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后的状元

自隋朝以来，我国各封建王朝都设科考试选拔官吏。因其分科取士，故称科举制。科举考试名列第一的皆称元，如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殿试第一就是状元。中状元者号“大魁天下”，是科名中的最高荣誉。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造就了无数状元郎，其中确实有不少品学兼优者，如南宋文天祥就是一名值得称颂的“状元丞相”。

●　张謇

按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于子、卯、午、酉年的八月举行；会试则在次年即丑、辰、未、戌年进行。乡试考中的举人入京会试，会试考取的贡士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其结果经钦定御批为三甲，一甲第一名就是状元。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即被废除，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状元应出现在1905年之前。

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是谁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张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同治七年（1868）他十六岁时考中秀才，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任文书，先后结识了袁世凯和军机大臣翁同龢。光绪十一年，他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九年后，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恩科会试之期，张謇赴北京参加考试，取一甲第一名进士，以状元入翰林院授编修，时年四十二岁。

有关张謇考中状元的情况史料有较明确的记载。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5月28日）记：“卯正，上御乾清殿西暖阁，臣等捧卷入，上谛观第一名，问谁所取？张公以臣对。……臣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可见，本科负责取士的是翁同龢。事实上，当时翁同龢为取张謇为第一名，还与同僚大加争执，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殿试之制，新进士对策已毕，交收卷官，封送阅卷大臣阅之……光绪甲午（1894）翁师傅得张季直卷必欲置第一，张子青不许，几欲与忿争。”最后经众人调停，“南皮（张子青）无可如何，乃勉如翁意”。这些史料可以证明，张謇中状元，是经翁同龢等帝党拔擢的，且确切年代是在1894年5月。

那么，光绪二十年的科举是否最后一次进士考试呢？显然不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兴起。在新形势下，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实行“变法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五月至六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先后奏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练外国操、广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不久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以科举流弊太多为由，决定从第二年起改革科举，罢时文诗帖，废八股文，以经义、时务、策论试士，停止武科。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开设了许多学堂，政府也先后派出不少留学生，新的教育制度逐渐产生影响并深入人心。于是，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又一次发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彻底废止。以后，为了解决不能进入学堂的举、贡、生员的出路，曾举行过一些生员补充优贡、补考拔贡和举、贡考职等弥补性的考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就再也没有举行过了。也就是说，光绪三十年的甲辰科，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了。可见，在张謇之后，应该还有四次正科，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二十四年戊戌科、二十七年辛丑科和三十年的甲辰科，分别产生了骆成骧、夏同龢、王寿彭、刘春霖四位状元，可见，甲辰科的第一名刘春霖才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按惯例，每一次科举考试后，都会由礼部出资立一“进士题名碑”，因此，北京市安定门内国子监街的孔庙中，就保存有一百九十八座“进士题名碑”。其中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所立的碑，即科举制度最后一科的“题名碑”，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由于当时国势阽危，财政拮据，礼部已拿不出钱来建碑，于是这块碑是新科进士自己出钱为自己树了碑，并将它送入太庙的。二是碑上所刻的第一名有两个：谭延闿和刘春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最高级的考试分会试和殿试两步进行，这科会试的第一名是谭延闿，即会元。但是，在会试之后进行的殿试中，谭延闿的成绩却掉了下来，取得第一名的是刘春霖。因此，尽管“进士题名碑”上将两人的名字并列，而事实上真正的状元只有一个，即刘春霖。

由此可见，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不是在张謇高中的1894年，而是在十年之后的1904年举行。最后一位状元郎也不是赫赫有名的张謇，而是自称是“第一人中最后人”的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刘春霖，他因书法出众，人们又称其为“字状元”。后世之所以普遍将张謇看作是末代状元，很可能是由于张謇在当时办学堂、创实业，社会影响较大，而他的状元身份也在事实上为他的事业增加了分量。由此，以讹传讹，成为普遍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