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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18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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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得地中海向英国船只全面开放，但英国尚未在地中海航线上获得绝对主导权。英国与拿破仑的军队为争夺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前者支持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Ferdinand），后者支持时刻想要推翻那不勒斯王权的元帅穆拉特（Marshal Murat），双方的争斗在公元1806年7月的马伊达（Maida，位于卡拉布里亚腹地）战役中达到高潮。英国取得了胜利。 [1] 马伊达战役揭示出，拿破仑愚蠢得让那么多军队滞留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且距离他最想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那么远。把塔兰托作为控制南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入口处以及爱奥尼亚群岛的梦想也随之幻灭。 [2] 然而，英国舰队的实际战线比歌颂其胜利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战线延伸得更长。英国人需要保持马耳他与的里雅斯特之间的交通畅通，因为的里雅斯特已经成为奥地利帝国提供的物资补给的重要来源地，而当时经由德意志的路线已经被拿破仑军队封锁。 [3] 到1808年，法国人似乎正在重夺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在土伦重组舰队，人们担心他们会对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发动攻击。
英国政府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地中海上发动战争。其他的担忧出现了：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随着半岛战争的爆发，英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伊比利亚半岛上难以对付的陆上战斗。战局的艰难可以从英国的战舰规模看出，因为这些舰船本来在英国周边海域、加勒比海以及其他地方承担着重要任务。1808年3月8日，15艘舰船在纳尔逊十分能干的继任者、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的指挥下摆开阵列：1艘停泊于叙拉古，1艘停泊于墨西拿，1艘游弋于科孚海域，12艘停靠于加的斯。在地中海还有38艘三帆快速战舰、单桅帆船（sloops）、双桅横帆船以及炮船对这些大型战舰提供护卫，其中大部分甚至还到土耳其以及亚得里亚海等遥远的地方进行巡逻与侦察。在拿破仑战争初期，英国的海军力量更薄弱：1803年7月时只有11艘战列舰，1805年7月有10艘。 [4] 与古代海战或者勒班陀战役时的巨量战舰相比，19世纪初对战双方的战舰数量相当少。然而，英国战舰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性能要比法国以及西班牙的舰船强得多，特别是在火力方面。 [5] 英国政府不得不时常面临选择，应该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哪里，然而，这些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远离地中海的舰队：封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以及杜布罗夫尼克的提议把英国的意图带入到空想的境界。 [6]
英国人需要盟友。他们利用了俄罗斯人的野心，使其提供海军支援。公元1809年时，英国人试图利用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去为英国人夺取爱奥尼亚群岛。他们还试图争取反抗奥斯曼人的希腊起义者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们本能地敌视阿里帕夏。但英国政府又担心：倘若奥斯曼帝国西部的纷乱太过严重，会过于削弱土耳其人，致使其帝国崩溃。他们此时还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尤其是在与拿破仑进行关系到联合王国存亡的战争期间。在地中海，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是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将“七岛共和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率领两千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登陆，就足以吓得法国人屈膝投降。奥地利大臣施塔迪伯爵（Count Stadion）认为，如今英国人已经成为“亚得里亚海的主人”。 [7]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的领地包括：马耳他、科孚、西西里。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公元1806年到1815年，西西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受英国保护的领地。斐迪南国王憎恨自己对英国援助的依赖，但英国人紧紧地控制着西西里：他们需要那里的海军基地，也需要在此地为其舰队进行必要的补给。 [8] 英国人在西西里岛驻扎，使得穆拉特在1810年尽管受命于拿破仑且已经进军至墨西拿海峡，却不敢贸然入侵该岛。 [9]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长期驻守地中海以遏制法国人，特别是让法国人远离埃及以及通往印度的航线。尽管地中海贸易已经总体上衰落，但商业心态仍然发挥着作用，如果英国人可以随意出入地中海的各大个市场，那么这些市场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拿破仑战争还带来其他方面的剧烈变革。1797年拿破仑消灭了威尼斯共和国，并没有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哀伤；当拿破仑·波拿巴被击败后，拉古萨人也未能说服任何人来帮助他们恢复特权。地中海的各大传统商业势力纷纷从地图上消失了。
2
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商业活动的减少为其他非地中海民族的商船提供了机遇。贸易衰落了，但仍然存在大量商机。对西西里来说，它已不再是供应整个地中海的巨大谷仓。公元18世纪后半期，岛上的居住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半，但这些增长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主要是巴勒莫。与此同时，谷物生产却趋于衰落，一部分原因在于产量最大化的失败，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土地荒芜闲置。17世纪时，西西里人每年对外出口货物高达四万吨，但气候条件逐渐恶化；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日益湿润的气候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地中海还面临着波罗的海以及其他地区的竞争。 [10] 19世纪，来自英国的承包人，例如伍德豪斯（Woodhouse）和惠特克（Whitaker），曾在西西里岛西部鼓励种植葡萄，以生产马尔萨拉葡萄酒。此时仍然能够从地中海轻松地获得一些货物：来自撒丁岛与北非的珊瑚、来自希腊与土耳其的干果，以及经由奥斯曼帝国出口的咖啡。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在从北海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后，出现在北非海岸地区的柏柏尔人的“摄政地区”［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号，例如总督（deys）、省长（beys，或译为“贝伊”）和帕夏（bashaws或pashas），都是名义上由奥斯曼苏丹委任的代表］。从1769年开始，丹麦人向阿尔及尔总督贡献“礼品”，以换取总督为其商船提供保护，不过这位总督会时不时地要求更多的赠礼，否则就会掠夺和骚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船，1800年前后，这些要求几乎使阿尔及尔人与丹麦人爆发战争。与此同时，突尼斯的省长觉得自己收到的礼物品质较低，受到了冒犯，因此在1800年5月扣押了一些丹麦人的商船，6月还派人将丹麦领事馆的旗杆砍断，引发一场短暂的战争。战争中，丹麦人和不久之后加入进来的瑞典人，发现自己只能任其宰割。 [11]
这些问题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省长们和总督们想要得到赠礼以保证财政用度。据美国国会了解，这些总督与省长们的政策是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以诱惑所有国家进入地中海水域，然后“尽可能频繁地与每个国家翻脸”。 [12] 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协议过多，以至于柏柏尔摄政们没有太多机会从外国商船上掠夺货物与俘虏。俘虏可以赎回，但也可以被用作外交筹码来换取赠礼；俘虏们在柏柏尔人肮脏的监狱中苟延残喘的同时，也被用作自由劳工（不过军官们的待遇普遍好些）。在的黎波里，普通海员在夜晚会被锁在地板上，每天可以分配到一份食物，包括一块用大麦和豆子制成、杂质特别多的干粮，一些山羊肉，一些橄榄油和水。这些被奴役的俘虏需要为的黎波里建造城墙，被迫在酷日下劳作，被骂作“基督狗”，被鞭打。 [13] 当然，北非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基督教国家会竭尽全力地使这些人，还有他们从撒丁岛、西西里和巴利阿里群岛掳掠来的女性重获自由。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它的船为柏柏尔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与的黎波里的冲突，是这个诞生不久的合众国与外国势力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它促成了美国海军的建立。 [14] 美国作家们将北非人说成未开化的“蛮族”，他们通常用“柏柏尔人”来称呼马格里布人，这样做很容易。 [15] 美国驻突尼斯和其他地区的领事发回的报告确认了之前的看法，这些省长、总督和帕夏们都是不受约束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统治方式可以从美国公使亲眼看到的砍头、断肢等刑罚判断出来。公元1786年，乔治·华盛顿在写给拉法耶特（Lafayette）的信中表达了其对柏柏尔海盗的强烈想法：
在这样的文明时代，在这样的自由时代，欧洲伟大的海洋强国怎么可以向柏柏尔人这样的小海盗国家纳贡呢？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支海军能够把那些敌人改变，把他们改造成文明人，或者把他们消灭吗？ [16]
但他没有预见到，很快地，美国将与欧洲列强一起向这些柏柏尔人的国家纳贡。
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一种概念，将美国与柏柏尔人的国家的战争当作基督徒与伊斯兰教“蛮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概念与事实不符。正如弗兰克·兰伯特（Frank Lambert）指出的那样，“对柏柏尔人的战争主要涉及贸易，而非宗教”；公元1797年，美国与的黎波里签署和约，和约中明确指出，美国在本质上并非基督教国家，总统麦迪逊（Madison）相信这种表述能够将宗教因素从争议问题中剥离，从而缓和其与北非穆斯林的关系。 [17] 所以，“它不是神圣战争，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 [18] 在文本记录中，独立战争在1783年结束，这一年英国人承认十三个殖民地不再受英国国王的制约。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商船横跨大西洋以及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权利。美国人希望达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在外国港口应该享有与欧洲传统国家同等的权利。过去，英国把美洲殖民地看作一个封闭的殖民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其泛大西洋属地将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同时也吸收不断增多的英国工业产品。整个体系受到按照18世纪重商主义视角制定的商业税收的保护。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事件明确表明了美国人的反对意见；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要摆脱这种关系非常困难。176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十年前，《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 ）有一则报道，英国官方批准的“地中海通行券”，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里被轻蔑地烧掉。 [19]
对美国人来说，前往地中海经商引发两类问题，不过它们又交错在一起。即使在公元1783年以后，诸如直布罗陀这样的英国港口也不愿意接待美国船只，英国的船长们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扣押美国船只——他们特别热衷于迫使美国船员为英国服务，特别是在英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政治家们，例如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将美国人视为潜在的商业对手，认为他们将会破坏英国的商业霸权，尽管他也注意到，由于柏柏尔海盗的存在，美国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获得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另一个问题是与北非统治者的关系：美国人想要在北非的港口自由通行，他们也希望保证自己的船只在公海不会遭到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海盗们的袭击。无论从哪一点看，杰斐逊都赞同谢菲尔德勋爵的观点：欧洲人已经在地中海拥有很大势力，美国人将不得不沿着狭窄的海峡偷偷潜入，而海盗们“会仔细检查进入海峡的一切”。 [20]
于是，很明显，美国的地中海贸易在总量上难以与已有的欧洲列强相比，特别是公元18世纪末在地中海商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法国。然而，美国人的到来对柏柏尔人的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重塑了柏柏尔人与非穆斯林海上势力间的关系。柏柏尔战争只是第一阶段，之后一系列事件不断累积，最终导致1830年以后法国人对阿尔及尔的征服。这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巴克利家族（Bacri），他们是在外部操控阿尔及尔事宜的犹太金融家。巴克利家族一方面为阿尔及尔总督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到里窝那经商，与生活在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等英国商业基地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对总督政府的影响让人十分惊讶，因为美国的观察家们确信犹太人在阿尔及尔是受到迫害的。但总督明白他可以利用犹太银行家作为中介，帮助他处理与欧洲人的事务，而且他们任其摆布。1811年，阿尔及尔总督将大卫·科恩·巴克利（David Coen Bacri）处死，因为与他竞争的犹太人领袖大卫·杜兰（David Duran）残酷地指证他叛国，大卫·杜兰的祖先在1391年大屠杀时从马略卡来到这里。杜兰希望自己获得巴克利的首席地位，但很快就遭遇与巴克利相同的命运。
由此一来，一小撮犹太家族的精英紧紧围绕在总督身边，偶尔还会招致美国公使等人的恶评，例如突尼斯的美国公使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 [21] 公元1805年，伊顿向的黎波里居民呼吁，美国人支持另外一人争夺帕夏之位。他恳求的黎波里市民要了解，美国人是包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族、每一种信仰的人”，他们生活在“西方的尽头”。他说，现任帕夏优素福·卡拉曼利（Yussuf Karamanli）是一个“卑鄙、做伪证的叛徒，他委任的海军指挥官是酗酒的变节者，其主要顾问是贪婪的犹太人”。海军指挥官穆拉德·雷斯（Murad Reis）是坚定的反美派，他抵达阿尔及尔时的名字是彼得·莱尔（Peter Lisle），一个嗜酒的苏格兰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娶了帕夏的女儿，但并没有改掉酗酒的毛病。 [22] 伊顿还写道，“请放心，美国人的神与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神是同一个神；是唯一真神，无所不能的上帝”。 [23] 他发现突尼斯与其邻国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一个启蒙中的世界。当他看到北非穆斯林社会中大量的黑人和白人奴隶时，他开始质疑整个奴隶制度的正义性：
当我描述它时，我的灵魂悔恨不已，这的确是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亲眼看到的野蛮情景的重现。然而，我们却在吹嘘自由和自然的正义。 [24]
伊顿注意到，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犹太商人似乎主宰着贸易。他提到了一间犹太人的贸易公司“乔纳塔”（Giornata ），它每年向突尼斯总督支付六万皮阿斯特（piastres），在里窝那还有一间“工场”或者说是货栈。他还指出，每年从突尼斯出口二十五万件兽皮以及大量蜂蜡。此外，这里还向欧洲出售油、小麦、大麦、大豆、枣椰、盐和牲畜（包括马匹）；当英法两国战斗正酣之际，拉古萨人作为承运人，凭借杜布罗夫尼克在其最后几年向“高门”纳贡所得到的特殊地位，获得了丰厚利润。与此同时，突尼斯的大市场（souk）也渴求着美国人带到北非的商品：“棉布、毛呢、精纺衣料、铁、咖啡、糖、胡椒、各种香料、白色蜡烛、胭脂虫红、干鱼和木材。”他预计这些商品在突尼斯的价格是在美国购买时价格的三倍。 [25] 他的评注表明，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美国与北非间的直接贸易，还是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转运贸易。他的评述证明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缺乏制造业；虽然这里对外出口大量的蜂蜡，但是蜡烛也需要进口。然而，北非缺乏优质木材始终是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建造自己的海盗舰队的国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购买或截获外国船只来解决，但公元17世纪末，在英国与荷兰的压力下，柏柏尔舰队已经衰落；到1800年，每个国家如果能够征集到12艘海盗战舰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只有美国与柏柏尔诸摄政国保持和平关系，美国人才有可能参与北非贸易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贸易。托马斯·杰斐逊曾记录道，美国大量的大麦与面粉出口到地中海，此外还有大米、咸鱼或干鱼，每年能装满一百艘商船；但“显然，对我们的商人来说，他们冒险进入地中海，会遭到北非海岸上海盗国家的劫掠”。 [26]
3
从获得独立的那一刻起，美国就试图解决柏柏尔海盗问题。公元1784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与柏柏尔国家谈判。摩洛哥苏丹是第一位承认美国独立的统治者。从1786年到1797年，美国分别与摩洛哥、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签署了协议。在1794年12月与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中，美国人承诺立刻向总督提供64.25万美元以及价值2.16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包括火药、炮弹、松木桅杆和橡木板材等；他们还送给他一套金色茶具。这与总督最初提的条件差距很大，他的要求是：现金224.7万美元，两艘铜制装甲护卫舰。即便如此，困难仍然存在，当总督抱怨他应得的钱还未到账时，就必须再送上新的礼物——“为他准备了一艘新建的、带二十门火炮的美国战舰，这种船可以行驶得非常快，是给总督之女的礼品”——但总督还是要到了一艘载有三十六门火炮的战舰取而代之。 [27] 北非的统治者总是责骂他们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得到的货物品质低劣、分量不足。基督徒诸国确实偷工减料，因为在它们看来，这些要求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公元1800年，一艘体积硕大的美国运兵船“乔治·华盛顿号”抵达阿尔及尔港，这艘用东印度商船改造而成的军舰装载着当地统治者期待获得的礼物，以及糖、咖啡和鲱鱼。阿尔及尔总督在惯常地抱怨美国人又拖延上缴礼物后，立刻要求该船船长带着阿尔及尔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船长害怕极了，以至于不敢拒绝。他这艘奇怪的货船还被称为“诺亚方舟”：船上不仅仅有马、牛和一百五十只羊，还有四只狮子、四只老虎、四只羚羊和十二只鹦鹉，还带着一百名黑奴以作为年贡献给奥斯曼苏丹，此外还有随同使者访问的众多随从。船长被要求悬挂阿尔及尔旗帜，不过他很快就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有报道称，水手们嘲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礼拜的时刻使船旋转，以至于礼拜的人无法辨认麦加的方向。 [28] 美国人尴尬地从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此次航行中的丢脸行为，他们与总督的关系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得以维持。即便美国与阿尔及尔的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但也勉力维持着，在这个时候，它与的黎波里的关系却由于帕夏要求更多的贡赋而恶化。由于没有得到所要求的贡赋，帕夏派人将美国公使馆前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杆砍倒，并派船去自行劫掠；他的小舰队除了一艘被俘获的瑞典船外，还有一艘船是数年前从美国人那里捕获的波士顿的“贝蒂号”（Betsy ），此时被改名为“梅舒达号”（Meshuda ）。 [29]
在公元1801年10月到1803年5月这段时间，法国与英国保持和平，美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正致力于利用地中海的相对平静来获取商业利润。但柏柏尔诸国一次又一次地阻挡着他们的道路，于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迫要与另外一个国家开战了。1802年，瑞典人出于他们自己的不爽，欣然与美国人一起封锁的黎波里。这场冲突逐渐发展，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当摩洛哥皇帝要求美国人为其向的黎波里运送谷物的商船提供保护并遭到拒绝时，皇帝出于愤怒向美国宣战。 [30] 于是，1803年10月，正在执行封锁的黎波里任务的护卫舰“费城号”（USS Philadelphia ）在追逐一艘的黎波里舰船时搁浅。这艘船与船上三百零七名船员被帕夏的士兵抓获。帕夏认为他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榨取四十五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舰队的指挥官普雷布尔（Preble）仍然决定要以武力解决，坚信敌人拥有“费城号”就可以在海上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优势：甚至在和平时期“费城号”都可能被用来进行海盗袭击，或者作为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压榨更多钱财的筹码。那艘船必须毁掉或最好重新夺回。他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决定在夜间攻击且夺回这艘船。2月16日夜幕降临后，双桅纵帆船“无畏号”（Intrepid ）受命前往的黎波里，由中尉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指挥，还放肆地悬挂着英国国旗。“无畏号”堂而皇之地进入的黎波里港：海港领航员被船员用“法兰克语”告知他们的船装载着补给品。与此同时，的黎波里的舰队仍在沉睡，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迪凯特领导的这次攻击成功地成为美国传奇，轻而易举地迫使大多数敌人四处逃窜。美国人明白他们无法将“费城号”带回自己的战线上，因此在夺回后的一刻钟内就放火将其烧毁。据说，整个的黎波里城都被火光映红。 [31] 1804年8月，对的黎波里海港进行的另一场攻击为迪凯特赢得了更响亮的声誉：据称，他得知一位身材高大的土耳其马木留克军人在那天之前杀掉了他的兄弟；他与那位身躯庞大的马木留克军人扭打在一起，即使短剑断裂也没有放弃，最后（一名无私的水手救了他的命，挡住针对迪凯特的致命一击），他成功地近距离杀死了那名土耳其人。这件事在美国各地通过绘画和报刊广为传颂。它表明美国人的勇气如何战胜了野蛮强大的力量，个子矮小的、自由的和坚定果敢的迪凯特如何战胜又黑又丑陋的马木留克奴隶。在的黎波里取得的这一小小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信心。 [32]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摧毁帕夏的意志，美国人于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也是威廉·伊顿长期主张的计划。伊顿乘船前往亚历山大，以寻找的黎波里王位的竞争者哈麦特（Hamet），后者被自己的弟弟优素福排挤。伊顿发现优素福带着一支（主要由阿拉伯人构成）军队，在恶劣的环境中，由埃及沿陆路向的黎波里进军。他们花费了六个星期才行进四百英里，抵达了德尔纳（Derne），他们认为这座沿海城市有可能接受哈麦特为其统治者。最后，美国未能将哈麦特推上的黎波里的统治者之位，但哈麦特返回的威胁迫使帕夏议和。他愿意接受更为适当的条款，绝对无法与其他北非统治者敲诈的财富数额相比，大约是6万美元的赎金。 [33]
4
阿尔及尔人实际上更加棘手。公元1812年，当得知美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后，阿尔及尔总督决定继续向美国人施压，此时的美国人还无法在地中海调集一支舰队。他坚持称“阿勒格尼号”（Allegheny ）带来的礼物品质低劣：例如，他要求的是二十七条大直径绳索，但只得到四条。他要求补偿2.7万美金，当遭到美国人拒绝后，他就将他们驱逐，最终美国人不得不屈服答应支付这笔钱，公使利尔（Lear）不得不从巴克利家族以25%的利息借款。 [34] 与此同时，阿尔及尔人还将被捕获的美国双桅横帆船“埃德温号”（Edwin ）带回自己的港口，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支持下从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走私贸易（并且完全忽视英美关系的严重恶化）。“埃德温号”的水手与船一同被留在阿尔及尔，而美国政府全力投入大西洋海岸以及加拿大的战争，无力关注地中海，决定派使者前往马格里布，希望谈判能够成功。莫迪凯·诺亚（Mordecai Noah）被任命为突尼斯公使。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热衷于向其犹太同胞说明，他们在美国社会都有自己的地位，他鼓励“希伯来民族”带着资金从旧世界跨越大西洋，实现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对巴克利家族非常了解，而诺亚可以通过犹太同胞用更有价值的方式接触到总督。1814年冬，他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建立了与直布罗陀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从当地的一位领袖那里得到一封给巴克利家族的引荐信。但他只换回了一小部分美国俘虏的自由。 [35]
麦迪逊总统并非好战者，但美国已经在对抗的黎波里的战争中染了血，并把与阿尔及尔的战争视为终结柏柏尔统治者胡搅蛮缠的第二阶段。公元1815年2月17日，美国与英国媾和；一个星期后，麦迪逊要求国会对阿尔及尔宣战，美国人集结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只有十艘战舰）。民族英雄斯蒂芬·迪凯特负责指挥此次远征。 [36] 他完成了大家的预期，在尚未抵达阿尔及尔时就捕获了数艘阿尔及尔船。因此，他向总督提出条件时拥有极佳的优势，而此时的总督刚刚就职（此前两任总督均被刺杀）。当总督的使者要求迪凯特花点时间考虑美国人想在和约中提出怎样的条件时，迪凯特回答道：“一分钟都不用！” [37] 他与阿尔及尔签署和约后，立即与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签署和约。阿尔及尔和约规定了要释放美国俘虏，规定了美国公使的职权，但它对地中海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第二条：从此无须缴纳礼物或贡赋。这是迪凯特远征的最大成就。树立了这一先例后，欧洲列强充分理解了它的重要性；他们赋予美国比以往更多的尊重。美国人也庆祝自己的成就——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写道：“我们在地中海上的战役，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以来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事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用一支全新的海军取得的胜利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38] 对柏柏尔人的胜利是美国民族认同形成的决定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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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东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秩序。到公元1800年，奥斯曼苏丹发现他在埃及以及希腊的臣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埃及督军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利用拿破仑军队到来以及撤退后遗留下来的混乱，推翻了奥斯曼人委任的马木留克官员，在1805年成为埃及的统治者。虽然他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并正式作为总督行使职权，但他完全拥有主权。他是阿尔巴尼亚人，讲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不懂阿拉伯语，他的眼光投向的是奥斯曼世界以外的地区，努力从西欧，特别是法国引入知识与技术——他之于埃及就相当于彼得大帝之于俄国。他将经济增长视为实现自己计划的关键，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建造了一支作战舰队。这些政策在细节上几乎神奇地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托勒密王朝的政策。他鼓励采用新农业体系，包括灌溉工程，因为他意识到西欧对高品质棉花的迫切需求，他还热衷于建立工业基地，因此埃及不会仅仅是向更富庶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出口方。 [39] 他的野心是使埃及从19世纪初改变欧洲的经济扩张中获利。例如，他注意到亚历山大已经衰退到相当贫穷的境地：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严重衰减，如今比一座小村庄大不了多少；其长途贸易也不再那么重要。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亚历山大开始复苏，吸引了东地中海各地移民的到来，包括：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 [40]
公元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不断增强的自信还表现在他试图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克里特与叙利亚。如果他想要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海上强国，这位总督就需要得到大量木材的产地，因此与过去的数千年一样，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控制森林茂密的土地。在19世纪20年代，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奥斯曼人对欧洲领地的经营很不成功，但对非洲领地的管理要成功得多。1821年，摩里亚（Morea）爆发起义，这里的地理环境对起义者比较有利，因此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农村地区，土耳其人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纳夫普利翁、莫顿和科伦。即便如此，土耳其人也没有掌控大海。伊兹拉岛（Hydra）和萨摩斯岛等地成为新的反抗中心。自17世纪以来，希腊的商人公会越来越活跃，这时候他们胡拼乱凑起一支舰队，该舰队主要由装备着火炮的商船组成。一支希腊舰队有三十七艘战舰，另一支有十二艘，其指挥官均来自伊兹拉岛。到4月底，这些经验丰富的希腊老水手们已经俘获四艘土耳其人的战舰，包括两艘护卫舰，这使得希腊人有信心在爱琴海巡逻，并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与土耳其舰队对峙；尽管希腊的舰队无法对抗土耳其的舰队，但他们未遭受重大损失，成功撤退。到1822年时，土耳其政府被希腊人的海上侵扰激怒，集结了一支更大规模的土耳其舰队，这些战舰主要从柏柏尔人的国家征调而来。4月，当一支希腊远征军正在希俄斯岛上攻打其城堡时，土耳其人登陆干涉。希腊军队被赶走，土耳其人上岛并继续屠杀了当地许多居民，自然，这场大屠杀也被纳入希腊人英勇抗击土耳其人的历史篇章，成为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41] 希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五个半月之后，他们屠杀了生活在摩里亚半岛的黎波里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在过去的数个世纪当中，许多希腊人变成了穆斯林，许多土耳其人也被希腊化。希土战争中的大屠杀与宗族灭绝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正是建立在对东地中海希腊与土耳其的共同文化遗产的悲剧性否定的基础之上。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法国、德意志等国的观察家们为希腊人的胜利欢欣鼓舞，他们将希腊人视为古典世界的后继者，早在其学生时代就学习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然而各国政府对起义者提供支持时则更为谨慎：讲究实用主义的英国政府考虑的是，他们是否需要奥斯曼帝国在这个时候崩溃，穆罕默德·阿里也持同一看法，不过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帝国还能延续很长时间。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分崩离析将会改变欧洲列强的整体平衡，即破坏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后形成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微妙结构。对此，奥地利很是担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它在东地中海维持着一支比英国舰队更大的舰队（二十二艘战舰）。在希腊人看来，奥地利人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宁愿与土耳其人贸易，然而奥地利人所做的不过是继续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途经杜布罗夫尼克及其附近地区的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之间的商业往来。 [42] 直到公元1827年，欧洲列强才向希腊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也把希腊人的起义看作为自己摘取成熟果实的机会，因此在1825年初，他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希腊。他打算将克里特、塞浦路斯、叙利亚以及摩里亚半岛纳入自己的帝国，并且设想，倘若立即将那里的希腊人驱逐，并将埃及的农民（fellahin ）迁移到希腊南部，他就可以控制希腊。因此，他的目标是几乎控制整个东地中海。他不惜代价，派遣六十二艘战舰前往克里特东部海域，希望在爱琴海南部击溃希腊人的海军力量。 [43]
公元1827年10月，当对峙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时，一支由十二艘英国军舰、八艘俄罗斯军舰和七艘法国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附近海域，几乎突然被卷入与一支奥斯曼舰队的战斗当中，这支奥斯曼舰队包括从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调集来的六十艘战舰，其中还有三艘大型战列舰（其对手拥有十艘战列舰）。尽管双方已签署休战协议，土耳其人仍然拒绝这支联合舰队进入纳瓦里诺湾。盟军决定需要展示一下武力，于是，一场在海湾内的全方位战争开始了，战争中土耳其舰队被打成碎片。一些土耳其小船逃往亚历山大；其他的全部沉没。这支联合舰队，特别是英国、俄国以及法国的旗舰也遭损毁，一百八十二人阵亡。盟军并不特别清楚胜利后要做什么——奥斯曼苏丹的还击方式是对异教徒宣布开始圣战，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意识到希腊人内部的乱斗，派遣自己的战舰来辖制那些让人厌恶、各行其是的希腊船长们。 [44] 但纳瓦里诺海战是达成和约的关键一步，这一和约使处于松散的奥斯曼宗主权下的希腊南部的独立，在1828年获得承认。如今，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最有希望的未来是重新发展亚历山大与英国、法国的贸易，因此，在此后的数年中，他改建了造船厂，投资连接亚历山大与尼罗河三角洲的马赫穆迪亚运河（Mahmudiyah）。这条运河建成于十多年前。 [45] 如今是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了。
6
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也是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结果，事件的核心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柏柏尔海盗的活动，而是巴克利金融家族。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阿尔及利亚的谷物就源源不断地供给法国军队，但法国人从未把购买这些谷物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当回事儿。到公元1827年，巴克利家族的资金出现短缺，坚持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法国人的欠款到账之前赔偿他们的债务。总督认为，巴克利家族是在与法国人勾结，想要从他手中勒索钱财。 [46] 当然，近代历史表明，恰恰是总督们更热衷于从他人那里勒索钱财。总督也怀疑法国人，是因为法国人开始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两座商站的防御工事。于是，1827年4月29日，总督与法国公使发生争吵，争吵中，总督狂怒之中用苍蝇拍击中了法国公使的脸。法国人的反应是要求鸣礼炮向法国国旗致歉，但总督甚至不愿意考虑一下这一象征性动作，反而派出私掠船袭击法国军舰。1829年夏，法国人封锁了阿尔及尔港口。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想通过征服阿尔及利亚来解决双方的问题，起初，只是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让亲法的穆罕默德·阿里统治这里。
马赛的商会从商业方面提出一些理由支持对阿尔及尔的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贸易封锁，再加上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妨碍了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马赛商人希望拥有处于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安全的、有保障的贸易伙伴。显然，位于马赛正南方的阿尔及尔就是这样的目标。事实也证明征服这里非常简单。公元1830年7月，总督被流放到那不勒斯，而且还不得不将大部分钱财留给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摄政国的小城市——奥兰与君士坦丁（Constantine）被分配给友好的突尼斯王公——西班牙人在占领了奥兰将近三百年之后，觉得占领它耗资过大，于1792年将它卖给穆斯林。 [47] 不过，这时法国人的头脑中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他们想从阿尔及利亚得到什么。他们发现自己正在攻击阿尔及利亚西部及东部的目标：君士坦丁的统治者有自己的想法，要将他的城市发展成为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中心，此外，阿尔及尔东部的安纳巴（Annaba）也陷入混乱。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已经深陷阿尔及利亚的乱局当中，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北非统治者向奥斯曼人求助，但后者不打算给予他们任何慰藉，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源和毅力。然而，虽然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地方性冲突，但这里依然吸引了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1847年，有将近11万居民迁居于此，他们不只是简单地隐于城市之中，因为许多人希望获得从旧政权的国有地产分离出来的各类地产。 [48]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各个城市见证了大量的建设工程，阿尔及尔拥有了宽阔的街道以及坚固、雄伟的建筑，变成了一座新马赛。征服阿尔及尔只是第一阶段，其后出现的一系列殖民征服，使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过在1830年它还没有诞生）将地中海的许多战略要地瓜分一空。
第四地中海的历史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的桨帆船努力搏斗，越过海洋前往亚历山大。其终结时，埃及以过去的统治者只能梦想着的方式，成了通往东方的通道。当最后一艘清淤船完成任务，苏伊士运河开通，帆船和蒸汽船都能够畅通航行时，地中海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第五地中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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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Lambert，Barbary Wars ，p.101；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39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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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ambert，Barbary Wars ，pp.140-44；Kitzen，Tripoli ，pp.93-113.
[32] Lambert，Barbary Wars ，pp.146-8；Kitzen，Tripoli ，p.122，and plates on pp.123-4.
[33] Lambert，Barbary Wars ，pp.130-54；Kitzen，Tripoli ，pp.135-76.
[34] Leiner，End of Barbary Terror ，p.23.
[35] Leiner，End of Barbary Terror ，pp.26-36.
[36] Navy orders to Decatur：End of Barbary Terror ，appendix ⅰ，pp.183-6.
[37] Lambert，Barbary Wars ，pp.189-93；Leiner，End of Barbary Terror ，pp.87-122，and appendix ⅲ，pp.189-94 for the Algiers treaty.
[38] Leiner，End of Barbary Terror ，appendix ⅲ，pp.189-94（p.189 for article 2）；Lambert，Barbary Wars ，p.195.
[39] G.Contis，‘Environment，health and disease in Alexandria and the Nile Delta’，in A.Hirst and M.Silk（eds.），Alexandria，Real and Imagined （2nd edn，Cairo，2006），p.229.
[40] O.Abdel-Aziz Omar，‘Alexandr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end or the reign of Ismail’，in The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of Alexandria across the Ages （2nd edn，Alexandria，2000），pp.154，158-9.
[41]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83，486-7.
[42]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508；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63.
[43]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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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K.Fahmy，‘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Alexandria’，in Hirst and Silk（eds.），Alexandria，Real and Imagined ，pp.283-4.
[46]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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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