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大决战：冲向勒班陀，1566～1580年

15.教皇的梦想

1566～1569年

基督教欧洲花了大约150年时间才真正理解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真正特点。为了将内战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苏丹驾崩消息的发布总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人们虔诚地希望，新苏丹或许会更容易顺从劝导、不像前任苏丹那样好战，就好像开战与否取决于苏丹的个人选择似的。甚至连戎马三十年的穆罕默德二世（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最初登基时也被欧洲人认为是乳臭未干、不构成威胁。塞利姆二世于1566年9月登基的时候，欧洲人总体上已经摈弃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的更迭必然意味着新的战争。

在选择储君的残酷过程中，新苏丹的更有才干的兄弟们已经死去或者被处决，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没有人对塞利姆二世有很高的评价。他相貌平平，生性懒惰，与军队的关系也不好。近卫军称他为“公牛”。据说他嗜酒如命。外国使节发回了充满负面评价的报告：“塞利姆二世生性暴躁嗜血，沉溺于各种肉体享乐中，尤其酷爱饮酒。” ^[1] 但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理解，君主的个人秉性和国家大事几乎没有关系。征服的宏图霸业对苏丹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苏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身份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权力的外部标志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高贵的头衔宣示了对世界的主权；富丽堂皇的作战营帐和旗帜，镶嵌宝石的利剑和高贵典雅、镶有《古兰经》中胜利章节文字的头盔都强调了苏丹作为伊斯兰战士的身份。只有伟大的征服才能巩固苏丹的地位。战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帝国霸业，受到伊斯兰教的佑护。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需要战争；如果征服战争受挫，就像在马耳他那样，也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就能克服。“土耳其人的扩张就像是大海，”一个塞尔维亚人在一百年前曾如此评论，“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 ^[2] 在过去的日子里，苏丹要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现在，苏丹不需要亲临战场，只需用他的马尾旌旗和精巧美丽的旗舰代表他的存在，自有前线将领代替他冲锋陷阵。由于远离战场，塞利姆二世对战败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研究很透彻的威尼斯人认为塞利姆二世“自视甚高，蔑视世界上其他君主；他自认为能够向战场投入无穷无尽的军队，不肯听取任何不同意见” ^[3] 。

塞利姆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对帝国的必要性。在他通过埃迪尔内 ^[4] 门（征服之门）盛装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近卫军发生了哗变。他们封锁了宫门，不准新苏丹进入，向他索取惯例的赏赐。此时仍然担任海军司令的皮雅利帕夏被从马背上打了下来。塞利姆二世不得不匆忙向士兵们分发金币，才解决了事端，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常备军就像只老虎，每一位苏丹都必须学会驾驭它。要驾驭它，就需要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的赏赐。害怕政变的塞利姆二世是第一位从未御驾亲征过的苏丹，在这方面，他的统治算是一个分水岭。但征服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地中海仍然是个让他非常感兴趣的目标。

塞利姆二世苏丹

以娴熟的手腕安排塞利姆二世登基的是波斯尼亚出身的首席大臣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就是索科卢在御医的帮助下隐瞒了苏莱曼的驾崩，并平息了近卫军在伊斯坦布尔的反叛。他身材高瘦，城府极深，容易受到贿赂的腐蚀，但对每一位苏丹都绝对忠诚（他在垮台之前一共侍奉过三位苏丹），而且他才华横溢。他在苏莱曼治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才干，先后担任过将军、法官、行省总督，甚至在巴巴罗萨死后还担任过海军司令。他在1565年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又成为塞利姆二世的驸马爷。在马耳他的失败之后，索科卢对地中海明显持谨慎态度。他更看好在匈牙利开展陆战。但是，有其他人在与他竞争苏丹的信任。威尼斯人对他的长处和弱点也做了分析：“在外交谈判方面他技艺高超，有极深的理解力……苏丹将全部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他……尽管如此，穆罕默德对于持久地保持苏丹的宠信仍然缺乏信心，也不敢在苏丹面前直言不讳……他曾说，他虽然享受着苏丹赋予的极大权力，但在苏丹命令他装备2000艘桨帆船的时候，他还是不敢告诉苏丹，帝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办到这一点。他的胆怯一方面是由于苏丹的暴虐性格……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断受到其他帕夏的嫉妒。” ^[5] 索科卢的主要目标是牢牢地攀住权力的巅峰，但从塞利姆二世登基伊始，他就受到野心勃勃的竞争者的挑战，其中最强劲的对手便是塞利姆二世幼年时的教师拉拉·穆斯塔法帕夏 ^[6] 和皮雅利帕夏。苏丹始终待在京城，他身边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将对奥斯曼帝国在白海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所有争夺苏丹宠信的人同时也牢牢记住标志着易卜拉欣垮台的溅血宫墙。为苏丹办事，失败是不可接受的。

塞利姆二世登基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起重要的权力更迭。在欧洲权力政治的复杂矩阵里，罗马教廷一贯最坚决地反对苏丹。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分别是两个世界的中心，势不两立、不共戴天。1565年12月9日，在马耳他攻防战的恐怖时期领导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庇护四世在他位于博吉亚塔的寓所去世。在仲冬时节的短暂白天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选举一位新教皇。

1566年1月8日，表示新教皇选举成功的白烟从梵蒂冈的烟囱里冒出，新教皇的人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米凯莱·吉斯莱里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庇护四世头脑冷静，在新教兴起的风暴中仍然保持高度宽容，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他出身豪门，深知为政之道，温文尔雅而老于世故，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吉斯莱里则出身贫寒，少年时在皮埃蒙特的山上以放羊为生，完全是靠教会的抚养和提携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在为教会效力时的热忱令人惊叹，前不久还担任过异端裁判所的大法官。新教皇选择了庇护五世的称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不太恰当，因为他的前任对他非常憎恶。吉斯莱里不是一个能够和罗马或佛罗伦萨的权贵们一起觥筹交错的人。庇护五世已经秃顶，白胡子迎风飘扬，固执己见、严格自律、坚定不移，更像是《旧约》里的先知，而一点不像博吉亚教皇 ^[7] 。他不懂政治手腕，生活简朴，对上帝满腔热忱，日夜工作，不肯停歇。他只有两件质地粗劣的羊毛衬衫，轮流穿着和换洗，但充满了虔诚的能量。他满腔热情地保卫和弘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穆斯林，这种热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庇护五世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逐出教会，称她为“恶灵的奴仆” ^[8] 。他无论走到何方，总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一种气势汹汹而毫不宽容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看法也颇有分歧。腓力二世在梵蒂冈的使节报告称，庇护五世“是个善良的人……具有极强的宗教热情……在当前时局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红衣主教成为教皇” ^[9] 。更务实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没有这么高了。“假如当前在位的圣父离我们而去，我们会更高兴，不管他是多么伟大、无法描摹、独一无二和非同寻常，” ^[10] 在新教皇即位的这一年，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谋臣如此冷淡地写道。

庇护五世这位老人熠熠生辉的眼睛被复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所吸引。欧洲人在马耳他战役中得胜，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谋略。围城战之前，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目标；关于救援马耳他的指责在战后也让大家心存芥蒂。从匈牙利边疆到西班牙海岸，基督教世界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成功地抵御奥斯曼帝国。“任何人单枪匹马都无法抵抗敌人，” ^[11] 他坚持道。庇护五世决心完成多位前任教皇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各国从危险的沉睡中唤醒，建立一个长期性的神圣联盟来弥合各国的利益分歧，共同对付异教徒。他以宗教法官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即位四天之后，他命令教廷重新开始向腓力二世提供资金援助，用以建造桨帆船，保卫基督教海域。这是小小的第一步，但在16世纪60年代晚期的动荡岁月里，庇护五世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以及驱动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强大力量。

庇护五世

在1566年，他的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自明的。欧洲是强烈感情的旋涡，被不同的利益、帝国野心和宗教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腓力二世有十几件互相矛盾的事业需要关注：新大陆的殖民地、 ^[12] 西班牙位于北非海岸的前哨基地的安全、国内针对残余穆斯林的圣战、土耳其人的威胁、与法国的互相猜忌、尼德兰新教徒的反叛余孽。这些事情先后吸引了高坐在马德里阴郁宫廷的天主教国王的注意力。他的帝国疆域分散，满是裂纹，深处困境。只有不断从南美运送白银到西班牙的大帆船队才能维持西班牙的帝国霸业。尽管如此，财政方面仍然捉襟见肘。腓力二世对地中海并无总体的战略计划，只能对成千上万的纷繁问题逐个做出反应。1566年，低地国家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成公开的反叛，腓力二世不得不让他最精锐的部队行军穿过一个高度紧张、满腹狐疑的欧洲。总的来讲，他在地中海没有力量采取行动。法国人也不能更好地慰藉教皇。他们和土耳其人还有盟约，而且法国国内爆发了宗教战争。1566年，法国南部的新教徒反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至于一贯自私自利的威尼斯人，没人信任他们。为了向土耳其人发起协调统一的回应，庇护五世至少需要将教皇国、威尼斯和西班牙三方的资源拧成一股势力。耗时五年，加上特殊事件作为契机，他的事业才最终成功。

在马耳他战役之后的几年内，腓力二世不断抵制教皇关于建立神圣联盟的要求，同时继续接收教皇慷慨解囊的圣战经费。他正被尼德兰的反叛困扰，无意发动新的战争。腓力二世有时非常讲求实际，令人惊讶；他甚至私下里考虑和塞利姆二世正式缔结停战协定。同时，腓力二世没有忘记杰尔巴岛的教训；他低调地谋划着，继续在巴塞罗那建造桨帆船；到1567年，他已经拥有100艘桨帆船，虽然还不能单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足以威慑敌人，令其不敢发动远距离攻击。

但总的来讲，土耳其人仍然没有涉足地中海。1566年，皮雅利率领130艘桨帆船出现在亚得里亚海，再次令基督教世界颤抖。西西里、马耳他和拉格莱塔的全部防御力量都整装备战，但皮雅利只是三心二意地对意大利海岸劫掠一番就撤走了。在随后多年内，这种先是威势逼人、后来却无声无息的闹剧上演了很多次。土耳其人很安静，他们的行为不可捉摸。地中海再次成为谣言之海，一个充满来源不明情报的阴影世界。在地中海北岸的各大港口，间谍们大发横财，将零碎的飞短流长作为情报传播。威尼斯在杜布罗夫尼克 ^[13] 的间谍从情报工作中大获其利。双方都故意散布假情报，又都耐心地筛选、甄别收到的情报。当时有很多窃窃私语、暗示和威胁：土耳其人正在准备进攻十几个地点中的某一个——拉格莱塔或马耳他，塞浦路斯或西西里；或者并不打算进攻任何地点。双方虚虚实实地你推我挡，土耳其人会派出一支巡航舰队，然后又将它撤回，以折磨敌人的神经。双方都扫视着海平线，寻找船帆的踪迹，但都没有找到。威尼斯人被夹在双方之间，越来越如坐针毡。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克里特和塞浦路斯领地担心。而土耳其人似乎在摆出和平姿态；他们在1567年与提心吊胆的威尼斯人签订了一项新协定，在次年又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这种和平假象至少争取到了时间：马耳他得到重建；西班牙则清剿了其领海内的海盗。

在马德里、威尼斯、热那亚和罗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人们提出了上百种假设。有人说，新苏丹对战争不感兴趣。“苏丹唯一的兴趣是尽情享乐，饕餮宴饮；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几名重臣，” ^[14] 西班牙人的一份报告如此写道。还有人说，土耳其人正在东方忙活，或者还在等待时机。

奥斯曼帝国大政方针的策源地隐藏在外国势力的视线之外，不管潜伏在伊斯坦布尔的外国间谍多么努力地刺探。况且，没有人能够对整个大海一览无遗。1566～1568年，还有更重要的天命在地中海起作用，干扰了凡人的计划：庄稼歉收、人口暴涨的城市缺少粮食、瘟疫和饥荒爆发。1566年，埃及和叙利亚发生饥荒，哀鸿遍野；1567年，西班牙间谍报告称，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那里还爆发了瘟疫，导致很多人死亡，法国间谍佩特罗莫尔就于1568年在该城病死。人类生存如此艰难，战争的话题只能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精力充沛的索科卢·穆罕默德正被更东方的问题困扰。土耳其人早就认识到了治理阿拉伯地区的困难；巴士拉以北的沼泽地带发生了叛乱，也门则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同时，索科卢还在谋划富于想象力的计划，为新的征服扫清道路。他下令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这样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就能直接进入印度洋；另外还计划开凿第二条运河，将黑海和里海连接起来，从水路进攻波斯。这两个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它们的失败影响重大。奥斯曼帝国的航海家不再有新世界可以探索。由于被自然障碍包围，他们只能继续开拓旧世界。

16世纪60年代末期，新的全球化力量在发挥作用，给人们的各种动机和意图带来了制衡。地中海是巨大的动荡地域的中心，只有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才能够真正理解它内部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在也门、尼德兰、匈牙利和北非发生的事件错杂纠结，互相影响。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给腓力二世施加的压力助了北欧的新教革命一臂之力。新大陆也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影响。1564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卡洛琳堡屠杀法国定居者之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秘鲁波托西 ^[15] 的银矿既在支持，也在破坏旧世界的经济。从16世纪40年代起，南美的金银被运过大西洋，给西班牙王室提供战争经费。西班牙国王因此能够建造船只、雇佣职业军队，开展规模空前的宏大战争。但财富的流入产生了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法理解的。战争一直是代价高昂的；在16世纪，战争的经济代价急剧增长。航海饼干（海战中的一项关键开支）的价格在六十年间增长了三倍。经营西班牙桨帆船舰队的费用也相应地增长了两倍。物价上涨蔓延到整个欧洲，也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战争成了一种极端昂贵的游戏。“要想打仗，必须有三样东西，”特里武尔奇奥元帅 ^[16] 在1499年颇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金钱，金钱，还是金钱。” ^[17]

现在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土耳其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大规模战争，而且它们势均力敌。在帝国时代，双方都能够以此前无法想象的规模开发资源、征收赋税和聚集物资。到16世纪中叶，权力已经集中到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规模庞大、精明强干的官僚机构以令人啧啧称奇的娴熟技艺管理着遥远省份的战争后勤工作。在地中海，比拼数字的巨大压力已经快要把较小的玩家压垮。在15世纪，威尼斯才是海上霸主；到1538年的普雷韦扎战役，威尼斯的舰队虽然已经扩张了五倍，仍然远远比不上土耳其海军。舰队规模的扩大让空间变小了。过去地中海的海战都是局部性质的，现在却可以席卷整个地中海。在巴巴罗萨和多里亚之后的三十年间，西班牙和土耳其一直在盲目地搏斗。它们在马耳他造成了僵局。争夺世界中心的大决战还没有拉开帷幕。

在两个大国的阴影下求生存的威尼斯人非常谨慎。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之间逐渐缩小的边疆地带挣扎着。威尼斯仍然被贸易和战争的矛盾所困扰。它的地位非常暧昧模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晦暗不明的地带，既不是陆地国家，也不算海上强权；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在两个世界间充当中介，被双方当作双面间谍。没有哪个国家像威尼斯那样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去观察和琢磨“土耳其苏丹”，或者与他共谋。在威尼斯执政官宫殿下方迷宫般的走廊里，一个忙碌的幕僚一直在一丝不苟地监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威尼斯人就此写下了成千上万页的备忘录、报告和国际通报。与此同时，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官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安抚凶残的邻居——谄媚、哄骗、向苏丹溜须拍马、贿赂苏丹的大臣们、提供信息和丰厚的礼物，并刺探情报。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人不断向执政官宫殿发回大量密码写成的情报，报告关于划桨商船和快速双桅帆船的情况，并解读苏丹宫廷政治、舰队动向和战争传闻。他们厚颜无耻地分别向西班牙和土耳其报告另一方的情况，正如一位经验老辣的政治家建议的那样：“最好把所有敌方君主都当作朋友，而把所有朋友都当作潜在的敌人。” ^[18] 威尼斯完全按照这条久经考验的箴言行事。对教皇，威尼斯人自称是基督教世界的前线；对苏丹，他们将自己打扮为贸易伙伴和朋友。1568年，腓力二世任命他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为新建舰队的总司令，威尼斯送去了满是甜言蜜语的贺信，但又把堂胡安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伊斯坦布尔。

威尼斯的牌打得非常小心，但在马耳他战役之后，这种微妙的走钢丝游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虽然在1567年和塞利姆二世签了新和约，虽然1568年海上非常平静，但威尼斯人还是心神不宁。土耳其人为什么这么好说话？他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新和约只是为了欺骗吗？他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情报表明，伊斯坦布尔造船厂有新的项目正在实施；同时塞利姆二世正在塞浦路斯对岸低调地修建一座要塞。对大海经验丰富的人不得不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殖民地捏一把汗。拉·瓦莱特显然知道些风声，他在156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将圣约翰骑士团在塞浦路斯的地产全部变卖出手。威尼斯元老院采取了试探性的措施：适当加强兵力，并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修建大炮铸造厂。但战争是昂贵的，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威尼斯人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事情花钱。他们仍然小心翼翼。

在1568年，对罗马教廷来说，要让威尼斯和西班牙组成一个共同对抗土耳其的神圣联盟，仍然像以往一样难于上青天。腓力二世还在忙着镇压低地国家的叛乱，无意再发动一场积极主动的对外战争；而且，如果自私自利的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或克里特遭到攻击，西班牙也没有理由去帮助他们。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遇险的时候，威尼斯人去帮助了吗？圣艾尔摩堡陷落之后，威尼斯人不是公开庆祝了吗？至于威尼斯人，在遭到打击之前，仍然乐于和伊斯兰世界继续贸易往来，直到战争真正爆发才会向基督教世界求救。走一步算一步吧。

明眼人能看得出，战争的条件其实都已经具备：塞利姆二世需要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庇护五世激情满怀地煽动圣战，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聚集资源，地中海的空间越来越小。某个导火索必将引爆战争，这只是时间问题。在1567年底，西班牙发生的事件开始加快战争的步伐。

由于尼德兰新教徒发动叛乱，西班牙的宗教狂热气氛变得更加激烈。天主教会觉得自己四面受敌，尤其是在天主教国王自己的国家。异教徒并不遥远，就在直布罗陀海峡对岸，仅有投石之遥。异教徒包围着西班牙，甚至已经深入它的腹地。摩里斯科人，也就是被帝国强迫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南部穆斯林，仍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将他们同化到主流社会中。随着土耳其人的阴影在整个地中海上越来越咄咄逼人，西班牙人越来越担心，摩里斯科人仍然在秘密地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是奥斯曼帝国圣战在西班牙国内安插的第五纵队。基督教西班牙对自己国内的人群越来越警惕。一年年越来越严厉的法令试图查证这些受到怀疑的新基督徒的宗教热情。1567年1月1日，腓力二世发布了一道敕令，旨在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留下的最后文化痕迹：不准使用阿拉伯语，禁止戴面纱，公共浴场也被禁止。对一直遭受猜忌和刺激的摩里斯科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打击。他们被不宽容和顽固不化的宗教教条逼到了死角。1567年圣诞夜，来自阿尔普哈拉的摩里斯科山民登上了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 ^[19] 的宫墙，以安拉的名义号召起义。

西班牙南部山区到处有人揭竿而起。天主教西班牙骤然陷入了内部的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此时它的最精锐部队却仍然在几百英里外的尼德兰。叛乱让西班牙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大大增加。摩里斯科人七十年来一直在恳求伊斯坦布尔的援助。在16世纪60年代晚期，他们发出了求救的呼喊，向伊斯坦布尔派出了代表。1570年初，塞利姆二世从阿尔及尔派出了士兵和武器；火绳枪被运过海峡；很快就有4000名土耳其和巴巴利士兵来到了西班牙南部山区。西班牙人害怕，土耳其人在筹划远距离作战，入侵西班牙本土。据说，土耳其人将在1570年出航“以激励和援助格拉纳达的摩尔人” ^[20] 。索科卢·穆罕默德公开请求法国国王允许土耳其军队使用土伦港作为基地。在混乱的局面中，海盗乌卢奇·阿里推翻了西班牙在突尼斯的傀儡政权，重新占领了突尼斯。查理五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下子就被粉碎了。距离骤然缩短：伊斯坦布尔不再位于东方1000英里处，土耳其人的幽灵已经近在咫尺。

摩里斯科人的叛乱迫使腓力二世将注意力集中到地中海。他召回了在意大利的部队；又在卡拉布里亚招募了更多的士兵。国王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受命镇压叛乱。这是一场肮脏丑恶的战争。长期遭到压迫、心怀不满的摩里斯科人和抱着极大恐惧的基督徒都使出了残酷的招数。被文化和信仰的鸿沟阻隔的双方不共戴天，战争的残酷预示了戈雅 ^[21] 的枪决行刑图，以及20世纪西班牙内战的冷酷无情的屠戮。土耳其人的干预让摩里斯科人信心倍增；他们在阿尔普哈拉冰天雪地的山隘上进行了绝望而可怕的斗争。西班牙军队以极大的残暴镇压叛军。1569年10月19日，腓力二世授权军队从摩里斯科人那里劫掠战利品。烈火熊熊、血流成河的战争在1570年持续了整整一年。1570年11月1日，腓力二世又采取了极端措施，命令将低地的全部摩里斯科平民驱逐，罪名是暗自帮助叛军。堂胡安认同这种逻辑，但感到这种做法过于残酷。“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景象，”他在11月5日写道，“在出发的时候，下着疾风苦雨或是鹅毛大雪，穷人们只能挤在一起，哭天抢地。没人能否认，将一个王国的居民尽数驱逐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凄惨的景象。” ^[22] 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土耳其人许诺派出的舰队始终没有来；或许土耳其人从来没有真正打算派出舰队：索科卢有可能在利用摩里斯科人来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以掩护自己更深层的意图。索科卢运筹帷幄的基石是，在不激起基督教各国联合行动的前提下，确保奥斯曼帝国的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但这一次，索科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或许希望用西班牙国内的叛乱牵制住腓力二世，却事与愿违。叛乱使腓力二世明白了一个战略真相：除非在地中海中部打垮土耳其人，否则西班牙会一直受到威胁。摩里斯科人的叛乱使得腓力二世更趋于接受教皇关于基督教各国联合抗敌的号召。

在地中海另一端发生的一个小事件揭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意图。1568年9月初，一支拥有64艘桨帆船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了塞浦路斯东南外海，指挥官是维齐尔阿里帕夏。在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岛的威尼斯统治者紧张了起来，派出一艘船，“携带盛在一个银碗里的1000皮阿斯特 ^[23] ，作为厚礼” ^[24] ，前去拜访。维齐尔宣称，威尼斯人大可不必惊慌；他只是去安纳托利亚海岸运载木材而已，现在只是想雇用一个领航员；威尼斯人不应当相信关于伊斯坦布尔在进行军事集结的谣言；土耳其人准备舰队是为了援助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陆军则将进攻波斯。威尼斯人当然有理由对这种“访问”提高警惕；1566年，皮雅利就这样“友好”地访问过热那亚控制的希俄斯岛 ^[25] ，却一举将它占领。但礼貌起见，威尼斯人还是邀请一群土耳其军官参观了法马古斯塔的防御工事。阿里帕夏本人则在次日乔装打扮后登陆。他带来了一名为苏丹效力的意大利工程师约瑟菲·阿唐托，要求允许阿唐托在岛上自由行动，以便寻找四根古典石柱，用于正在为塞利姆二世建造的一座建筑。阿唐托恪尽职守地查看了全岛。虽然法马古斯塔以北几英里处就是萨拉米斯，那里的古建筑遗址上有大量的廊柱，阿唐托却莫名其妙地没有找到任何适合的柱子。但他对法马古斯塔和尼科西亚 ^[26] 的防御工事却做了细致的观察。

阿里的舰队离去了。几天后，塞浦路斯方面得知，这支舰队根本没有去运木材，而是径直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从法马古斯塔起航时还劫走了一船的威尼斯士兵。

[1]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56

[2] Crowley，Roger，1453：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2005，p.35

[3]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56

[4] 埃迪尔内旧称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现在是土耳其埃迪尔内省省会，位于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著名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就发生在此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哥特人交战，遭到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另外，1365～1453年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5]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p.57-8

[6] 注意，他与指挥马耳他战役的穆斯塔法帕夏不是一个人。

[7] 指的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名罗德里戈·德·博吉亚，1431～1503，1492～1503在位），他出身西班牙，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教皇之一。一方面，他生活腐化、利欲熏心、心狠手辣；另一方面，他大力赞助文艺，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都曾受他庇护；同时他同情被压迫的犹太人，反对奴隶贸易。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切萨雷·博吉亚就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高度赞扬的理想君主。

[8] Beeching，Jack，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1982，p.135

[9]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29

[10]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29

[1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12

[12]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45

[13] 克罗地亚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南部、萨拉热窝西南方。

[14]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45

[15] 当时属于秘鲁总督辖区，今属玻利维亚，在西班牙殖民时代是重要的银矿。

[16] 特奥多罗·特里武尔奇奥（1458～1531），意大利贵族和佣兵领袖，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为法国效力，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封为元帅。

[17]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103

[18] Mallett，M.E.，and Hale，J.R.，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Venice，c.1400 to 1617 ，Cambridge，1984，p.216

[19]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66

[21] 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他的画风奇异多变，从早期巴洛克式画风到后期类似表现主义的作品，他一生总在改变。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画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后，他创作了多幅画作，反映拿破仑军队的暴行。

[22]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72

[23] 欧洲古代多国使用过的货币，币值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2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34

[25] 爱琴海的一个岛屿，距土耳其西岸仅8000米。有种说法称，盲诗人荷马就出生在这里。

[26] 塞浦路斯的一座城市，今天是塞浦路斯共和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