叹着基督徒的罪孽。米兰大使写道：“整座城市魂飞魄散，居民都伤心欲绝。” [29] 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是帝国衰落的第一个征兆，让人感觉像是末日的开端。编年史家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写道：“现在，伟大的威尼斯受挫了，我们的自豪感被摧毁殆尽。” [30] 在那一刻，有远见的人们预测到，海洋帝国将日渐没落。借助新问世的威尼斯印刷机，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惊人消息传遍了意大利。
元老院试图保持镇定。它传达给意大利各邦的信息是坚决果断的：
我们既没有被这样的损失击垮，也没有在精神上瓦解，相反，我们变得更加斗志昂扬，决心迎接这巨大的危险，增强海军实力，派遣新的驻军，以便加强和维护我们在东方的其他领地，也是为了援助其他生活受到无情敌人威胁的基督徒。 [31]
但元老院很快就开始更加绝望地请求援助、团结、金钱和人力。执政官给米兰公爵写信称：“整个意大利和所有基督教国家同在一条船上。任何一条海岸线、任何一个行省、意大利的任何一个部分，无论它的地理位置多偏远、多隐蔽，都不比其他地方安全。” [32] 教皇又再次鼓吹十字军东征，但这次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每一个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与穆罕默德二世订立协约。达·卡纳尔也逃过了死刑判决。元老院承认，大错一早就已经铸下——他们本不该任命达·卡纳尔为海军总司令。他被永久放逐到距离威尼斯30英里的一座尘土飞扬的城镇——波尔托格鲁阿罗。对于这个“生来就该读书，而不该做一名水手”的精英律师来说，这个地方简直和黑海一样遥远。 [33] 但是错误地任命他的教训并没有被世人牢记：一代人以后，这样的错误又再次被重复。
威尼斯孤军作战，渐渐丧失了很多领土。在战争初期获得的大多数堡垒一去不复返；科罗尼、莫东和勒班陀坚持下来，因为它们能从海路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和谈来了又去，与意大利各邦、匈牙利和波兰的联盟都毫无建树。1473年，穆罕默德二世战胜了乌尊哈桑 [34] ——威尼斯在波斯边疆的盟友，随后便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威尼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1475年，他终于消灭了黑海地区的热那亚和威尼斯殖民地。到1477年，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
在威尼斯不断走下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胜利。1472年初，新任海军总司令彼得罗·莫切尼戈遇到了一个名叫安东内洛的西西里人。安东内洛向莫切尼戈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位年轻人在内格罗蓬特沦陷之后成为奥斯曼人的奴隶。他志愿去破坏位于加里波利半岛的兵工厂。莫切尼戈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且提供给他一条小船、6名志愿者、数桶火药、硫黄、松节油和大量橙子。他们将其他材料隐藏在水果下面，在达达尼尔海峡航行，并于2月20日夜间到达加里波利半岛。安东内洛深知，兵工厂防卫松懈。他们爬上岸，每个人肩扛一袋火药，用钳子打开锁，潜入弹药库中。他们把火药放置在帆、武器和索具当中，在地上播撒出一些火药，然后从外面点火引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火药在随船运输过程中已经受潮。最终，他们成功地点燃了大量沥青和油脂。夜色中，火光冲天。土耳其人赶来之际，安东内洛又开始焚烧敌人的桨帆船，然后乘小船逃走。
在撤退途中，破坏者们遭遇了一场灾难。一包火药点燃了他们的小船。他们设法划回岸边，凿沉了小船，但被抓住并被带到愤怒的穆罕默德二世面前。安东内洛直到最后都无所畏惧。他没有遭到酷刑就坦然承认了所做的事情，勇敢地直面“世界的灾星”，并宣称：
有了伟大的精神力量，任何人都会这么做，因为（苏丹的）存在是全世界的灾祸，他劫掠了所有邻国君主，对所有人背信弃义，甚至企图消灭基督之名。这也是他（安东内洛）做这一切的动机。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必死之人表现出的勇敢的反应很典型。“苏丹耐心并赞赏地听完他的话，然后命令将他斩首。” [35] 大火在加里波利半岛燃烧了十天。它几乎摧毁了兵工厂，造成了数十万杜卡特的损失。
在其他地方，威尼斯坚持战斗，遏制奥斯曼帝国的强劲势头。安东尼奥·洛雷丹，一位老派的威尼斯指挥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要塞打了一场充满英雄气概的防御战。1478年，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督战，攻打令他烦恼而具有战略意义的斯库塔里，威尼斯人又一次进行了慷慨英勇的抵抗。但是，战争的代价也不断上升。截至15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的军事开支上升到125万杜卡特。威尼斯被战争拖垮，士气低落；和平的前景让人们一次次心生希望，却又一次次梦碎。不断有传言说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死了，但谣言总是被苏丹新的侵略行动粉碎。年复一年，苏丹集结了一批又一批军队，其目标无法预测。而威尼斯人的精神趋近崩溃。他们在海上仍然享有战略优势，却始终无法抓住奥斯曼人进行正面对垒。也许，到了现在，失败的后果已经不堪设想，所以没有一位指挥官敢冒险出战。像莫切尼戈一样，他们宁愿选择偷袭破坏，也不愿意进行海战。
奥斯曼人不断逼近。1477年，奥斯曼非正规军骑兵进入弗留利平原 [36] ，大肆掠夺和杀戮，烧毁房屋、森林、农作物和农场。俘虏被带回，献给了苏丹。这些袭击令威尼斯城居民大为恐慌。在圣马可广场钟楼的顶部，威尼斯人可以看到潟湖30英里以外的一条行进中的火焰线。穆罕默德二世对战争的欲望似乎无法满足。第二年，威尼斯人同意和他达成和平协议，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命令再次对弗留利发动攻击，并且亲自率军围攻斯库塔里。那不勒斯国王向穆罕默德二世提供港口，好让他最终击垮威尼斯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苏丹正派人模仿威尼斯无懈可击的货币，铸造金杜卡特。这些金币带有“苏丹穆罕默德，穆拉德汗之子，他的胜利光芒万丈！”的铭文，金币背面的字样则宣示了凌驾四海的皇权：“黄金的铸造者、陆地和海洋之上权力与胜利的王者。” [37]
威尼斯的坚持已经到达了极限。它苦战到了绝望的境地。悲观情绪和瘟疫在城市的每一条死水河中蔓延。弗留利被烧的景象吓坏了群众。此前，威尼斯人过于自豪，不愿屈尊就任何不合理的条件进行谈判。而现在，威尼斯人几乎愿意全盘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为了和平，他们愿意放弃大国尊严。元老院派出了他们最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克里特岛人乔万尼·达里奥，全权负责谈判，他的权限几乎不受任何节制。元老院对他的唯一要求是，尽可能地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而其他的一切差不多都可以让步。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威尼斯人曾英勇保卫的斯库塔里被放弃了，内格罗蓬特一去不复返，共和国在战争中夺得的所有领土又回到了土耳其人手中。1479年后，共和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控制着26座堡垒，而奥斯曼帝国拥有50座。此外，他们一次性向苏丹赔款10万金杜卡特，并且每年还需支付1万金杜卡特，以获取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权。威尼斯市政官又重新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同行的是画家真蒂莱·贝利尼。作为和约的一部分，贝利尼将会装饰穆罕默德二世的宫殿，并为这位征服者绘制肖像。
威尼斯总算松了口气，也已经疲惫不堪。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六年。威尼斯人把它看作他们历史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将它称为“漫长战争”。但他们搞错了，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个序曲，一场初期的小冲突。
他们孤军奋战，没有从基督教欧洲获得任何援助或贷款。第二年，穆罕默德做出了威尼斯人已经预测到的举动：他派遣了一支侵略军进入意大利。威尼斯舰队受命跟踪奥斯曼舰队，但不进行任何干涉；威尼斯外交官们奉命对自己观察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准备工作缄口不语。这支奥斯曼舰队攻击并洗劫了奥特朗托城，屠杀了该城市民，并在祭坛前杀死了当地的主教。这次直插基督教心脏的进攻，离罗马只有300英里，令人惊愕不已。恐怖气氛触手可及，指责之声四起。曾不时扮演基督教世界之盾角色的威尼斯，如今却因为坐视奥斯曼帝国胡作非为而遭到口诛笔伐。之后，有人宣称，“此事因威尼斯共和国而起”。 [38] 威尼斯人被其他基督徒连声痛斥，指责他们毫不作为，甚至串通敌人。法兰西人怒吼道：“（威尼斯人是）将人血视为货物的奸商，基督教信仰的叛徒。” [39] 但是威尼斯人独自奋战了十六年，自然不会听取任何人的训斥，更再也不会考虑基督教联盟的事情。他们为了与奥斯曼帝国议和，已经付出了大量金钱和鲜血的代价。实际上，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领主已经被更强大的力量挤到了中立的位置。1481年5月19日，一名使节到达威尼斯，宣布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整个城市陷入狂欢的海洋。没有人比威尼斯人更欢乐。“雄鹰死了！” [40] 的喊声响彻整座城市。教堂的钟声铿锵作响；人们举行得到救赎的礼拜仪式，大街上灯火通明以示庆祝。奥特朗托的滩头阵地被抛在脑后，反复无常的十字军东征的概念也不再被人们提起。
与此同时，虽然困难重重，但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正处于巅峰。威尼斯人非常勤勉地搜集关于贸易条件和政治动荡（可能扰乱香料贸易）的商业情报，但是，世界贸易中还是有一些事情逃过了他们的火眼金睛。在1487年的穆达时节，威尼斯香料交易商在亚历山大港购买姜和胡椒。在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两名摩洛哥商人因为高烧而奄奄一息。城市的总督认定他们时日无多，因而行使相关权力，没收了这两个人的财产。然而这两人竟然奇迹般地痊愈，要求归还他们的财物，并起程前往开罗。
事实上，他们既不是摩洛哥人也不是商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佩罗·达·科维良和阿方索·德·派瓦，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葡萄牙间谍。因为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被里斯本派去探索通往印度的香料路线。在过去七十年里，葡萄牙航海家们已经渐渐熟悉了非洲西海岸，他们在海角上留下石制十字架，来标记他们的航海所到之处，同时也鼓励后来者继续前行。第二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他将其命名为好望角——但是没有能够继续前进。他的船员拒绝前进，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从世界的边缘跌落。两个间谍则尽己所能，寻找跨越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的任务要秘密进行，不仅要避开阿拉伯人的眼线——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也要避免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知道，因为他们与葡萄牙人存在利益竞争。葡萄牙人想赢得这场竞争，不再求助于阿拉伯和威尼斯中间商，直接从原产地印度购买大宗香料。
在两年时间里，科维良伪装成一名阿拉伯商人，纵横印度洋，在印度各港口和非洲海岸之间穿梭往返，了解季风、洋流、港口和香料集市的分布格局，并把他的发现记录在一个秘密图表上。他回到开罗的时候，派瓦已经死了，死因不明。1490年，科维良把他的图表和报告交给了到开罗来找他的犹太间谍。科维良这个间谍高手再也没有回国。他沉迷于旅行，伪装成一个穆斯林朝觐者去了麦加，然后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王国。但在那里，国王却不允许他离开。三十年后，一个葡萄牙使团发现科维良还活着，而且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生活。但他搜集的情报回到了里斯本，填补了葡萄牙航海家地图上至关重要的空白。
[1]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 260
[2] Crowley，Roger，Constantinople：The Last Great Siege ，London，2005，p. 145
[3]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306
[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89
[5]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86
[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86
[7]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47
[8]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47
[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p. 292-3
[10]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99
[11]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p. 49-52
[12] 古时常用船只能够容纳木桶的数量来衡量船的尺寸，类似于今天说某船能够搭载多少个集装箱。1000桶约合600吨。
[13] Meserve，Margaret，‘News from Negroponte：Politics，Popular Opinion，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no. 2，Summer 2006，p. 441
[14] Angiolello，Giovan-Maria，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at http：//angiolello.net，2006，p. 15
[15] Rizzardo，Giacomo，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1844，p. 227
[16] Rizzardo，Giacomo，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1844，p. 227
[17] Angiolello，Giovan-Maria，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at http：//angiolello.net，2006，p. 11
[18] Angiolello，Giovan-Maria，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at http：//angiolello.net，2006，p. 13
[19] Miller，William，Latins in the Levant：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1204—1566 ，Cambridge，1908，p. 475
[20] 拜占庭等国的一种金币，单数称“阿斯普隆”，复数称“阿斯普尔”。
[21] Rizzardo，Giacomo，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1844，p. 15
[22] Angiolello，Giovan-Maria，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at http：//angiolello.net，2006，pp. 24-5
[23] Angiolello，Giovan-Maria，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at http：//angiolello.net，2006，p. 25
[24]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ed. and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Tempe，2007，p. 241
[25] Rizzardo，Giacomo，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1844，p. 20
[26] “兄弟”是修道会和教会属下的骑士团成员互相之间的称呼，因为他们情同手足。
[27]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ed. and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Tempe，2007，p. 259
[28]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58
[29] Meserve，Margaret，‘News from Negroponte：Politics，Popular Opinion，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no. 2，Summer 2006，p. 450
[30]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p. 58-9
[3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300
[32] Meserve，Margaret，‘News from Negroponte：Politics，Popular Opinion，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no. 2，Summer 2006，pp. 452-3
[33]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 275
[34] 乌尊哈桑（1423～1478），土库曼白羊王朝的苏丹。他统治着今天的伊朗西部，以及伊拉克、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
[35]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86
[36] 在意大利东北部。
[37]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 367
[38]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344
[3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343
[40]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 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