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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八 “我们的海”（前146～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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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与科林斯陷落之前，罗马与地中海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关系：显然，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的影响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向东扩展到罗得岛，虽然罗马元老院这时还未对沿岸地区和岛屿进行直接管辖。另一方面是商业关系：罗马商人与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然而，元老院与商人属于两个不同群体。与荷马笔下的英雄一样，罗马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他们不会用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眼中，商业与诡计、侵占以及欺诈联系在一起。若不撒谎、欺骗、贿赂，一名商人又如何获利呢？富商都是成功的赌徒，他们的财富源于冒险和碰运气。 [1] 可是这样的优越感没有妨碍诸如老加图和西塞罗这样的精英人士从事商业活动，当然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的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
随着罗马完成对意大利的控制，它为统治下的许多城镇的市民提供了联盟者的身份，也为退伍老兵设立了殖民地。如此一来，“罗马人”（Romanness）渐渐不再意味着生活在罗马，而且只有部分罗马城中的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并拥有权投票，妇女与奴隶被排除在外。在公元前1年前后，罗马约有二十万奴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的经历是地中海地区民族史的重要部分。来自迦太基和科林斯的俘虏可能被安置在农田耕种，他们被迫忍受背井离乡的艰苦生活，对于自己妻儿的命运一无所知。伊比利亚的俘虏被迫在西班牙南部的银矿工作，其工作环境之恶劣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但那些显露了自己才能的人可以作为希腊教师生活在贵族的家中，或者为其主人充当商业代理人，甚至能够从事跨海贸易（尽管他们很可能会消失于亚历山大的销金窟中）。奴隶可以把钱积攒为私产（peculium ）——尽管法律上它与奴隶的其他所有物的一样属于奴隶主——并用其赎回自己的自由，或者慷慨心善的主人会完全遵从其喜爱的奴隶的心意还他们自由。自由民可以成为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也能够享受罗马公民的绝大多数权益。如此一来，大量来自希腊、叙利亚、非洲和西班牙的移民来到罗马，东地中海的标准交流方式——希腊语自然就成了罗马城中许多区域的日常语言。1世纪的诗人琉善（Lucan）曾抱怨道：“城里生活的不再是罗马本地人，而是人类中的垃圾，这些不同种族混杂在一起，让我们即使想打一场内战都打不起来。” [2] 他的势利隐含着淡淡的自我怨恨：他生于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Córdoba），在孩童时期被带到罗马。然而，即使元老院也被这些自由民的子孙渗透，更不用说出身较好的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和拉丁人了。 [3] 喜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在一部剧作中，用北非的布匿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狡猾的商人和聪明的奴隶。由于罗马城及其外港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城里使用的语言变得更加混杂了。这些商人包括：推罗人，这些商人曾经生活在伟大的腓尼基，到奥古斯都时代他们已经重操旧业开始行商；犹太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包括大量船员和水手；南意大利人，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那不勒斯海湾在罗马的补给体系里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罗马商人”一词表示“接受罗马庇护的商人”，而非“具有罗马人血统的商人”。
罗马在地中海确立的霸权依赖于三种因素：足以供养这座大城市的物资，可以为这座城市送达物资的港口，以及对商人的保护（罗马人打败了出没于东地中海的海盗，这些海盗曾严重威胁围绕亚历山大、提洛岛以及罗马的其他合作者建立的商业体系）。
2
海盗追求财富。公元前2世纪商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海盗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尤其是自从罗得岛衰落后，无论罗得岛人还是提洛岛人都没有肃清东地中海猖獗海盗的海军力量。西地中海也与东地中海一样遭到海盗的蹂躏。公元前123～前121年，梅特卢斯·“巴利阿里库斯”（Metellus “Balearicus”）就是通过镇压像瘟疫一样盘踞在巴利阿里群岛周边的海盗而获得了自己的绰号，这个时候巴利阿里群岛已经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里的海盗总是乘着一种比救生艇好不了多少的小船在海面上横冲直撞，却能造成巨大的麻烦。 [4] 在布匿人的首都被毁后，再也没有迦太基商人管理这片海域。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于是认真承担起来。前74年，年轻的贵族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准备前往罗得岛学习修辞学（他本人很有学问），但在途中被海盗劫持。用这样一位显赫的贵族可以换得一笔丰厚的赎金，因此海盗对他以礼相待，但即使在被释放时，他仍然颇有勇气地嘲讽海盗，声称他将再度返回以将他们彻底消灭。他集合了一支小舰队，抓捕了曾经抓住他的海盗，然后将他们钉上十字架。由于他们曾经的礼遇，他在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前仁慈地先将其喉咙割断。 [5]
海盗们小型但敏捷的舰队沿着航线掠食，他们的基地分布在克里特岛、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东南部的岩石海岸。该海岸是被形象地称为“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危险之地，位于塞浦路斯以北及罗得岛以东数百英里。经由曾经辉煌的伊特鲁里亚城市的贸易渐趋衰落，伊特鲁里亚的船主们于是转而使用了一些不太正当的营利手段。罗得岛出土了一块石碑，它的树立是为了纪念提马克拉提斯（Timakrates）的三个儿子，他们在抗击出没于东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盗时阵亡了。 [6] 有时海军为搜寻某些特定敌人还鼓励海盗船参与海上巡逻。约公元前200年，斯巴达王纳比斯（Nabis）就曾这么做过，他与克里特岛的海盗结盟，而这些海盗的劫掠目标是驶往罗马的补给船。 [7] 盘踞在西西里岛的反叛将领，例如庞培的儿子赛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就曾出动船只试图切断罗马的谷物供应。赛克斯图斯·庞培能够轻易达成这一目标，因为不仅是西西里岛，撒丁岛也在他的掌控之下。 [8] 各岛以及沿海港口的统治者要对经过其海域的商船征收通行税，若被拒绝就会以武力相逼。海盗需要基地，以便将掠夺的金钱、货物和奴隶卸下，因此他们的活动需要得到小港口居民的自愿合作，例如吸引了数不清的销赃者、皮条客、非法商贩和骗子的阿塔雷亚（Attaleia）。奇里乞亚的海盗努力供养着生活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南端的所有社群。他们讲卢维语，生活在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对男性和女性后裔一视同仁，由长者或“君主”（tyrannoi ）管理。 [9] 海盗船上的水手是移居到海滨地区的山民，但若不是得到了来自沿海地区的锡德（Side）和阿塔雷亚的水手们的帮助，他们是没法学到航海技能的。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锡德的居民允许海盗们在码头附近拍卖俘虏，尽管他们明知这些俘虏本是自由人。 [10] 对于这些海盗使用的制作简易的船只，普鲁塔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他们的船在船头都装有镀金桅杆，船帆用紫色布织成，桨柄上镀着银，仿佛他们很高兴以罪恶为荣。在整个海岸，除了音乐和舞蹈、宴饮与狂欢外，别无他物。 [11]
到公元前67年，海盗问题已经蔓延到罗马的门口，袭击了奥斯蒂亚以及意大利的海岸地区。 [12] 普鲁塔克还称：
这群海盗控制了整个地中海，致使正常的航行与商业活动无法开展。正是因为这些海盗的猖獗，罗马人的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陆地上就会因粮食不足而发生饥荒，因此罗马人最后决定派遣庞培去解决海盗问题，从海盗手中夺回海洋。 [13]
此时，庞培已经在罗马的权力斗争中有了突出表现（或者说树立了很多敌人，全看评价的人支持哪一方）。 [14] 他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海盗问题。前66年，他将地中海分成三个区域，打算系统性地逐一清除海盗。他先处理了家门口的问题，肃清了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海盗。他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西西里岛、北非和撒丁岛（西塞罗曾称这三处是“国家的三座粮仓”），在那里设防，以确保罗马城的补给线的安全。 [15] 据说此项任务进行了四十天。随后，他准备突袭奇里乞亚，但他在西部取得的成果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舰队的航行速度，因此他的舰船一进入奇里乞亚海岸城镇的视野，这些城镇就纷纷向他投降了。海上及陆上的战斗规模非常有限。他抵达时可能只带了五十艘战舰和五十艘运输舰，舰队规模不大，不过奇里乞亚人的轻型船还是难以与之抗衡。罗马人还投票表决，如果他需要，罗马还可为他准备五百艘战舰。 [16] 庞培的目标不是消灭海盗，而且消除海盗行为：他没有将敌人全部屠杀，而是接受他们的投降并将其重新安置，为他们提供可耕种的农田。 [17] 元老院曾提议给庞培三年时间解决海盗问题，而庞培的行动只花费了三个月。自此以后，海盗对于罗马的粮食供给线不再是严重的灾难，而只是轻微的刺激。
庞培以对海盗的战争为跳板，开拓了罗马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领地范围，这些领地的稳定不只依赖于罗马的军队，还依赖于当地国王们的共识，即与罗马结盟是保证他们自身权势的最佳方式。 [18] 然而，庞培并不满足于只在东方拥有这一个领地。罗马人在东地中海的领地只是罗马历次激烈内战的副产品。这些内战的交战方分别是：庞培对尤利乌斯·恺撒；布鲁图斯（Brutus）对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和屋大维（Octavian）；以及马克·安东尼对屋大维，后者就是未来的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所代表的贵族派与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者在希腊东北部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交战（“这是他们自己所希望的”，尤利乌斯·恺撒看着死去的敌人沉思，然后如此评述）。 [19] 庞培逃往埃及但落入了圈套，在他以为终于到了海滨的安全之地时被突然刺死。此时，东地中海唯一尚未落入罗马统治的大片领土就是埃及，“毁之可惜，合之危险，治之烦扰”。 [20] 尤利乌斯·恺撒对庞培紧追不舍，但他的对手在他抵达埃及的两天前被杀死了。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确立罗马在埃及影响力的良机，决定支持迷人、聪慧、狡黠（虽然可能并不非常漂亮）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帮助她赢得与她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的权力斗争。众所周知，恺撒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炮击亚历山大城，并要承担毁坏整个或部分大图书馆的责任。他将罗马军队驻扎于埃及，名义上是为了向仍然独立的女王提供保护。无论他是否征服了埃及，克莱奥帕特拉实实在在地征服了他，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托勒密·恺撒。女王曾带着儿子前往罗马，罗马人普遍认为他就是恺撒的孩子。一位罗马将军有一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老的儿子，这样的构想让罗马政客们警铃大作，认为恺撒也有称帝的野心，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辩称：“恺撒被刺是因其所为，而非其所将为”。 [21]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之后罗马政客们的相互斗争差点使埃及再次脱离罗马人的控制。尽管前42年在爱琴海北部滨海地带发生的腓力比（Philippi）战役中，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恺撒的朋友马克·安东尼一起为恺撒报了仇，但他们自己的关系也开始恶化。获胜后，领袖们封自己为“三巨头”（Triumvirs），对罗马世界进行了划分：屋大维掌管西部，马克·安东尼掌管埃及和东部，雷必达（Lepidus）管理阿非利加。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将罗马的辖区分成三份，而是维护新的政权，对行省进行重组。马克·安东尼将腓尼基人的城市、“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城镇以及整座塞浦路斯岛（前58年被罗马吞并）转赠克莱奥帕特拉。奇里乞亚很有价值，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它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一样，是重要的木材产地。尽管如此，安东尼还是成为臣服于克莱奥帕特拉魅力的第二位罗马伟人，诽谤他的人坚持声称，他自视为未来的埃及国王。或者他所希望的就是把亚历山大城变成泛地中海帝国的未来首都？在打完了同亚美尼亚人的战争后，他在亚历山大城的街道上举行了一场罗马人的凯旋式，这是从未有过先例之举。此后，屋大维与安东尼间的不信任日益凸显，他们的权力之争变为公开的战争。
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获得了公开大胜，不过不是在埃及，而在希腊西北部靠近爱奥尼亚群岛的亚克兴角（Actium）海域。安东尼拥有更大规模的舰队，拥有通向埃及的畅通无阻的补给线；他所缺少的是那些他视为盟友的人的忠诚。这些盟友在遭遇屋大维战船的包围后就开始逃跑，而安东尼带着四十艘战舰脱围而出，逃回亚历山大。 [22] 这场战役是否真的规模极大，至今尚无定论，但屋大维却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宣传价值。
年轻的恺撒，身着闪亮的盔甲，立于船尾，
在这里引领着罗马人与他们的神明投入战斗：
他所尊奉的宏伟壮丽的神庙将光辉射向远方；
看啊，他的头上还悬挂着恺撒的荣耀之星。
另一边则是罪大恶极的安东尼：
安东尼率领着军队一字排开，遥遥相对，
他得到蛮族的帮助，带着东方诸王的军队，
有附近的阿拉伯人，远方的巴克特里亚人，
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联合一致参战：
身在吵吵嚷嚷的中心，穿着华丽长袍，
还有他的厄运——埃及的妻子——在旁追随。 [23]
在此后的千余年里，亚克兴海战作为世界史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被传唱。这场战役的结果为屋大维在意大利赢得声望与支持，这些正是他此前缺少的。他的胜利保证了东地中海在未来的三个世纪中仍与罗马联系在一起，直到新罗马在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这种局面才被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取代。
安东尼在回到埃及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屋大维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他最终兵败自刎。数日后，埃及的最后一位法老克莱奥帕特拉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她是否用一条角蝰把自己毒死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如今屋大维才是埃及的主人。他立刻表现出对被占地区文化传统的理解。他愿意像法老那样统治，为的是将埃及变成他的个人领地。他通过总督管理埃及，总督直接对他负责，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lulusque Romanus ），对于埃及来说，后者只有理论上的权威。 [24] 屋大维明白，埃及最宝贵的财富不是绿宝石或斑岩，而是产自尼罗河流域的麦上的麦穗。
由此一来，针对海盗的战争、东地中海大片土地的获得、罗马的内战，都对地中海产生了明显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从此以后，罗马人就需要保证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整片海域的安全。地中海完全成为罗马的内湖。这个过程花费了一百一十六年的时间。第一阶段从迦太基与科林斯的陷落持续到公元前66年的奇里乞亚战役。第二阶段较短，以屋大维得到埃及告终。在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后，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恺撒，罗马世界的第一公民（Princeps ）或领袖。在如维吉尔、贺拉斯和李维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宣传下，他在内战中的胜利经常被看作新秩序确立和罗马帝国诞生的时刻。但是，这种新的帝国秩序也是罗马统治向远至埃及的东方扩张的结果。地中海已经成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但“我们”指的是一个更大概念上的罗马，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本身。罗马的公民、自由民、奴隶以及同盟遍布地中海，商人、士兵和俘虏纵横来往于这片海洋之上。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这种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罗马社会［例如维吉尔、普劳图斯和特伦斯（Terence）等诗人与剧作家都借用了希腊式的概念、内容与韵律］。这种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一些来自东方的主题，亚历山大城的大街小巷已经对这些主题习以为常，此时在罗马城中它们也广为流行：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他的滑稽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 ）中提到的伊西斯（Isis）崇拜，以及在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之前就已经被犹太商人和俘虏带到罗马的犹太教上帝崇拜。罗马就位于这一网络的中心，它现在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性都会，这里有着数百万居民需要供养。获得埃及确保了罗马的粮食供给，因此也保证了民众对帝国统治的支持。
3
对于罗马商人来说，谷物贸易不只是获利的手段。公元前5年，奥古斯都·恺撒将谷物分发给三十二万名男性公民。他骄傲地将这件事记录在一块纪念他的胜利与成就的巨型石碑上，因为赢得罗马公民的支持与在海上与陆上赢得胜利同等重要。 [25] “面包与竞技赛” [26] 的时代开始了，培养罗马人是项艺术，许多皇帝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直到3世纪，皇帝奥勒良（Aurelian）才用面包代替谷物，正式将烤好的面包分发给公民］。 [27] 到前1世纪末，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地区一些最为重要的谷物产区，即西西里岛、撒丁岛和非洲等庞培仔细加以保护的地区。其后果之一是中意大利谷物种植的衰落：在前2世纪晚期，罗马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就曾抱怨称，伊特鲁里亚如今遍布大地产，那些大地主们饲养牲畜以获利，而不是从土地上获得利润。 [28] 罗马不再需要倚仗意大利古怪的气候来获取食物，但要控制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也非易事，与叛军指挥官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冲突就是明证。交易体系越来越复杂，确保了谷物和其他货物能被及时运送到罗马。随着奥古斯都改造罗马城，随着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建立起雄伟的宫殿，罗马对奢侈品——来自印度洋的丝绸、香水、象牙，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的精美雕像、玻璃器皿、雕花金属器物——的需求也逐渐增长。在早些时候，也就是前129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接待了一支来自罗马的使团，使团由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率领。当托勒密八世身着丝绸（可能来自中国）制成的轻薄长袍慷慨地宴请来客时，罗马人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们透过那衣料不仅可以看到埃及国王肥胖的身躯，还能看到他的生殖器。但西庇阿式的朴素生活在罗马贵族中业已过时。甚至同样简朴的老加图也曾经从航运投资中购买百分之二的股份，将他的资金分散到多次航海活动中，而且他还派遣一名很得他欢心的自由民昆提奥（Quintio）作为他的代理人参与这些航行。 [29]
从提洛岛被建成一座自由港（公元前168～前167年）到2世纪是海上交通的繁荣期。我们已经知道，海盗侵扰在前69年以后显著减少，航行变得更加安全。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超大型船只（二百五十吨以上）都是在前2～前1世纪出现的，而在所有时期，大部分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少于七十五吨。较大型的船携带着武装卫队，虽然它们的速度逊于较小的舰船，但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海盗袭击。随着海盗的衰落，小型船只变得更受欢迎。这些小型舰船最多能装载约1500只双耳罐，而大型舰船则能装载6000只或更多，这种规模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才被超越。 [30] 货物的统一性传递出商业活动的规律性：大约半数以上商船携带着一种货物，可能是葡萄酒、橄榄油或谷物。穿越地中海的大宗货物数量越来越多。港口附近的沿岸地区能够专门经营其土壤适合种植的某一特定产品，日常所需的基本食物则由到访的商人供应。“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种和平则是在镇压海盗以及罗马的统治覆盖整个地中海后确立的。
在距离伊特鲁里亚海岸不远的一处海岬上有一座小港口科萨，这里的考古发现为了解这个时期的环地中海货物运输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这里的工坊在帝国早期的贵族家族“塞斯提”（Sestii）的鼓动下制造了成千上万只双耳罐，他们把自己的家乡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手工业制造中心。马赛附近的大康格鲁岛（Grand-Congloue）发现的沉船上有来自科萨的双耳罐：一千二百只罐子大多带有SES的标记，这是塞斯提家族的标记。它的下面还有另一艘公元前190～前180年的沉船，装载了来自罗得岛与爱琴海其他地区的双耳罐，以及数量极多的准备运往高卢南部或西班牙的南意大利产餐具。这类商品可以经远程运输运往内陆，大量的食物则在海岸线或海岸附近就被消费了，因为除非可以采用河运，在内陆运输这些食物非常困难且成本极高。比起陆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费用便宜很多。我们后面会看到，即便像罗马这样距离海洋很近的城市也面临海路运输的问题。 [31]
谷物是主要食物，特别是产自西西里岛、撒丁岛、阿非利加和埃及的硬粒小麦（triticum durum ），硬粒小麦比软粒的更干燥，因此更易于保存。不过，内行更青睐一种被称为西里戈（siligo ）的小麦粉，它由脱皮的斯卑尔脱（Spelt）小麦磨成。 [32] 以面包为主的食物只能填饱肚子，面包的“伴随物”（companaticum ），如奶酪、鱼或蔬菜则使饮食更加丰富。蔬菜不宜运输，除非经过腌制；奶酪、油和葡萄酒却可以在地中海的各个市场中找到；经海路运输的腌肉则主要供应罗马军队。 [33] 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越来越受欢迎，它被盛放在双耳罐中售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考古学者在据巴塞罗那大教堂不远处发现，在中等规模帝国城镇的诸多建筑中，有一处规模相当大的臭鱼酱工场。 [34] 在顺风的情况下，从罗马前往一千海里外的亚历山大城需要十天；若天气不好，从亚历山大城返回罗马则需要花费六倍多的时间，虽然船员们都希望在约三个星期后就回到罗马。从11月中到3月初，人们一般会避免海上航行；在9月中到11月初以及3月到5月底，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在整个中世纪，这种“禁航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遵守。 [35]
《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 ）中关于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的描述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冬季穿行地中海的失败航行。保罗当时为罗马人的囚犯，被安置在一艘亚历山大城的谷物船甲板上，该船从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海岸的米拉（Myra）出发驶往意大利。时值航行季的末期，船被狂风耽搁，当他们最终离开克里特岛时，海面已经变得危险重重。船长没有选择在克里特岛过冬，而是鲁莽地决定冒险驶向风暴频发的海面，他的船因此在海上悲惨地颠簸了两个星期。船员们“为减轻船重将小麦倾入大海”。水手们驾船驶往马耳他岛，在那里把船拖到岸上，但船被撞碎了。保罗称，船上的旅人得到了生活在岛上的“蛮族”的善待。没有人死亡，但保罗和其他人在马耳他岛上耽搁了三个星期。根据马耳他人的传说，保罗利用这段时间使岛民皈依了基督教；在保罗笔下，马耳他人却是轻信、原始的——他治愈了地方首领生病的父亲，因此被当地人奉为神明。航行条件好转后，另一艘来自亚历山大城并在岛上过冬的船搭载他们一起离开了此地。于是保罗依次抵达叙拉古、意大利南端的雷焦，以及距雷焦一天路程的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港，或许最初那艘谷物商船的目的地便是该港。他从普特奥利港出发前往罗马（依据基督教的传说，他最终在那里被斩首）。 [36]
奇怪的是，罗马政府并没有像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那样建立一支国有商船船队；多数搭载谷物驶往罗马的商人从事的都是私营贸易，他们有时还在皇帝在埃及或其他地方的私人地产装运谷物。 [37] 约公元200年，谷物商船的平均排水量是340～400吨，可以搭载50000摩底（modii） [38] 谷物（1吨相当于150摩底）。部分船的排水量高达1000吨，但海面上同时还穿行着难以数计的小型船。罗马每年需要约4000万摩底的谷物，因此800艘载重量为平均水平的船须在春季到秋季间抵达罗马。1世纪，约瑟弗斯声称阿非利加每年提供的谷物可满足罗马八个月的需求，埃及的供给可满足四个月的需求。 [39] 这完全能满足20万男性罗马公民1200万摩底谷物的需求。 [40]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北非中部就开始成为罗马的补给来源地，从这里到意大利的路途更短、更快捷，自然比始于亚历山大城的远距离运输更加安全。 [41]
大量的商人从出产谷物的北非海滨城镇前往奥斯蒂亚，抵达后他们聚集到现在被称为合作广场（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i）的柱廊周围。 [42] 当时非洲土地还未遭受干旱与侵蚀的破坏，燥热的夏季之后便是冬天的雨季，这种气候循环对于土壤十分有利。 [43] 皇帝本人也觉得非洲有很多机遇：尼禄（Nero）曾将属于六名超级大地主的地产没收，老普林尼相信他由此获得了阿非利加行省的一半土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突尼斯）。 [44] 从前这块富饶的土地主要为非洲的城市提供给养，尤其是迦太基；在这一时期，它开始向广阔的地中海中部，尤其是罗马和意大利地区提供粮食补给。被纳入这一网络的不只是罗马治下的土地，还有一些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n）诸王掌管下的自治领土。当然，也有其他货物从非洲被运往罗马：罗马富人餐桌上的无花果（老加图称其可在三天内抵达）、松露和石榴，以及斗兽场所需的狮子与猎豹。 [45] 从公元2世纪开始，皇帝鼓励阿非利加的农民去开发偏远的土地，因为意大利的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连意大利人口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用说帝国的其他地区了。哈德良时期驻北非的官员写道：“我们的恺撒为满足人们的需求，以不知疲惫的狂热要求人们耕种所有适合种植橄榄、葡萄、谷物的土地。” [46] 人们修建了灌溉渠道与堤坝，以收集、分配冬季的雨水，这套系统在11世纪阿拉伯人侵袭前一直运作；一种混合型农业经济繁荣起来，陶器制造业同样如此——出口到海外的非洲赤陶为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特征提供了重要证据。 [47] 因此，非洲农业的集约化与商业化应归功于罗马人的推动。随着罗马人的统治与影响力扩展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在这片海洋上形成了十分完备的贸易体系。
从帝国财政的角度看，埃及谷物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阿非利加谷物。埃及不只向罗马一地输送谷物，还一直供养东地中海及爱琴海的大片区域。因为尼罗河河水每年定期泛滥，亚历山大城被视作一个高度可靠的粮食来源；而来自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地的粮食供应则不太稳定，人们必须从多个中心获得所需谷物。 [48] 最重要的是，在该时期，饥荒不时突然降临西西里岛这类肥沃之地，但罗马帝国并不只是依靠单一、脆弱的粮食补给来源；埃及经历的饥荒比西西里岛还少，但更为恐怖。 [49] 由于帝国有了来自整个地中海的粮食补给，缺粮问题并不严重。罗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皇帝们在他们的货币上纪念谷物的分配。公元64～66年，尼禄直接在一些格外考究的铜币上刻下了与谷物供应有关的图案（对于这位自命不凡之人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出人意料）：谷神席瑞斯（Ceres）手持麦穗，面朝丰收女神安诺纳（Annona），安诺纳手持象征丰收的羊角；中间的祭坛上放置了称量谷物的秤，背景是一艘运粮船的船尾。 [50]
4
一旦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抵达意大利，它们就会被运往距离海岸十英里的罗马。这种运输需要台伯河上风向的配合，且罗马也缺少好码头。奥古斯都时期，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谷物先运送到那不勒斯湾，那里的普特奥利是一个有遮挡的大型港口，它就位于今天那不勒斯郊区的波佐利（Pozzuoli）。谷物在此地将被装上小型船；由于从伊特鲁里亚的科萨到拉丁姆与坎帕尼亚边界上的加埃塔（Gaeta）没有适宜的港口，因此这些船需要沿坎帕尼亚与拉丁姆的海岸驶往台伯河。尼禄（公元68年去世）于是计划在奥斯蒂亚与那不勒斯湾之间修建一条可容纳两艘五列桨战船通行的大运河，以避免沿意大利海岸航行时的不便与可能遇到的危险。当这项工程还在筹备阶段时，有人提出将台伯河入海口的各个港口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斯蒂亚。这座港口的庞大遗址今天仍在向我们展现当年它与非洲、高卢以及东方的贸易往来。我们稍后再详细介绍奥斯蒂亚。
普特奥利提前得知运粮船队即将抵达的消息：
今天，亚历山大城的通信船（tabellariae ）突然出现了。这些船总是提前出发，前来通知舰队即将抵达。坎帕尼亚人对此非常欢迎。普特奥利的所有人都聚集到码头附近，试图通过船上的缆索来指认哪些船来自亚历山大城。 [51]
他们之所以能做出判断，是因为亚历山大城的运粮船队都会使用一种特殊形制的船帆，“所有船都把船帆高挂在桅杆之上”。盖乌斯·卡里古拉（Gaius Caligula，公元41年去世）以停泊在普特奥利的亚历山大舰队为荣。他劝说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Herod Agrippa）不要经布林迪西、希腊和叙利亚返回犹大地（Judaea），而改由普特奥利乘船出发，因为亚历山大城舰队的船长们开起船来就像是在赶马车一样。希律王在离开普特奥利几天后就抵达了埃及。 [52] 普特奥利由火山灰制成的水泥远近闻名，整个意大利都用它来做混凝土。最重要的是，这种水泥还被用于建造码头和防波堤，以容纳最大型的航船。普特奥利已经成为奢侈品贸易的中心，此地的商品既有希腊的大理石，也有在埃及被罗马控制后大量运抵港口的莎草纸和玻璃。普特奥利的商人们在提洛岛非常活跃，那里有一个南意大利商人的代表团。与提洛岛的联系使许多奴隶经普特奥利进入意大利。与罗马一样，普特奥利的居民成分也十分复杂，有来自推罗的腓尼基商人，有来自巴勒斯坦以东沙漠地带的纳巴泰人，也有引入萨拉皮斯神崇拜的埃及人。 [53] 腓尼基人曾经是普特奥利的主要势力，但到174年他们已经生活艰难。他们曾向母城推罗写信求助，希望推罗帮他们支付事务所与货栈的巨额租金，他们称自己要交的数目远远高于其民族：
前些日子，生活在普特奥利的推罗人负责港口的保养，当时的推罗人十分富裕且数量庞大。然而我们的人数现在已经大幅缩减，且需要支付在神庙祭拜我们民族的神祇的开支。我们没有可以帮助我们缴纳驻地租金的必要资源了，我们每年都需要缴纳十万迪纳里。 [54]
在“亚历山大、亚洲和叙利亚经商的人”也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建造了神庙。 [55] 在城市中最富有的家族的资助下，人们建起了精美的公共建筑。尼禄的朝臣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在其撰写的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 ）中提到了一座位于坎帕尼亚的城市，虽然他没有给出这座城市的名字，但它很可能就是普特奥利。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为特里马乔（Trimalchio）的自由民，他在海上赚了钱，结果又失去了这些财富［“海神尼普顿（Neptune）一天就吞噬了三千万塞斯特斯（sesterces ）”］，他只好再次白手起家，退休时已经拥有了数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 [56]
无论是否真的存在像小说中的特里马乔那样成功的自由民，自由民都在港口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贝城出土了一套举世瞩目的蜡版，上面的记载证实了普特奥利的银行世家苏尔皮奇（Sulpicii）家族的财务状况。共有一百二十七份文献留存至今，它们记载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公元35～55年。 [57] 其中一份是一张一千迪纳里的借据，借款人是来自小亚细亚卡利亚（Caria）的希腊自由人墨涅拉乌斯（Menelaus），贷款人是奴隶普利姆斯，他是商人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塞维鲁的代理人。塞维鲁的名字还被刻在了盛放鱼酱的双耳罐上，这些鱼酱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口到罗马的。墨涅拉乌斯拥有属于自己的货船，他贷款的目的是为一批从普特奥利运往罗马的鱼酱预支运费。 [58] 以上事实均表明了普特奥利是如何与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它是一位希腊船长的家乡，该船长与从事西班牙鱼酱贸易的罗马富商保持着联系。由一位远离罗马的奴隶充当居住在罗马的塞维鲁的代理人，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寻常。在雅典的鼎盛时期，希腊的银行家们就已经熟悉此时在普特奥利通用的信贷技巧。与从前不同的，是如今这些信贷活动遍布了从西班牙鱼酱工场到埃及的整个地中海。赊账（credit）不仅指用货币或商品支付的预付现金，这个词（拉丁语中表示“他相信”）还传达出了一种信任的意味。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代，合作与信任的建立更为简单，也更为有效。
真正为普特奥利带来财富的是谷物。据估计，在每年的这个时期，大约有十万吨谷物在这里中转。 [59] 由于这里的谷物需要搬运或处理，奴隶和有偿劳工在这里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无论是简单地成袋搬运谷物，还是需要将其重新倒入另一容器，都需要从抵达意大利的船只卸下谷物，重新装载上前往罗马的较小船只或驳船。在罗马城，有人会重新检查谷物的品质并对其征税。这些谷物要么存放在港口，要么存放在罗马城中，而谷物的储藏并不简单，必须要避免谷物发霉、生虫，要防止老鼠啃噬，这意味着谷物储存地必须保持通风、温度适宜。 [60] 谷物商人需要租用库房中的仓库，有些库房的规模特别巨大：罗马的加尔巴纳库房（Horrea Galbana）的第一层有仓库一百四十多间，而奥斯蒂亚海岸的格兰迪库房（Grandi Horrea）的第一层有六十间仓库。 [61] 对于正在为东方的奢侈品（如从亚历山大城运来的印度商品）寻找市场的商人而言，普特奥利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里是元老院贵族们在夏季前往巴亚（Baiae）、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以及斯塔比亚（Stabiae）避暑时的必经之地，此外它还紧邻此时仍欣欣向荣的那不勒斯，以及那不勒斯的众多卫星城，如庞贝城。
位于台伯河入海口的奥斯蒂亚地位逐渐上升，最终取代普特奥利成为搭载货物前往罗马的船只聚集的主要港口。奥斯蒂亚城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罗马与维爱正在争抢台伯河入海口的盐田；但很长时间以来，奥斯蒂亚始终只是河口的一处停泊地。在奥古斯都时期与提比略时期，奥斯蒂亚都有过建设计划，但直到克劳狄乌斯治下，一座靠近罗马城的易于通行的港口才真正开始修建。42年，人们开始在台伯河以北两英里处建造一座新的港口，它的名字极为简单，就叫“波图斯”（Portus，意为港口）。建造这座港口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普特奥利，而是为了在向罗马运送谷物时有一条安全通道。不幸的是，克劳狄乌斯的防波堤显然不够结实：62年，停泊在港口里的两百艘船被突然降临的暴风雨损毁。在后来的一个世纪，皇帝图拉真（Trajan）在克劳狄乌斯的港口内又修建了更安全、更壮观的六边形港口，以加固奥斯蒂亚。他的继任者哈德良对货栈和商铺所在的大片区域进行了重建。奥斯蒂亚有很多砖瓦结构的多层公寓楼，一直到4世纪，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中层阶级的气质，而许多较为贫穷的移民在来到码头后只能转而前往罗马寻找租住之地。 [62]
5
在屋大维赢得权力之后，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及所有海岛都落入了罗马人的统治，或在罗马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地中海实实在在成了“我们的海”。屋大维的胜利开启了地中海地区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期。当然，海上不时也会有海盗出没，例如在罗马控制薄弱的北非西端的毛里塔尼亚人：公元171～172年，摩尔海盗侵袭西班牙和阿非利加，于是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扩充罗马舰队以应对这一威胁。但罗马海军的作战地通常都不在地中海，因为他们在不列颠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驻扎着大批海军，他们在这些地方抵御着不断发动侵扰的日耳曼人。帝国核心部分的动荡也没能从根本上摧毁地中海的和平。在68～69年，也就是尼禄自杀后混乱不堪的四帝内乱期，皇帝奥托（Otho）为解决竞争对手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带来的威胁招募了数千名水手，但维特里乌斯最终获得了胜利。奥托倚仗的是两支意大利海军，他们的基地就在距离普特奥利非常近的拉文纳（Ravenna）和米塞努姆（Misenum）。69年，最后的胜利者韦帕芗（Vespasian）也利用了海军力量，但方式不同：他切断了从其基地埃及到罗马的谷物补给线，然后在自己抵达罗马后再将这些粮食发放给罗马人，以表现自己的慷慨，这种做法对维特里乌斯造成了致命打击。 [63] 后来，海军还帮助皇帝将陆军运到阿非利加，以镇压当地的起义。115～116年，图拉真派遣舰队前往昔兰尼加、埃及和叙利亚去镇压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 [64] 有时船员们在抵达目的地后还被要求在陆上作战，而像布匿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海战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不是水手们所期望的体验。
罗马海军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希腊海军以及以无情、残忍著称的罗马陆军。一种猜想是罗马海军对“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在海军中服役显然比不上在陆军中服役。 [65] 但公元2世纪时，一名军团的士兵决定要转到海军，并因这一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遭到处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海军中服役是令人骄傲的事。2世纪早期的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塞姆普罗尼乌斯（Sempronius）的人极为悲伤，因为他听说有人劝儿子盖尤斯（Gaius）放弃了加入舰队的计划。他告诉儿子：“务必要坚持，否则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只要坚持下去，你就能得到好的机会。” [66] 舰队的新兵招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地中海的水手们来自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有的人来自如（多瑙河流域的）潘诺尼亚（Pannonia）等内陆地区，当然还有很多希腊人和埃及人（这里的埃及人指的不是那些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而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这些人还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在罗马海军中，水手不管有无埃及人血统，都普遍崇拜萨拉皮斯神：“萨拉皮斯神在海上极受欢迎，商人与军舰都要接受他的引导。” [67] 不同的神混在一起是罗马世界的典型特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类人种的混合也会带来压力。如果军队中的指令是以拉丁语来传达的，那么新兵就需要起拉丁名字，使自己变得拉丁化和罗马化：
阿庇安（Apion）向父亲大人埃皮马库斯（Epimachos）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先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也祝愿我的姐姐、她的女儿、我的弟弟一切顺心。我要感谢萨拉皮斯神，当我遭遇危险时，他及时拯救了我……我在信中附有一张尤克莱蒙（Eukremon）为我画的小像。现在我的名字是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Antonius Maximus）。 [68]
数年后，他结了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起的是拉丁名字，另一个起的是希腊名字。此时“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对萨拉皮斯神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因为他在“这里的神明”面前为他的姐姐祈祷。 [69]
罗马海军的声望并不显赫，因为他们更像警察，而不是战斗部队。虽然海军并没有接到为商船护航的命令（部分因为商船多为私营，部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但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民用航线的安全。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努姆、拉文纳，以及同普罗旺斯的“尤利乌斯市场”［Forum Julii，即今天的弗雷瑞斯（Fréjus）］一样的许多沿海商站长期驻扎着海军，他们足以确保航线的安全。迦太基在公元前29年被重建成一个行政和商业中心，其正式名称是“和谐的尤利亚迦太基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 ）。虽然此时它已经发展成为北非（除亚历山大城之外）的主要罗马城市，但罗马的舰队没有选择在此地驻扎。 [70] 然而，在此地以西的凯撒里亚［Caesarea，今切厄切尔（Cherchel）］有一支罗马海军驻扎，因为更靠西的毛里塔尼亚会不时发生动乱。 [71] 在地中海人的眼中，“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是一个镇压敌人以强加胜者的和平的积极过程（塔西佗曾讽刺派驻欧洲北部的罗马军队“先破坏，然后称其为和平”），而更多是一种良性存在。至少在3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需要常常对舰队进行维护。船只仍是古典晚期的传统型四列桨战船和五列桨战船，直到拜占庭时期，船身的设计才出现重要的变化。因此海军依然困扰于传统的问题：船舷太低，高出水面的距离不过四米，导致它们无法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也无法在冬天航行。 [72] 舰队还承担着运送官员前往帝国各地的职责，但（与中世纪的舰船不同）这些大帆船并没有被同时用作商船，部分是受限于它们的设计，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皇帝并不想成为十足的商人。
将米塞努姆与拉文纳建设成主要指挥中心的想法可以追溯至奥古斯都时期。米塞努姆是西地中海各地的行动控制中心，但它的指令可以传至更远的东部。由于从埃及运送谷物的船只停泊于普特奥利，而普特奥利就位于米塞努姆附近，因此在米塞努姆可以密切监控这条航线的沿途活动。米塞努姆背后的内湖经过疏通后与海岸相连，这样一来，舰队就拥有了一个安全的内港。港口周围成排矗立着罗马富豪的别墅，提比略晚年时也曾在这里休养。 [73] 另外，从拉文纳派出的舰队监视着总是窝藏海盗与盗匪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爱琴海也在他们的照看范围内。拉文纳被一圈潟湖包围（现代的海岸线与古代海岸线相聚数英里），并不是理想的海港选择，因此它的港口建在两英里以外的一处被称作克拉西斯（Classis）的地方，意为“舰队”，一条运河将克拉西斯与拉文纳连接起来。由于拉文纳一直是重要港口，它的景象被保留在了公元6世纪的拉文纳镶嵌画中。如今，我们唯有通过用镶嵌画装饰外墙的克拉斯的圣阿波里纳尔大教堂（Sant’Apollinare in Classe）一窥克拉西斯过去的荣光，该教堂建于6世纪。罗马人从第勒尼安海以及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基地就能够监控整个地中海的安全，这种能力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公元2世纪的商人可能有时也会思考，还有什么可能打破地中海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政治统一；是允许商人们自由穿行地中海进行贸易的经济统一；是希腊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文化统一；在很多方面，地中海甚至是一个宗教统一体，或者说呈现出信仰多样性的统一体，因为地中海各地的人（除犹太人或基督徒外）在崇拜神明一事上相互借鉴。对“我们的海”进行的单一统治确保了通行的自由，使地中海区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文化融合。
[1] N.K.Rauh，Merchants，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2003），pp.136-41.
[2] Lucan，Pharsalia ，7∶400-407，trans.Robert Graves.
[3]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1939），pp.78，83-8.
[4] P.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1999），pp.92-6.
[5]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91；de Souza，Piracy ，pp.140-41，162，164.
[6] Cited in de Souza，Piracy ，pp.50-51.
[7] Livy 34∶32.17-20；Polybios 13∶6.1-2；both cited in de Souza，Piracy ，pp.84-5.
[8] de Souza，Piracy ，pp.185-95.
[9] Rauh，Merchants ，pp.177，184；但很有可能这些“君主”（非伊特鲁里亚人）是在罗得岛附近活动的第勒尼安人（Tyrrhenoi），这两个词很容易被弄混。
[10] Strabo，Geography ，14.3.2；Rauh，Merchants ，pp.171-2.
[11]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4.1-3，trans.John Dryden.
[12] de Souza，Piracy ，pp.165-6.
[13]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5∶1，trans.John Dryden.
[14] Syme，Roman Revolution ，p.28.
[15] Cicero，Pro Lege Manilia ，34；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1980），pp.51-2.
[16] Rickman，Corn Supply ，p.51；Syme，Roman Revolution ，p.29.
[17]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8∶3；de Souza，Piracy ，pp.170-71，175-6.
[18] Syme，Roman Revolution ，p.30.
[19] Hoc voluerunt： Suetonius，Twelve Caesars ，‘Divus Julius’，30∶4.
[20] Syme，Roman Revolution ，p.260.
[21] F.Adcock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Cambridge，1923-39），vol.9，The Roman Republic，133-44 BC ，p.724；Syme，Roman Revolution ，pp.53-60.
[22] Syme，Roman Revolution ，pp.294-7；C.G.Starr，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Ithaca，NY，1941），pp.7-8；J.Morrison，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339-30 BC （Oxford，1996），pp.157-75.
[23] Virgil，Aeneid ，8∶678-80，685-8，in Dryden’s rather loose version.
[24] Syme，Roman Revolution ，pp.298-300；Rickman，Corn Supply ，pp.61，70.
[25] Res Gestae Divi August ，ed.P.A.Brunt and J.M.Moore（Oxford，1967），15∶2.
[26] “面包与竞技赛”（bread and circuses）指以小恩小惠获得民意支持，而不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编者注
[27] Rickman，Corn Supply ，pp.176-7，187，197，205-8.
[28] Rickman，Corn Supply ，p.12.
[29] Plutarch，Parallel Lives ，‘Cato the Elder’，21.6；Rauh，Merchants ，p.104.
[30] Rauh，Merchants ，p.105.
[31] Rickman，Corn Supply ，pp.16，121.
[32] Rickman，Corn Supply ，pp.6-7；also P.Erdkamp，The Grain Market in the Roman Empire：a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y （Cambridge，2005）；P.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1988）.
[33] Rickman，Corn Supply ，p.16.
[34] Museu de la Ciutat de Barcelona，Roman section.
[35] Rickman，Corn Supply ，pp.15，128.
[36] Acts of the Apostles，27 and 28.
[37] Rickman，Corn Supply ，pp.17，65.
[38] 摩底为古罗马的容积单位。——译者注
[39] Josephus，Jewish War ，2∶383-5；Rickman，Corn Supply ，pp.68，232.
[40] Rickman，Corn Supply ，pp.61，123.
[41] Rickman，Corn Supply ，pp.108-12；S.Raven，Rome in Africa （2nd edn，Harlow，1984），pp.84-105.Other sources included Sicily：Rickman，Corn Supply ，pp.104-6；Sardinia：Rickman，Corn Supply ，pp.106-7；Spain：Rickman，Corn Supply ，pp.107-8.
[42] Rickman，Corn Supply ，pp.67，69.
[43] Raven，Rome in Africa ，p.94.
[44]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18∶35；Rickman，Corn Supply ，p.111.
[45] Raven，Rome in Africa ，pp.86，93.
[46] Raven，Rome in Africa ，p.95.
[47] Raven，Rome in Africa ，pp.95，100-102.
[48] Rickman，Corn Supply ，pp.69-70 and Appendix 4，pp.231-5.
[49] Rickman，Corn Supply ，pp.69-70 and Appendix 4，p.115（ad 99）.
[50] Rickman，Corn Supply ，pp.76-7，and Appendix 11，pp.256-67.
[51] Seneca，Letters ，77∶1-3，cited in D.Jones，The Bankers of Puteoli：Finance，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2006），p.26.
[52]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28.
[53]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33.
[54] Cited in R.Meiggs，Roman Ostia （Oxford，1960），p.60.
[55]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34.
[56] Petronius，Satyricon ，76；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43.
[57]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11.
[58]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p.102-17.
[59]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Appendix 9，p.255.
[60] Rickman，Corn Supply ，pp.21-4，134-43；G.Rickman，Roman Granaries and Store Buildings （Cambridge，1971）.
[61] Rickman，Corn Supply ，p.23；Rickman，Roman Granaries ，pp.97-104.
[62] Meiggs，Roman Ostia ，pp.16-17，41-5，57-9，74，77.
[63] Tacitus，Histories ，3∶8；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p.181，183，185，189；Rickman，Corn Supply ，p.67.
[64] 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188.
[65] 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67.
[66] Cited Roman Imperial Navy ，p.78.
[67] Aelius Aristides，Roman Imperial Navy ，p.87.
[68] Oxyrhynchus papyrus Roman Imperial Navy ，p.79.
[69] Oxyrhynchus papyrus Roman Imperial Navy ，pp.84-5.
[70] Reddé，Mare Nostrum ，p.402.
[71] Raven，Rome in Africa ，pp.75-6；Reddé，Mare Nostrum ，pp.244-8.
[72] Reddé，Mare Nostrum ，pp.139，607，and more generally pp.11-141.
[73] Reddé，Mare Nostrum ，pp.186-97；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p.1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