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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0.火的金字塔
1498～1499
1498年10月31日，安德烈亚·格里蒂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威尼斯的扎卡里亚·迪·弗雷斯基：“生意和投资的情况，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现在没有新的信息；如果价格下跌，我会通知你。” [1] 四十一岁的格里蒂是一位威尼斯粮食贸易商，在君士坦丁堡根基牢固。他也是一个间谍，以加密或隐藏消息的形式将情报发回给元老院，收件人则是虚构的业务合作伙伴。威尼斯方面轻松地解读了这一信息：“苏丹在继续集结舰队。” [2]
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之后的近二十年内，威尼斯与奥斯曼人维持着和平。在1481年继承皇位的巴耶济德二世最初承诺为基督教欧洲创造一个更宁静的时代。巴耶济德二世被称为“苏非派”；他对宗教很是虔诚，甚至表现得很神秘，对诗歌和冥想的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基督徒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他甚至免除了威尼斯每年需要缴纳的1万杜卡特贡金。在此期间，共和国于1489年得到了塞浦路斯 [3] ，觉得这大大弥补了内格罗蓬特的损失。
但巴耶济德二世的按兵不动，有完全世俗的原因。由于他的父亲对战争的强烈欲望，他即位时国库空虚，军队也精疲力竭，并且他害怕有人以他流亡的弟弟杰姆的名义发动一场战争，夺走他的皇位。杰姆被扣留在欧洲宫廷，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有用的人质。在这些限制之下，新苏丹知道，在爱琴海还有未竟的事业：只要威尼斯在希腊仍有立足之处，奥斯曼边境就不完整。1495年杰姆去世，巴耶济德二世在敌视威尼斯的佛罗伦萨人和米兰人鼓动下，认为是时候将威尼斯共和国从希腊赶出去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隐瞒得住的。对安德烈亚·格里蒂来说，毫不夸张地讲，证据都在他眼前。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之后，所有欧洲人被禁止在那里居住。他们改为居住在老的热那亚定居点加拉塔的山上，与君士坦丁堡之间隔着金角湾，即城市的深水港。格里蒂可以俯瞰还没有完全被高墙环绕起来的新兵工厂，可以看到准备工作在进行：人员和材料的到达，锤子和锯子发出的声音，沥青的沸腾声和持续不断的牛车的声响。
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兵工厂
格里蒂从1494年开始为威尼斯元老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细情报。进入1499年之后，情报变得越来越精确——他估算了土耳其人的进攻时间表和目标，情报的传递也变得更加危险。1498年11月9日，他写道：“海盗俘虏了一艘载货量200桶的船” [4] ，意思是“苏丹正在准备200艘船”；在20日这天，他表示自己说不准奥斯曼人的目的。1499年2月16日，他用暗语写道：“它将在6月出发……水陆并进的强大力量，人数还不清楚，去向也不明了。” [5] 3月28日，他用暗语说，他因为债务在狱中服刑，但是希望在6月被释放，意思是“敌人舰队将于6月出发”。通过陆路寄信是很危险的。格里蒂的方法是让信使沿着古罗马道路前往杜拉佐港，然后渡海前往科孚岛。这些信使一旦被抓获，必死无疑。1498年10月，科孚岛市政官报告了两名给格里蒂送回信的信使的下场。有人发现，第一名信使被埋在沿途一个村庄的粪堆里；第二名信使则是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刻被逮捕。他现在正派遣第三个信使。1月，格里蒂回信说，“因为风险太大，将不再通过陆地送信”。 [6]
双方都在准备战争的同时宣扬和平。在君士坦丁堡，官方散布消息，称正在准备一支舰队，以清剿海盗。威尼斯人没有上当；如果单纯是为了维持治安，这支舰队的实力也太过强大了。格里蒂指出：“他们花钱如流水。钱款还没有申请，就已经支付完毕。这是明显的信号。” [7] 然而，没有人能确定奥斯曼人的目标。五花八门的理论、间谍报告和迹象从大海彼岸的情报站大量涌入威尼斯，这是些模糊而不祥的杂音。谎言数不胜数。4月，最新的威尼斯大使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日记家吉罗拉莫·普留利记载道：“苏丹史无前例地热情款待了这位威尼斯大使，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大使受到过这样的礼遇。苏丹还承诺，永远不会背弃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但威尼斯人深思熟虑后，决意绝不相信这样的承诺。” [8] 但正在准备中的行动是不是针对威尼斯的呢？罗得岛和黑海都可能有危险。甚至有传言说，打击的目标可能是穆斯林的马穆鲁克王朝：5月，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港发来信件称，大量土耳其骑兵出现在叙利亚边境。这些情报最终证明是无用的，这只不过是护送苏丹的母亲去麦加的卫队罢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庞大的陆军正在集结。有人担心扎拉；也有人猜测，目标是科孚岛；弗留利居民也做好了抵抗袭击的准备。
1499年注定是威尼斯历史上充满灾难的一年。这从两位威尼斯元老逐月记录的日记中可见一斑：银行家和商人吉罗拉莫·普留利，他对共和国的财政状况高度关注；马里诺·萨努多，他长达四十年的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威尼斯的生活。还有一位记录者则是桨帆船指挥官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他是唯一在前线记载时事的人。
他们记录了一连串恶性事件。这一年开年不利，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威尼斯深陷大陆事务的泥潭，国库吃紧。2月初，加尔佐尼家族和里佐兄弟的银行破产了。5月，里波马诺银行倒闭；第二天，当阿尔维斯·皮萨尼银行开门营业时，“伴随着巨大的吼声，一大群人跑到银行去取钱”。 [9] 里亚尔托处于动荡之中。普留利觉得这个现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威尼斯现在像大出血一样损失大笔金钱，现在那里没有钱了。因为第一家宣布破产的银行是所有银行里最著名的，有最高的可信度，所以整个城市里，信心几乎荡然无存。 [10]
在这种气氛中，奥斯曼威胁的流言甚嚣尘上，甚至脚踏实地的威尼斯人也开始受到迷信的影响。在普利亚，人们观察到一场秃鹫和乌鸦之间的空战；据马利皮耶罗说：“人们捡到了14只死鸟，但秃鹫比乌鸦多。上帝保佑，但愿这……不是预兆着，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要发生什么邪恶的事情！” [11] 更多的恶兆接踵而来。有消息称奥斯曼舰队日渐壮大。威尼斯在3月选出了一位新的海军总司令。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为战旗赐福的仪式上，新任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把总司令的权杖拿反了。老人们回忆着其他这样的例子和它们导致的灾难。
格里马尼是一位巨富，是名利场的老手，并且政治野心很重。他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香料市场上发了大财。他的精明简直是个传奇。据普留利说：“泥土和污垢经他触摸后，就变成了黄金。” [12] 据说，在里亚尔托，人们试图搞清楚他在做什么买卖，然后跟着学，就像模仿一位成功的股票交易商一样。格里马尼已经证明自己在战斗中足够勇敢，但他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也不知道如何调遣大舰队。在1499年初几个月的银行业危机中，他精明地提出自费武装10艘桨帆船，并向国家贷款1.6万杜卡特（以国家食盐贸易的收入为抵押），以此获得了海军总司令的职位。毫无疑问，他把这个位置当成登上执政官宝座的踏脚石。他在执政官宫殿前方的码头（称为“莫罗”）摆开了招募士兵的长凳，拉开了花哨的表演排场，用普留利的话说，是“极尽浮华”。 [13] 他身着鲜红色华服，站在五堆闪闪发光的金币（共3万杜卡特）前，仿佛在宣传他点石成金的本领，邀请群众参军入伍。不管采用了什么方法，格里马尼在组织舰队上非常成功。尽管存在人员和金钱短缺、水手间暴发瘟疫和梅毒等一系列问题，到7月他在莫东集结了威尼斯史上最庞大的海军力量。格里马尼被吹嘘为“又一个恺撒和亚历山大”。 [14]
然而这些安排里还是能找到裂纹。共和国有权征用国营商用桨帆船，为战争服务。6月，所有这些已经被拍卖给各财团、用于前往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的穆达航线的桨帆船被强行征用，他们的投标人被授予船长的头衔和薪水。投标人们对这一做法十分不爽。这表明，国家大事和自私自利的贵族寡头的商业利益之间已经出现了冲突。对圣马可旗帜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不服从国家命令的下场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不愿意为国效力的投标人将被驱逐出威尼斯五年，罚款500杜卡特。但仍然有不服从的人。普留利相信（或许他是在事后回忆的，所以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威尼斯当时正在被引向灾难。“我虽然怀疑，但觉得在这座光荣而尊贵的城市里，我们的贵族歪曲正义，我们的城市将会因为罪孽而遭受一些伤害和损失，威尼斯将被带到悬崖的边缘。” [15] 整个夏天，所有商业活动暂停，黎凡特的货物（姜、棉花、胡椒）价格开始飙升。海军防御的需求使得城市的商业系统压力陡增。
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愈发令人沮丧。普留利写道：“土耳其人的力量强大而令人恐惧，雄霸陆地和海洋。” [16] 6月，君士坦丁堡城内所有威尼斯商人被逮捕，他们的货物也被没收。按照惯例，威尼斯潟湖的各教区举行了忏悔的宗教仪式。与此同时，格里蒂的好运已经耗尽。一名走陆路的信使携带着未加密的信件，遭到拦截，并被处以绞刑；另一个在去往勒班陀的途中被处以刺刑。消息传到城内，格里蒂被逮捕，他很快被关进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黑暗地牢里，性命堪忧。
据报告，土耳其舰队于6月25日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同时一支庞大的陆军正向希腊推进。毫无疑问，土耳其人企图发动某种钳形攻势。当奥斯曼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时，许多被强征来的希腊水手逃跑了。很快，格里马尼了解到，敌军行动的目标要么是科孚岛，要么是科林斯湾入口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小港勒班陀。8月初，奥斯曼陆军出现在勒班陀城外，于是敌人的目标和战术就一下子明朗了。勒班陀的城墙固若金汤，从希腊山区运送大炮是行不通的。奥斯曼舰队的任务是运送大炮，而威尼斯舰队的目标则是阻止他们。同一天，元老院得知，格里蒂还活着。
6月间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舰队在准备之时，正是海军战术发生变革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是桨帆船之间的较量，但到了15世纪晚期，人们开始试验，将“圆船”——使用风帆动力、高船舷的帆船，被称为克拉克大帆船，传统上用于商业——投入作战。奥斯曼人建造了两艘这种类型的巨型帆船。像奥斯曼造船厂中大多数创新一样，这些船很有可能是仿照威尼斯的蓝本改造而来的，而且出自一名叛逃的造船匠（名为詹尼）之手，“他在威尼斯看过造船的过程，在那里学到了这方面的技艺”。 [17] 这些帆船拥有高耸的艏楼和艉楼，以及尖塔状的桅杆瞭望台，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非常巨大的。据奥斯曼编年史家哈只·哈利法 [18] 记载：“每艘船长70腕尺，宽30腕尺。桅杆是好几棵树叠加在一起的高度……主桅楼能够承载40名穿盔甲的士兵，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地用弓箭和火枪射击。” [19] 这些船是不同类型船只混血的产物，是船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除了风帆之外，它们还有24支巨大的船桨，9个人划一支桨。它们体积巨大——估计排水量为1800吨——可以装载1000名士兵，并且第一次可以携带大量火炮，从侧舷的炮门射击。奥斯曼人相信，他们的两艘有护身符作用的巨舰遇到威尼斯桨帆船，一定所向披靡。
巴耶济德二世在海军发展上做得很是细致全面：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建造船只。他网罗航海的专业人才，从爱琴海招募穆斯林海盗到他的海军司令部：这些私掠海盗以圣战的名义四处劫掠基督教船只，无论对实际的船只操作还是公开海战都非常精通。正在缓缓绕过希腊南部海岸的庞大舰队中有两位经验丰富的海盗船长——凯末尔雷斯 [20] 和布拉克雷斯，他们因为经常袭击威尼斯船只而臭名远扬。专业人士的加入增加了苏丹的信心，他调动舰队向西进入爱奥尼亚海——威尼斯本土水域的门槛。
奥斯曼舰队虽然规模宏大，但质量参差不齐。一共有大约260艘船，包括60艘轻型桨帆船、2艘硕大无朋的圆船、18艘较小的圆船、3艘重型桨帆船、30艘福斯特战船（小型桨帆船）和一大群小船。重型桨帆船和圆船除了载着水手和桨手，还装载着大量近卫军——苏丹自己的精锐部队。巨大的圆船每艘装载了1000名士兵。这支大舰队一共约有3.5万人。
格里马尼的舰队就小得多，一共有95艘船，是桨帆船和圆船的混合，包括2艘他们自己的千吨级的克拉克帆船，船上载着火炮和士兵。威尼斯人前不久曾运用成队的克拉克帆船来追捕海盗，但他们从未召集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桨帆船和帆船的混合舰队。格里马尼大约有2.5万人。尽管双方在舰队规模上有差距，他还是志在必得。他从希腊水手那里得知，他手下的重型船只——克拉克帆船和重型桨帆船——比敌人多，有能力粉碎对手的防线。因此他写信给元老院说：“诸位大人明鉴，蒙上帝洪恩，我们的舰队将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 [21]
7月末，在希腊的西南角，格里马尼在莫东和科罗尼之间发现了奥斯曼舰队的踪迹，并且开始跟踪它，伺机攻击。世界上最大的两支海军——共计350艘船和6万名士兵——沿着海岸并列前行。局势很快就明朗了：土耳其人对海战没什么兴趣，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大炮送到勒班陀；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紧贴着海岸线航行，以至于一些船只搁浅，希腊船员弃船逃走。7月24日，奥斯曼舰队司令将他的舰队驶进萨皮恩扎岛上的隆哥港躲避。那是威尼斯历史上的一个伤心之地。正是在这里，尼科洛·皮萨尼——韦托尔·皮萨尼的父亲，在一百五十年前被热那亚人击溃。
在威尼斯，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普留利感到，这个世界处于不祥的骚动之中：“目前在世界各地发生着剧变和战争的动荡，许多大国也在行动之中：威尼斯人对阵土耳其人，法兰西国王和威尼斯对阵米兰，神圣罗马皇帝对阵瑞士，奥尔西尼家族 [22] 在罗马对阵科隆内西家族，（马穆鲁克）苏丹反对自己的人民。” [23] 8月8日，他从另一个来源获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传言，就像世界远端的地震传来的沉闷的震动。从开罗寄出、在亚历山大港中转的信件称：“来自印度的人声称，属于葡萄牙国王的三艘卡拉维尔帆船 [24] 已经抵达亚丁和印度的卡利卡特，它们是被派去寻找香料群岛的，指挥官是哥伦布。” [25] 其中两艘船已经遇难，而第三艘船因为逆流一直无法返回，船上人员被迫改走陆路，取道开罗。“这消息如果是真的，将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并不相信。”
与此同时，格里马尼一直在等待奥斯曼舰队从萨皮恩扎继续推进。当奥斯曼舰队出动时，他驾船出海，继续一个又一个海岬地跟踪它们，像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般。在炎热的夏日，希腊海岸边中午就不再起风，海军总司令不得不等待一股持续的向岸风来袭击他的猎物。1499年8月12日上午，机会似乎来了，奥斯曼人离开了威尼斯人所谓的宗奇奥海湾，撞上了一股强劲的向岸风。
格里马尼的目标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列成长长一排的敌军舰队在他面前的开阔水域分散开，而且处于下风处。在指挥舰队时，他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困难——风帆动力的大帆船、重型商用桨帆船和轻而快的军用桨帆船的组合很是让人头疼——但他还是按照惯例排兵布阵：重型战船（帆船和重型桨帆船）作为先锋来撕裂敌人的阵线，较轻的快速桨帆船紧随其后，等到敌人被打散时出击。他给指挥官们下达了明确的书面指示，前进时“要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挤在一起或折断船桨，尽量保持良好秩序”。 [26] 他明确表示，在战斗中谁要是敢争抢战利品，将被处以绞刑；任何怯战避敌的指挥官也会被绞死。在开战前，这是标准的命令，但格里马尼也许听到了一些风声：被征用商船的老板们对他有怨言。他的命令是否清晰明确，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认为他的命令“充满漏洞” [27] ；阿尔维斯·马尔切洛是所有圆船的指挥官，心里有鬼，因此宣称这些命令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改变了。不管真相如何，格里马尼刚刚升起十字架，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的镇静：一队小船在其指挥官安德烈亚·洛雷丹——一位实战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很受水手们欢迎——带领下，不请自来。
洛雷丹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军纪。他擅离科孚岛的岗位，想去分享战场的荣耀。格里马尼对攻击被扰乱很是恼火，而且也因为被抢了风头而恼羞成怒。他责备洛雷丹不听命令，但还是决定让他指挥名为“潘多拉”号的圆船，与另一艘圆船（指挥官为奥尔本·德·阿默）一同冲锋。这两艘是舰队里最大的船，每艘排水量约1200吨。洛雷丹此行也有个人恩怨要了解。他花了很多时间抓捕海盗凯末尔雷斯；现在他相信自己的猎物就在眼前，而且指挥着詹尼制造的最大的那艘帆船；而事实上这艘船的船长是另一个海盗首领——布拉克雷斯。威尼斯水手们看着自己的大帆船逼近敌人那艘1800吨的无敌浮动堡垒时，“洛雷丹！洛雷丹！”的呐喊响彻整个舰队。
随后发生的是海战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是特拉法尔加海战 [28] 的预演。随着三艘庞然大物接近，双方都打开了舷侧的炮口，用猛烈的轰击展现了火炮的强大威力：近距离下大炮发出的震天怒吼、浓烟和闪烁的火光让在其他船上观看的人魂飞魄散。在盾牌的保护下，数百名士兵聚集在甲板上，发射出暴雪般的子弹和箭矢；在40英尺高的桅杆瞭望台上，在圣马可的雄狮旗和奥斯曼新月旗下，双方士兵在半空中互相攻击，或向下方的甲板投掷木桶、标枪和石块；一大群奥斯曼轻型桨帆船围攻基督教圆船高耸而坚固的木质船身。人们奋力攀上船沿，却跌回海里。绝望的落水者在船只残骸中露出头来。
相比之下，威尼斯其他的一线指挥官却几乎没有前进。基督教舰队的先锋似乎被他们眼前的骇人景象吓倒了，踌躇不前。圆船的指挥官阿尔维斯·马尔切洛俘虏了一艘奥斯曼轻型船之后就撤退了，不过马尔切洛后来自吹自擂，把自己的表现大大渲染了一番。只有一艘重型桨帆船在英勇的船长维琴佐·波拉尼带领下加入了激战。这艘船遭到一大群奥斯曼桨帆船的袭击，鏖战了两个小时。在浓烟和混乱中，“每个人都认为它输定了；一面土耳其旗帜已经在船上升起，但这艘船顽强抵抗，消灭了很多土耳其人……上帝开恩，送来了一阵风；它顺势扬起了帆，从土耳其舰队的手掌心逃了出来……被烧伤，而且残破不堪；” [29] 马利皮耶罗继续写道，“而且如果其他重型桨帆船和圆船跟着它冲上去，我们早已经把奥斯曼舰队击溃了。”
其他桨帆船和克拉克帆船几乎没有一艘冲上去与敌人交锋。没有人理会格里马尼疯狂的喇叭召唤，指挥体系坍塌了。命令发出之后无人执行甚至遭到抵触，格里马尼没有身先士卒，而许多更有经验的船长被堵在了后方。后面的桨帆船上的桨手大喊着“攻击！攻击！” [30] ，敦促重型船舰前进。但这没能激起任何反应，于是“绞死他们！” [31] 的喊声响彻水面。只有8艘船参加了战斗。大多数是从科孚岛过来的轻型船，很容易被炮火击伤。有一艘船很快就沉没了，这进一步压制了战斗的热情。当波拉尼的船出现时，船被烧焦，严重受损，但奇迹般地没有沉没，其他重型桨帆船随后跟着它开到了上风处。
与此同时，“潘多拉”号和奥尔本的船继续和布拉克雷斯的克拉克帆船缠斗。三艘船撞在了一起，船上的人们开始了船和船、人与人之间的近身肉搏。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威尼斯人似乎开始占上风；他们用锁链钩住了敌人，准备登船。接下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三艘船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时奥斯曼战船上燃起了大火。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刻意自毁——因为布拉克雷斯受到极大压力，已经接近绝望——奥斯曼战船上的火药仓爆炸了。火焰爬上了索具，烧着了收拢的船帆，把前桅楼上的士兵活生生地烤熟了。熏黑的残破的桅杆折断了，坠落到甲板上。下面的人要么在他们站立的地方立刻被火焰吞没，要么赶紧跳海逃生。其他船上的人们注视着这活生生的火的金字塔，呆若木鸡、心惊胆寒。这是一个新的层级的海上灾难。
但土耳其人表现得很镇定。当他们载有1000精兵、坚不可摧的战舰就在他们面前熊熊燃烧时，他们的轻型桨帆船和快速帆船迅速地东奔西走，从残骸中营救自己的士兵，杀死落水的敌军。基督教一方则只是呆呆地看着。洛雷丹和布拉克雷斯消失在火海中。据传说，洛雷丹临死时还举着圣马可的旗帜。更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人为解救幸存者付出过一丝努力。另一艘克拉克帆船的船长德·阿默，逃离了他燃烧着的船，乘坐小船离开，但被抓住并杀死。马利皮耶罗悲伤地写道：“土耳其人用长船和双桅帆船营救他们自己的人，屠杀我们的士兵，因为我们这一方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怜悯之心……所以给我们的共和国和基督教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伤害。” [32]
事实就是如此。宗奇奥之战中，威尼斯人并没有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了。威尼斯错过了阻止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机会。在心理上，8月12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懦弱、优柔寡断、混乱、不愿为圣马可旗帜捐躯：宗奇奥的惨败对威尼斯人的航海灵魂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伤痕。内格罗蓬特的灾难可以归因于一次糟糕的任命，或者单个指挥官的能力不足；而在宗奇奥的崩溃则是系统性的。它显示出威尼斯整个体制的裂痕。元老院大体上为了金钱利益，重蹈覆辙，任命了一个毫无经验的人。但是责任不全在格里马尼身上。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主要指挥官们手里还拿着无烟火药的时候，已经感到可怕的耻辱。他们开始起草报告。
所有这些报告都包含着条件句，比如“如果其他人做了（或没有做）某事，我们早已赢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格里马尼的报告是通过他的神甫发来的。他指责道，失败的原因是商用桨帆船的贵族船长们的不作为态度和集体的胆怯：“除了维琴佐·波拉尼以外的所有商用桨帆船闻风而退，不肯参战……整个舰队高声疾呼‘绞死他们！绞死他们！’……上帝知道，他们活该被绞死，但那样的话就必须处死我们舰队中五分之四的人。” [33] 他对商船的贵族老板们的谴责尤其激烈：“我不会隐藏真相……贵族们自始至终争执不休，毁了我们国家的就是这些人。”
阿尔维斯·马尔切洛写了一份自吹自擂的报告，指责了命令的混乱，并将自己扮演的角色做了戏剧加工：他独自冲入混战，被敌人包围。“在枪林弹雨中，我将一艘敌船击沉，船上人员全部丧生；另一艘船来到了我的侧舷；我的一些士兵跳上敌船甲板，斩杀了很多土耳其人。最后我放火烧毁了那条船。” [34] 最后，巨大的石弹击碎了他的船舱，砸伤了他的腿，他的同伴不断在他身旁倒下，于是他不得不撤退。其他人则对他的所谓壮举严加指责。“他进去就又出来了，自称俘虏了一艘船，”神甫这样嘀咕着。 [35] 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是此役中少数声誉没有受损的人之一，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格里马尼的指挥混乱。普通水手们相信，格里马尼完全是出于嫉妒，把洛雷丹推向了绝路。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威尼斯舰队撤退到了外海；遍体鳞伤的奥斯曼舰队沿着海岸缓慢地向勒班陀港前进，陆军部队在岸上跟随着它，为其提供保护。战役还在继续，但威尼斯已经士气全无，这次失败的代价被证明是极其高昂的。他们还发动了几次无效的进攻，希望把敌人引诱到开阔水域；火船闯进了敌方舰队，几艘桨帆船被击沉，但奥斯曼舰队大体上完好无损。在科林斯湾的入口处，奥斯曼舰队不得不冒险进入开阔海域，驶入勒班陀。这是威尼斯人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有一支法兰西的小型舰队伴随他们。只有少数几艘勇敢的战船向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击沉了8艘桨帆船，但其余的船显然还对宗奇奥之战的熊熊烈火心有余悸，不敢闯入重炮轰击的火网。法兰西人看到如此混乱的形势，同样拒绝参战。他们对威尼斯人的安排做出的评价也极具羞辱性：“（法兰西人）看到我们的舰队毫无纪律可言，说我们的舰队很壮丽，但他们不指望我们的舰队能做任何有用的事情。” [36] 机会稍纵即逝。马利皮耶罗再次扼腕叹息道：“如果我们所有其他的桨帆船都参与袭击，我们一定会打败奥斯曼舰队。这就像上帝是上帝一样肯定。” [37] 结果，大部分的奥斯曼战船绕过最后一个海岬，进入了勒班陀港。在海上，威尼斯人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利皮耶罗回忆说：“舰队里的很多好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总司令就是一个叛徒，没有精神去尽力履行他的职责。” [38]
勒班陀
在城里，四面楚歌的守军已经打退了奥斯曼军队的几次进攻，并期盼着西边海平线上出现风帆。当他们看到威尼斯舰队驶近时，欢呼着敲响了教堂的钟。随着船越来越近，令他们魂飞魄散的是，船上的旗帜不是狮子，而是新月。当他们得知这些船只携带着攻城炮的时候，勒班陀迅速投降了。
格里马尼没有绞死任何人，也没有斥责任何贵族指挥官。
[1]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col. 235，Venice 1879-1903
[2]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col. 235，Venice 1879-1903
[3] 塞浦路斯吕西尼昂王朝的末代君主詹姆斯二世于1473年驾崩，此后威尼斯便控制了塞浦路斯，以詹姆斯二世的遗孀凯瑟琳为傀儡。1489年，威尼斯强迫凯瑟琳退位，正式吞并塞浦路斯。
[4]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col. 292，Venice 1879-1903
[5]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col. 372，Venice 1879-1903
[6]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col. 542，Venice 1879-1903
[7]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col. 541，Venice 1879-1903
[8]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19
[9]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23
[10]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11
[11]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66
[12] Thubron，Colin，The Seafarers：Venetians ，London，2004，pp. 102-3
[13]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18
[14]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30
[15]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36
[16]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41
[17] Katip ?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 J. Mitchell，London，1831 Kinnamos，John，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New York，1976，p. 20
[18] 哈只·哈利法（1609～1657），即卡迪布·切莱比。“哈只”是对曾经去过麦加圣地的朝觐者的尊称。他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名著《真理的平衡》包含对伊斯兰教法、伦理和神学的研究，比较开明和宽容，常常批评伊斯兰宗教当局的狭隘。该书对研究16和17世纪奥斯曼社会的发展很有帮助。
[19] Katip ?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 J. Mitchell，London，1831 Kinnamos，John，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New York，1976，p. 19
[20] “雷斯”原意是“船长”，后来变为对海军高级将领的尊称。
[21]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2
[22] 奥尔西尼家族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族，在中古时期的意大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皆有强大的影响力。家族成员包括切莱斯廷三世、尼古拉三世、本笃十三世三位教皇，三十四位红衣主教，为数甚多的雇佣军首领以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及宗教人士。
[23]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61
[24]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25]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53
[26]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4
[27]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75
[28] 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805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英国的一场海战。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为牵制住强大的英国海军，拿破仑派海军中将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周旋。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相遇，战斗持续5小时。由于英军指挥、战术及训练皆胜一筹，法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以及21艘战舰被俘，但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29]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6
[30]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7
[31]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4，Venice 1879-1903
[32]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7
[33]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3-4，Venice 1879-1903
[34]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58，Venice 1879-1903
[35]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3，Venice 1879-1903
[36]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9
[37]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9
[38]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