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该当何罪

蜀汉建兴六年（228），蜀相诸葛亮兴兵北伐，试图统一全国。蜀军兵强将勇，号令明肃，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关中为之大震。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派大将曹真、张郃率军抵御蜀兵。诸葛亮以马谡为前锋，率二万五千精兵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并再三叮咛，守住街亭，即为攻取长安第一功，务必在冲要之地安营，使敌军不能偷过。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不在当道设寨，却在山上安营。副将王平苦谏：这里远离水源，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策保之？马谡不听，认为“依阻南山，不下据城”是兵法所示，敌军若来，正好凭高视下，杀他个片甲难回。王平无奈，要求分兵五千，在山下设一小寨。不久，张郃率军至，围山断水，又沿山放火。蜀军大乱，马谡禁止不住，弃营逃奔。王平力穷势孤，难以救援，街亭失守。魏军趁势长驱直入，大败蜀军。街亭之败，使诸葛亮失去进取中原的据点和有利形势，遂引兵退回关中。第一次出兵祁山，就这样失败了。事后，诸葛亮自贬三等，又下令处死马谡。《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记载说，当时蒋琬劝阻曰：“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着眼泪回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坚持以军法从事。这便是家喻户晓的“失街亭”“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失街亭的责任究竟该由谁负？是马谡的过失导致北伐关键战役的失败吗？由此争论遂起。

有的学者指出，马谡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他自幼喜欢学习兵法，谈起军事理论头头是道。虽然他没有统兵独当一面的经验，但遇到强敌，采用居高临下的军事布局，从街亭的地形与兵法原则两方面看，都是正确的。街亭失守有多方面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马谡的指挥失误。再说，马谡兵败后并没有畏罪投敌，还上书诸葛亮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意为善待其子），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他甘愿领罪的诚意，使“十万之众为之垂泣”。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犯了错误又承认错误的人，诸葛亮没有给他改过机会，便“戮谡以谢众”，实在没有必要。

更多的学者坚持传统的说法，认为马谡死罪难逃。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高人一筹，临阵独断独行，既不遵循诸葛亮的正确部署，又不采纳王平的苦苦劝谏，弃城不守，舍水上山，自以为是实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他的行为证明，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赵括式人物，他的轻敌自大导致丧师误国，罪应伏诛。据说马谡领命为前锋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失误便“乞斩全家”。军中无戏言，诸葛亮以军法从事，名正言顺。还有人指出，马谡罪在必诛，但不是因为一战之败，而在于他在战争关键时刻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又在危急时弃阵逃跑，按当时的军令，违抗节度与临阵退却都是死罪。马谡被斩，实为罪有应得。

●　诸葛亮

也有人认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诸葛亮本人难辞其咎。首先，刘备早已看出马谡志大才疏，临终前告诫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没有在意，仍付以前锋重任，致使街亭大败。晋史家习凿齿评说：“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亮受诫而不获奉承。……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诸葛亮自己也在《街亭自贬疏》中自责：“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他虽然也指责马谡“违命”，但他作为主帅，选将不当，授任无方，应负更大的责任。其次，马谡抢占制高点，在兵法并无错失。他同意王平分兵扎寨，形成掎角之势，也不失为应变之计。如果当时诸葛亮派后续部队及时参战，形成一种山上弩机齐发，箭下如雨，王平在强弩掩护下反击，后续部队对张郃实施反包围的局面，那么街亭之战会是另一种后果。诸葛亮让马谡成为远悬于外的孤军，自己屯兵祁山，滞留不前，加速了马谡的覆败。因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材，管、萧之亚匹”，但又指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显然对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持否定态度。即便如一些人所说陈寿对诸葛亮有成见，这一评价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谈。

然而，黎东方却提出了疑问：“马谡究竟是不是被斩？”其根据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同一本书中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据《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所载，当时蒋琬劝阻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而诸葛亮流泪答曰：“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坚持下令处死马谡，又上表自贬三等。《三国志·蜀志·王平传》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平）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率将士而还。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马谡失街亭后被斩杀，这是《资治通鉴》所采用的观点，也是最为流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来自《三国志·蜀志·马良传》：“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古汉语中“物故”一词，虽然可以泛指死亡，但是大多是指生病死亡，死于非命一般都不用“物故”。且从字里行间看，马谡似乎是关在牢里后死在牢里的，因此用物故一词，而物故与斩首的意思毕竟还有所不同。

●　诸葛亮

第三种说法来自《三国志·蜀志·向朗传》：“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裴松之在此处注曰：“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建兴六年正是马谡失街亭那年，因此，此处所指的“谡逃亡”，与失街亭有关无疑。显然，这一说与传统说法大不相同，历来谈三国史的人也都不曾注意这段话。

马谡失街亭后畏罪逃亡了吗？如果他逃了，那么诸葛亮如何斩他？如果马谡没有逃亡，那么向朗缘何被免职？对此，遍阅《三国志》不得其解。倒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另有说法：“长史向朗以不时臧否，免罢。”向朗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呢？常璩又语焉不详，还是任乃强在注中解释道：“盖朗与谡同县人，实惜谡才，知亮执法严，不得免，劝之使逃，故亮恨之。而谡匿未久，复出就刑，故亮免朗表文，但责其‘不时臧否’人物，讳谡逃亡事。蜀人或传诵其表，常氏据之，故与《陈志》不同耳。”照此说法，马谡先是接受向朗建议畏罪潜逃，后又自首就刑，而诸葛亮既不愿让天下人知道马谡的逃亡，又实在想惩罚教唆犯向朗，于是只好以“不时臧否”为罪名而免其职，马谡，还是被斩了。

马谡自然是在失街亭之后死了，但何以致死，看来并不如在传统京剧《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部曲中表现得那样顺理成章，也不像《资治通鉴》中描写得那样肯定。这个家喻户晓、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细心的研究者眼中，也成了一个尚待破解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