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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1900～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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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中海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前的一系列危机的最后阵痛：丧失了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多德卡尼斯群岛之后，土耳其人又在战时将巴勒斯坦的管理权丢给英国人，不久又是法国人对叙利亚的代管。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和谐共存数个世纪的港口城市，特别是萨洛尼卡、士麦那、亚历山大和雅法等产生了一系列有时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战争结束时，奥斯曼的心脏地带被各战胜国瓜分，就连君士坦丁堡也挤满了英国士兵。 [1] 苏丹在政治上是稳定的，这为土耳其激进派提供了许多机会，尤其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他因在加利波利取得了战功而成名。土耳其人的种种怀疑中还掺杂着公共情感：1915年春夏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驱逐活动在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的外交官中激起恐慌。穿越炎热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在暴戾监工的驱赶下，男女老幼，或因疲惫不堪而死亡，或被屠杀取乐，而奥斯曼当局则对据称在亚美尼亚人当中盛行不衰的叛国阴谋喋喋不休。其目的是“消灭五十岁以下的所有男性”。 [2] 希腊人、犹太人和外国商人的担忧是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种族清洗”不一定局限于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在其最后岁月里，奥斯曼帝国抛弃了旧有的和谐共存理念。在土耳其亦是如此，正如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势的民族主义情感正战胜昔日的宽容。
士麦那在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其大多数人口免遭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总督（vali）拉赫米贝伊（Rahmi Bey）曾质疑奥斯曼帝国与德奥的同盟关系，并知道其城市的繁荣有赖于城内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欧洲商人与土耳其人的融合。 [3] 当他受命将亚美尼亚人押送给奥斯曼当局时，他便敷衍了事，尽管他不得不将约一百名“声名狼藉者”送上生死难卜之路。 [4] 希腊人是士麦那的主体民族；事实上，那里的希腊人比雅典城的希腊人还多，而且他们仍旧依附于东正教，这种信仰在希腊人的学校系统和公共庆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希腊的民族主义理念也开始向这一群体渗透。希腊人在干果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在内陆收获的无花果的到来，是士麦那港口的一件大事。虽然操拉迪诺方言的犹太社区不如萨洛尼卡的社区那么出名，但士麦那和萨洛尼卡一样，西方时尚盛行。士麦那总督曾拜访“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学校，并评价说，他希望犹太人能戴土耳其帽，而不是他们正戴着的西式帽子：“你们不是在法国或德国，你们是在土耳其，你们是苏丹陛下的臣民。” [5]
士麦那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并从公元18世纪末期以降一直持续繁荣，而其他奥斯曼港口的生意却日益萧条。在1800年左右，法国垄断了奥斯曼对欧洲的贸易，它不仅供应士麦那城以欧洲的服饰，还有诸如糖、咖啡、胭脂虫红和靛蓝之类的殖民地产品。士麦那的土耳其人购买的土耳其毡帽其实是法国货。 [6] 在欧洲人中有一帮活跃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裔商业家族，在整个19世纪它们都有助于士麦那的商业繁荣，当时像水果出口大户惠特尔（Whittall）家族，以及辖下地毯厂雇用了15万人的吉劳德（Girauds）家族等，控制着这里的经济生活。美国人是新到者之一，他们使士麦那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的交通中转站。 [7] 耸立着黎凡特各家族豪宅的广阔郊区——恰如名副其实的伊甸园——位于城外几英里处，有铁路和船舶将其与士麦那市中心连接起来。 [8] 众所周知，即便是在战时，这些“黎凡特人”也都能维持舒适惬意的生活，因为拉赫米贝伊没有理由将外国商人当作异族敌人——他们大多数出生在士麦那，并且从未去过其护照发放国。
再看伦敦，胜利的英国政府无视士麦那黎凡特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土耳其人有着强烈的敌视：外交大臣寇松勋爵（Lord Curzon）将奥斯曼人描绘成地球上“最致命的邪恶根源”之一，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几年时间对古希腊文明的巨大成就很是痴迷，并不在意土耳其人的惨败——在最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下，他将凯末尔视为“在集市上叫卖地毯的人”。这使他赞成韦尼泽洛斯所心怀的复兴希腊统治区域的理想——该统治区将跨越爱琴海，将小亚细亚沿岸也包括在内。对韦尼泽洛斯而言，古代爱奥尼亚才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他坚持认为，爱奥尼亚的希腊居民“是希腊民族最纯粹的组成部分”，乐观估计有80万人。 [9] 在1919年对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英国对希腊的军事援助十分重视。显然，有必要嘉赏这些希腊的自由卫士。英国人乐于将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给予希腊人，尽管美国人和大陆列强——他们于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对此不甚确定，士麦那的惠特尔家族提交证据说，该城的居民不愿受希腊政府统治，因为他们所有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都珍视城市内部的安定和谐，他们更希望实现地方自治。劳合·乔治试图让他的大多数盟友相信，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应当立刻委托给韦尼泽洛斯，应当敦促他派希腊军舰前往士麦那，并迅速占领爱奥尼亚沿岸。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Bristol）极力反对这种处置方式，此人的偏见与他所处的职位极不相称：他声称，“亚美尼亚人类似犹太人；他们鲜有或根本没有民族精神，而且道德品质低下”，但他对英国人最为愤怒，因为他不相信劳合·乔治之举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关怀——他完全是为了争夺石油。 [10]
1919年5月，1.3万人组成的希腊军队抵达士麦那。开始时还很平静，随之是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土耳其人的村庄遭到洗劫，仅在士麦那就有四百名土耳其人和一百名希腊人被杀。新任希腊总督阿里斯台德·斯特吉阿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身在远方，却更喜欢凌驾于士麦那精英的社会生活之上。他力图做到公正，而且常常在争端中支持土耳其人，打压希腊人；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受到希腊人的鄙视，希腊人的必胜主义威胁着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东西。另外，他通过各项政策，使贸易重回士麦那。然而在内陆腹地，问题变得愈发严重；红十字会搜集了许多希腊人在土耳其人聚居区实施种族清洗的证据。红十字会曾问一位希腊官员，为什么他让他的手下杀害土耳其人，官员回答道：“因为这令我感到兴奋。”事实上，暴力是双方共有的标签。但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集结他的军队，1921年，希腊人试图进入东部高原，希望在希腊和土耳其西部高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很快遭遇土耳其人的猛烈反击，希腊人深陷安纳托利亚无法脱身。希腊人的溃败使土耳其军队一路向西抵达士麦那，并于1922年9月9日进入士麦那城，但在此前，来自内陆的5万名战败的希腊士兵和15万名内陆的希腊人已经进入该城。
这是铭刻于希腊人记忆中的灾难的开始。尽管首批进驻士麦那的土耳其部队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但随军而来的还有“切特”（chettes ）——土耳其非正规军，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劫掠中已沾满了希腊人的鲜血。当难民拥入城市时，屠杀、强暴、抢劫成为难以言喻的日常秩序，刚开始的目标对象是他们最喜欢的敌人——亚美尼亚人，而不是希腊人——这些主要是“切特”们所为，但并不全是。无论是新任土耳其总督，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们似乎已经将这些现象视为一种战争事实，并且没有任何担心；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而言，新土耳其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亚美尼亚人聚居区遭到彻底洗劫，接踵而至的是满城的暴力，但土耳其人聚居区受到尊重。黎凡特商人的郊区别墅遭到抢劫；大多数黎凡特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变得一无所有，他们的贸易公司不再营业。最后，士麦那的街道和房子被泼上汽油（再次从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开始），9月13日这天，城市被付之一炬。此举使难民人数暴增至七十万，因为在当时，士麦那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迫逃到码头。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各方都焦急地保护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大火逼近码头，威胁着各大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事处，市中心化为灰烬，而大量绝望的民众——他们中许多人死于伤痛、饥渴和劳累——则祈求救援。
列强们的冷漠令人不寒而栗。布里斯托尔上将早就对两名美国记者下达指令，不准他们报道土耳其人的暴行，法国和意大利严守“中立”，防止接纳难民——以至于游向军舰的许多人溺亡在海中。当一艘美国舰船在附近水域发现有一位男孩和一位女孩时，水手们告诉阿沙·杰宁（Asa Jennings）——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雇员，他正力图组织大规模撤离行动——尽管他们也十分希望提供帮助，但此举有违禁令，有损美国的中立性。他拒绝接受建议——孩子们被救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兄妹。 [11] 在英国军舰上，当军官们在食堂用餐时，乐队奉命奏乐以掩盖几百码以外码头区传来的哀号。最终英国上将为人们强烈的哀求所感动，坚持不懈的杰宁获得了附近莱斯沃斯基地希腊海军的援助，盟军船只救起两万人，杰宁的希腊舰队救起的更多。即便如此，士麦那及其腹地仍有十万人左右被杀，至少有同样数量的人被赶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绝大多数人消失在那里。
士麦那海湾指挥官的冷酷无情，以及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布里斯托尔上将深深的敌意表明，当时对人道主义灾难的思考方式与21世纪初迥然不同。“中立”被理解为人们应该袖手旁观，而不是中立方最好向种族冲突中流离失所、濒临死亡的受害者伸出援手。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掺杂着某种意识，即劳合·乔治对韦尼泽洛斯的支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对于它们无论希腊还是英国都无法控制。士麦那大部分居民都离去了；士麦那也不复存在，被大火焚毁，新的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也从未恢复士麦那曾长期保持的商业优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留下的空白被那些从克里特和意大利北部逐出的、大批拥入土耳其的土耳其族人填充。最终，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实施了大规模的居民交换——仅克里特一处就有3万名穆斯林离开。1922年11月，末代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这为建立一个新的、亲西方的土耳其——有一座新的首都、一套新的字母体系、一部世俗宪法——扫清了最后的、极其无力的障碍。在希腊，“伟大的理想”（Megalé Idea ）胎死腹中，但土耳其帝国的多民族特点也消失了。尽管出现了民族、宗教关系的紧张局面甚至引发了仇恨，尽管奥斯曼统治当局往往用各种财政和社会限制性条件来羞辱基督徒和犹太人，但它的体制还是将不同的民族凝聚在一起长达几个世纪。它为一系列民族国家所取代，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宣扬着激烈的民族主义，并发现它难以容纳他们当时所认为的外来者——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希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
2
亚历山大是另一座港口城市，市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城初具现代雏形，优美的滨河公路（Corniche road）傍水而建，宽阔的大街与公寓楼、办公室开始出现。这些建筑中有仿科普特风格的圣公会教堂（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以及建筑师亚历山德罗·洛里亚（Alessandro Loria）——他生于埃及，受教于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成名于亚历山大——设计的著名建筑群。他设计的埃及国家银行俨然一座威尼斯宫殿；他还建造了犹太人的和意大利人的医院，这与他既是犹太人又是意大利人的身份相称；他所修建的最常被光顾的建筑是著名的塞西尔酒店（Cecil Hotel）——温斯顿·丘吉尔和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最爱，当然，还有达雷尔创作的人物贾斯廷（Justine）。 [12] 城市内的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科普特人和土耳其居民为亚历山大骄傲，并认为，古典时代的Alexandria ad Aegyptum 指一座埃及之外——而非其内部——的欧洲城市。 [13] 贾斯伯·布林顿（Jasper Brinton），一位在20世纪初担任埃及混合法庭诉讼法官的美国人，谈及亚历山大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说，亚历山大的“宏伟和精巧，远超出地中海任何城市”；音乐爱好者在城市最大的剧院欣赏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巴甫洛娃（Pavlova），以及来自拉斯卡拉（La Scala）的最优美的声音。 [14] 据说街道十分干净，你可以吃掉落在地上的食物，而这种事在当今是无人会去尝试的。
当然，国际性的大都会亚历山大并非亚历山大的全部，这里将简要交代一下精英的生活，而不是居住在城市北部海滨的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科普特人中多数人的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地图上，这座窄长的城市的南部叫阿拉伯乡（Ville arabe ），但除了提供厨师、侍女、电车司机外，阿拉伯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亚历山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欧洲人仅占城市人口的15%，即便他们把持着经济命脉；1927年，城内约有4.9万名希腊人，其中3.7万人有希腊公民权，还有2.4万名意大利人和4700名马耳他人。在国籍交叉人群中，有2.5万名犹太人（约5000人有意大利护照，尽管许多人依旧无国籍）；许多希腊人也持有非希腊护照——或为塞浦路斯人（这使之成为英国人）或罗得岛人（这使之成为意大利人），或在1923年后成为土耳其的臣民。 [15] 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家族，包括皇室在内，来自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叙利亚或黎巴嫩。就像在萨洛尼卡和士麦那那样，法国人对亚历山大大举入侵，而无视埃及是英国的被保护国。一名亚历山大流亡者承认，他的阿拉伯语阅读水平仅限于菜单和报纸头条：“我始终认为英语和法语是我的母语。”他的妻子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我妈妈操一口地道的法语，我爸爸只会说意大利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彼此了解，但他们的确能了解对方。” [16] 对阿拉伯语略知一二主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和其仆人进行交流。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拒绝任何东方意识将最终被证明不利于这些社区的存活。
安德烈·阿西曼（André Aciman）关于亚历山大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揭示了许多亚历山大人的思维方式。阿西曼的家庭于1905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亚历山大，但他的叔叔维利（Vili）既喜欢亚历山大，也爱慕欧洲：
就像世纪之末大多数出生于土耳其之人，维利蔑视任何有关奥斯曼文化的事物，同时渴慕西方，并最终像土耳其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成为“意大利人”：通过声称祖上与里窝那——比萨附近的一个港口城市，16世纪时从西班牙逃出的犹太人就定居在那里——沾亲带故。 [17]
建筑师洛里亚喜欢让自己和家人身穿法西斯主义者的黑衫；他也是亚历山大犹太会堂的赞助者。最有势力的犹太家族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男爵（Baron Félix de Menasce）的家族，男爵拥有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头衔，尽管其祖父——生于开罗——在成为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银行家后才获得了财富；到费利克斯时代，支持着该荣誉家族的财富不仅有银行业，还有与的里雅斯特的商贸往来。他创办学校、医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墓地，这是因为他与坚持将新犹太会堂建于内比丹尼尔大街（Nebi Daniel street）的当权者不和。虽然他过着一种世俗生活，犹太习俗并不受到重视，但当得知正在巴黎学习的儿子让（Jean）在天主教会接受了洗礼，他还是沮丧万分。更糟糕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参加了多明我会，并来到亚历山大传教。费利克斯·德·梅纳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密友，后者于1918年3月访问亚历山大，并在气势不凡的梅纳谢宅第停留。有趣的是，费利克斯男爵利用他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试图促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巴勒斯坦的未来达成双边协议，但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18]
这些关系往来为劳伦斯·达雷尔描述亚历山大的巨富银行家内西姆（Nessim）提供了灵感，他将内西姆描写为一位科普特人，而非犹太人。20世纪50年代早期，达雷尔在塞浦路斯的贝拉佩斯（Bellapais）写完了《亚历山大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 ）的第一卷，但他是通过其第二任妻子伊芙·科恩（Eve Cohen）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第三任妻子克劳德·万桑东（Claude Vincendon）——她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的孙女——与犹太人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 [19] 梅纳谢家族与另一名门望族佐格布（Zogheb）家族社会交往颇深——该家族是来自叙利亚的默基特天主教徒，属于一个由许多富有的丝绸、木材、水果、烟草贸易者组成的社会团体。 [20] 士麦那黎凡特家族豪华的中产阶级生活和梅纳谢家族及其同级贵族那真正的贵族风格不可相提并论，尤其是在这位亚历山大精英得到国王和奥玛·图颂（Omar Toussoun）——一位非常受人钦佩的王室成员，他懂得与亚历山大不同社区保持联系的重要性——的器重后。他可能会在某犹太学校，或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仿照英国公学而建——向亚历山大精英人士的子女颁发奖金。他是“科普特考古学会”（Coptic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荣誉主席，并慷慨地捐资修建科普特医院。与此同时，他对当地经济也抱有浓厚兴趣，致力于稳定棉花价格。 [21]
外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围绕贸易和咖啡馆而转，在诸多咖啡馆中，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的咖啡馆，尤其是帕斯特洛迪斯咖啡店（Café Pastroudis）。在这些咖啡馆中，可以找到希腊知识界人士，其中最有造诣的当数诗人卡瓦菲（Cavafy）。 [22]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他在该城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并爱上一位阿拉伯男电车司机）——将卡瓦菲诗作的知名度传到亚历山大之外，而诗人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乡主题。问题在于，他的思绪总是回到古代亚历山大，而不是那座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城市对他没有吸引力。 [23] 在东地中海的所有港口城市中，亚历山大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政治变迁影响最小的城市，它的复兴主要归功于被赫迪夫而非苏丹的进取心吸引而来的外国居民。
3
亚历山大是座重建的新城市；离此不远处，在巴勒斯坦，诞生了一座新城。在那里，英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与埃及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阿拉伯人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T.E.劳伦斯所扶植的——使英国重要的盟友都对抗土耳其人；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要求加剧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英国政府于1917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表露出对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Jewish National Home）之理念的同情之后。犹太人的渴望在重返故土的理念中表现出来。中东欧的理想主义犹太人移居者建立了农业定居点——基布兹运动（Kibbutz Movement）的目的是让犹太人走出城市，到乡间呼吸新鲜空气——但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另一条路线，根据该路线，在巴勒斯坦建立由犹太人定居的西方化城市才是基本任务。1909年，一群犹太人，主要是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获得了古代雅法港以北一英里处的沙丘，并将这片地区划分为六十六块，这六十六块土地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分配——他们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因为抽签方式能保证没有人能为得到好的位置而讨价还价，而且无论贫富都能比邻而居。 [24] 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宜居的花园城市，或一个花园郊区，因为起初他们不愿将任何商店纳入他们的计划中。他们认为，居民们可以去雅法寻求他们所需的一切补给品。为取一个名字，移民者们为各种备选名争论不休，其中包括坚定的复国主义者荷兹利亚（Herzliya）和讨喜悦耳的叶菲菲亚（Yefefia，“最美丽的”）。最后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赢得胜利，因为特拉维夫是他关于重建锡安山的小说《新故土》（Altneuland ）的希伯来文标题：特拉（tel ）代表古代遗存，它提醒来访者，犹太人在一千年前曾出现在那里，维夫（aviv ）象征小麦丰收的第一批绿芽，引申含义就是春天。 [25]
就这样，地中海沿岸诞生了自中世纪早期——突尼斯被建立起来以取代迦太基的时期，也是威尼斯以其潟湖为发源地而兴起的时期——以来首个将成为大城市的城市。特拉维夫的诞生为了解以色列曲折建国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地中海的视角，这座新城市崛起于其阿拉伯邻居的盛怒之下——许多中东阿拉伯国家绘制的地图上至今仍不标注特拉维夫。 [26] 特拉维夫的建立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地，该城将拥有区别于雅法的欧洲特点，他们认为雅法是令人痛心的“东方”城市。对雅法而言，这种对欧洲现代化的向往并不陌生。带着强烈的日耳曼种族优越的意识，19世纪80年代，一支名为共济会（Templars）的新教派别在雅法城外依次建立了两处定居地：“在宽阔的街道、优雅的建筑丛中漫步，人们可能会忘记他实际上处于不毛之地，会以为自己身处一座欧洲文明城市。” [27] 雅法城内富有的阿拉伯人也在其郊区建立舒适的别墅。而特拉维夫也并不是雅法的第一个犹太郊区。19世纪80年代，富有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哈龙·舍卢什（Aharon Chelouche）——自1838年起就定居在巴勒斯坦——便购买了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雅法的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令见过尼维兹德克的人印象深刻的是整洁宽敞的格局，这里的房舍被认为是雅法最漂亮的建筑。 [28] 尼维兹德克吸引了各方的殖居者——包括北非的切鲁切斯（Chelouches），来自中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罗门·阿布拉菲亚（Solomon Abulafia）成为该市市长，他来自离太巴列不远的地方，他和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妻子瑞贝卡·弗里曼（Rebecca Freimann）于1909年逃离切鲁切斯，加入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之列。毫不奇怪，他的肖像，与他在雅法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同僚一样，穿戴着礼服上衣、领结和条纹裤子，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象征。 [29] 作家阿格农（Agnon）在尼维兹德克的阿布拉菲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在特拉维夫成为希伯来文化中心前，这里聚集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移民群体。
雅法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它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港口，也是耶路撒冷的主要出海口，但稍大一些的船只仍无法靠岸，旅客们因此不得不乘驳船下船，或者让码头装卸工将东西背上岸。奥斯曼苏丹在那建了座钟楼——至今仍旧矗立，作为雅法现代化的象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雅法已有4万多居民，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犹太人群体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后，在战争期间，根据土耳其人的命令——他们担心雅法市民与逼近的英国军队狼狈为奸，该城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撤走；但雅法和其犹太人郊区并未遭到土耳其人的劫掠（更多的破坏来自澳大利亚军队，他们在空城内驻扎了一段时间），雅法在战后又重新振作起来。 [30] 人们可从其火车站向北前往贝鲁特，向西南方向前往开罗——甚至前往喀土穆（Khartoum）。雅法不仅从地中海到内陆的贸易往来中获利，还从其盛产的柑橘中获得收入，其柑橘行销奥斯曼帝国和西欧。雅法——而非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的文化中心，阿拉伯人中日益强化的认同感体现在一份由基督教徒所有的报纸《巴勒斯坦》（Falastin ）的标题和内容上。 [31] 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化生活对亚历山大构成挑战。抛开顽固的德国新教徒，雅法是一座讲阿拉伯语的城市，切鲁切斯人与其阿拉伯朋友和邻居关系良好。 [32] 但特拉维夫的出现引发了新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雅法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喜欢前往新定居地，那里有伊甸园影院（Eden Cinema）之类的消遣之地，以及新开的赌场和妓院。但从1921年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便开始破坏双边关系；当雅法那神经紧绷的阿拉伯人误认为，特拉维夫的一次共产党示威游行是一群暴民意图攻击雅法时，第一次骚乱发生了；49名犹太人被杀，包括位于郊区的作家移民区的多位居民。 [33]
造成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跨越地中海的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1919年底，俄国船“鲁斯兰号”（Ruslan ）将670名乘客从敖德萨运到雅法。即使是这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也未能改变老雅法的内部特点，因为他们前往特拉维夫和巴勒斯坦内陆腹地居住，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平衡关系的改变也是可以察觉到的，而且速度十分快。1923年，特拉维夫已有2万居民，几乎都是犹太人。在此之后，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数量逐渐超过了雅法的犹太居民：一年后，特拉维夫有4.6万居民；1930年有15万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那年，达到24.4万人。它渐渐地摆脱雅法而自治，从1921年起便享有内部自治权，在雅法边缘吞并了其他犹太人区，如尼维兹德克，并在193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 [34] 特拉维夫的早期发展之一是建立一所学校，即赫兹利亚预科学校（Herzliya Gymnasium），它迫使现代建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它已荡然无存，被一座丑陋的塔楼取代）承担起重要文化中心的职能。 [35] 另外，这使犹太儿童脱离雅法的混合学校——通常由修女开办，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里一同学习。
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港口的创建。雅法港一直为特拉维夫服务到1936年发生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暴力冲突。此后，在阿拉伯人也联合抵制犹太商店、犹太人也联合抵制阿拉伯商店的过程中，城镇议会请求英国当局批准他们在这座日益扩大的城市以北建立一座港口。犹太领导人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说：“我想要个犹太海。此海是巴勒斯坦的延伸。”雅法很快便感受到竞争港口的影响：1935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为770万英镑，次年该数额跌到320万英镑，而特拉维夫进口是60.2万英镑；但到1939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仅为130万英镑，特拉维夫则增长到410万英镑。因为在1936年危机中阿拉伯劳动力供应不足，雅法港便从萨洛尼卡雇用人手，萨洛尼卡城因此以为犹太人提供码头工而闻名。 [36] 一系列黎凡特集市也为特拉维夫带来财富，这些集市在1924年平稳起步，但在1932年增长到有831家外国公司在此展出它们的商品。特拉维夫正成长为地中海和中东之间的新的交通枢纽（证明这一点是可能的），集市还吸引了来自叙利亚、埃及和新成立的外约旦王国的商品。 [37]
伴随着这种增长，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真实的城市，甚至在其与雅法的边界还不确定且是争论的主题时就已经如此。城市建筑是不协调的私人产业和一定数量的中央规划的混合体——足以建一条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名字命名（以希望获得更多财政支持）的宽阔林荫大道。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建筑师格迪斯（Geddes）提出了一项总体规划，他试图将城市与其漫长的海岸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市中心令人瞩目的包豪斯（Bauhaus）式建筑表达了富裕居民希望被视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建造的“白城”就被认为足以收入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寻求西方的、欧洲的认同的其他表达方式可见于哈比玛剧院（Habima Theatre）和城市的文学、艺术、音乐文化。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亚历山大、萨洛尼卡、贝鲁特以及雅法；这里不同一点的是，正如观察者经常评论的那样，相比于那不勒斯和马赛之类的地中海城市，特拉维夫有时看起来更像敖德萨和维也纳之类的东欧的城市。
图片来源：Mark Levine，Overthrowing Geography （California，2005）.
在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刻，雅法居民对犹太邻居的行为的困惑感可从1936年的名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报纸刊载的一幅漫画（见第825页）中看出。一位盎格鲁大主教站在布道坛上告诫身材肥胖的约翰·布尔（John Bull，亦可译为约翰牛，即英国人）——他已同两位妻子分手。第一位妻子是端庄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她的脸和头发都暴露在外，但她穿着传统的巴勒斯坦衣裙，提着一个装着鸽子的鸟笼。第二位妻子是一位长腿、身穿超短裤和紧身上衣，抽着香烟的犹太时髦女郎。约翰·布尔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迫使他两次结婚，大主教坚持认为，他必须与他的犹太妻子离婚。漫画中的政治信息十分明确，但对新的犹太定居者行为方式的沉迷和不安也表露得淋漓尽致。 [38] 切鲁切斯移民建立尼维兹德克时存在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随意的熟悉感消失了。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们开始过分强调他们提议创建的事物和他们留在雅法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建立尼维兹德克的少数现代主义者已被移民们淹没了，对他们而言，东方道路是完全的异域之物。这种变化自然产生于成千上万的新来者——他们从中欧和东欧逃避迫害而来——对特拉维夫所施加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评估了建立犹太人城市——第一座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城市——的优势，他们宣称，他们为达此目的已经坚持了一千九百年了。讽刺的是，在这一切发生之时，欧洲的迫害浪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摧毁了那些犹太人居民接近或已占多数的东欧城市。萨洛尼卡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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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看到，萨洛尼卡是如何发现自己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进程中；它甚至发现自己从1915年起就被置于最前线，当时英法军队已抵达，希望（但又很快放弃）支持塞尔维亚军队抗击奥地利；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及其周边地区——一个英国人称为“鸟笼”（Birdcage）的地方——驻扎。协约国军队的出现使政局动荡不安：英国和法国支持韦尼泽洛斯对抗希腊国王——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来到萨洛尼卡，加深了希腊政治中既有的分裂局面，保王党和韦尼泽洛斯党之间爆发了冲突，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希腊皇家海军的几艘舰艇。 [39] 之后，在1917年大火及战争结束后，萨洛尼卡吸引了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因为它还保有大量穆斯林：1923年7月，尚有约1.8万名穆斯林居住在萨洛尼卡。100万名基督徒从土耳其到达了希腊——他们是逃避那摧毁了士麦那的战乱的难民，随之而来的是根据《洛桑条约》的居民交换条款而遭驱逐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9.2万人将定居萨洛尼卡。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穆斯林被清空，而来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则被安置在土耳其人的空屋和土地上，或大火后重建的区域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洛尼卡人发现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难民说土耳其语；他们身份的标识是希腊教会，而非希腊语，他们的服装几乎无法与那些土耳其穆斯林相区别——他们在土耳其穆斯林中生活了将近九百年。 [40]
萨洛尼卡仍然有7万名犹太人。希腊政府鼓励他们希腊化，尤其是通过在学校教他们希腊语的方式推动这一转化。有时，这种希腊化进程也会在政府去挑战那些“狭隘的宗教观念”，取缔犹太商店可在周六关门歇业但可在周日开业的规定时，导致紧张局面。 [41] 然而与此同时，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却成为萨洛尼卡一大公共节日，而且每个人都明白，这座城市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合作。也有一些犹太人移民至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海法和特拉维夫，犹太码头装卸工受到重视。但总体感觉是，尽管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犹太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即便有，在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确定之后，威胁也已经减弱了许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在德国人于1941年4月占领萨洛尼卡后，上面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城内偶有暴行发生，如查封犹太人的珍贵手稿和建筑，但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此地对犹太人的限制比希特勒帝国境内任何地方都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食物的严重短缺，该城的经济濒临崩溃，德国人不愿扰乱那里的商业活动。 [42] 纳粹对待讲西班牙语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对待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态度无异。一旦纳粹决定采取行动，他们便迅速而高效——在这些行动背后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邪恶推手。1943年2月，犹太人被限制在隔都内不得随意出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他们将被流放到克拉科夫（Cracow）的橡胶工厂去工作；3月15日，第一列火车装载着受害人前往波兰。到8月时，引用当时德国人的话说，该地几乎完全没有犹太人了（Judenrein ）。在几周之内，43850名萨洛尼卡犹太人被处死，大部分人刚到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其他地方就被毒害。 [43] 意大利领事拯救了一部分人，个别希腊人，包括教士，经常做他们力所能及之事帮助犹太人；西班牙当局有时愿意帮助那些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都是西班牙人伙伴的犹太人。尽管如此，纳粹在希腊还是成功地清除了85%的犹太人社区。
所以，在三个半世纪后，旧的萨洛尼卡不复存在。士麦那是第一个被压垮的大型港口城市。士麦那的陷落导致约10万人被杀。萨洛尼卡经历了因工业化杀戮机器而倍增的恐惧。东地中海港口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遭到破坏，尽管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每座城市都取得了其特定的身份认同，如一座希腊城市、一座土耳其城市、一座犹太城市或一座埃及城市。在更靠西的地区，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民聚在一起的港口城市正在衰落。里窝那早在19世纪中期，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就加入了统一的意大利国家，当该城市失去特权并将首要地位让给热那亚和其他竞争对手时，它的精英认同（无论个人出身何处）了意大利，日益趋向于专业领域的职业和非商业事务。 [4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里雅斯特脱离了奥匈帝国，曾是其优势的地理位置如今成为一种尴尬，因为该城处于新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以及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无足轻重的小国奥地利的包围之中，以至于无法明确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身份。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论的焦点，直到1954年才获得模棱两可的“自由市”（Free City）地位。它独特的文化身份，或者说其多重身份，被证明无法在这些政治经济变革中保留下去。
雅法的变化更加突然，尽管早已随着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非阿拉伯城市而失去了多重身份。在1948年春的几个星期中，在以色列诞生前夕，上万名雅法阿拉伯人乘船或经陆路逃离，在加沙、贝鲁特和其他地方寻求避难。联合国已将雅法标注为拟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块飞地，这个阿拉伯国家将会与一个犹太国家共存于巴勒斯坦地区。4月下旬，在犹太军队轰炸后，雅法人口数量越来越少。阿拉伯社区——此时该社区已经缩减至仅有约5000人——的领导人于5月13日交出了城市，以色列国于第二天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宣布正式独立。 [45] 此后，雅法便成为特拉维夫的一个有少数阿拉伯人居住的郊区，这与四十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而那些已经离开之人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去。在亚历山大，最后的行动一直拖延到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下令驱逐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其他人并没收其财产。该城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穆斯林众多的阿拉伯城市，但经济状况却急转直下。城内留有老亚历山大的一些遗迹，但主要是希腊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公墓。至于萨洛尼卡的公墓，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公墓以及所有墓穴都被纳粹洗劫一空。如今它已被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大学的广阔校园所覆盖：“那里尚存的一些墓冢已无碑铭。” [46]
[1] M.Housepian，Smyrna 1922 （London，1972），p.83.
[2] G.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the Destruction of Islam’s City of Tolerance （London，2008），pp.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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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86-7，98-9；Housepian，Smyrna 1922 ，pp.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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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lton，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 ，pp.16-19；Frangakis-Syrett，‘Développement d’un port’，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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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36-8，121，127-8，15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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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p.345，359-60.
[41]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p.402-8.
[42]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p.423-4.
[43] R.Patai，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1981），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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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cclesiasticus 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