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不肯过江东之谜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笔力千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在诗中讴歌项羽宁可壮烈地死去而绝不忍辱偷生的英雄行为，用以鞭挞南宋统治集团偏安江左的逃跑行径，表达自己的爱国壮志。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像李清照一样在诗文中论说过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行为，但对于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的原因，却并不一致。

影响最大的是“羞见江东父老”说。此说源于《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记载说，项羽溃逃至乌江边时，“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虽穷途末路，仍不失英雄气概。多少年来，项羽就是以这样的壮士形象留在人们心目中。但张子侠觉得此说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如果说项羽是由于葬送了八千江东子弟而羞见江东父老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他有多次羞愧自杀的机会。如在垓下被围，“虞姬死而子弟散”的时候；迷路时受农夫欺骗，身陷大泽极其狼狈的时候；仅剩下二十八骑，“自度不能脱”的时候等等。但当时虽然窘迫万状，项羽却并没有动摇东山再起的决心。而从他逃跑的路线看，由陈下至垓下，又南逃至阴陵，至东城，最后至乌江边，也完全是退守江东的打算。怎么好不容易到了乌江边，又有人舣船待渡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羞愧之心呢？这太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想必是司马迁在作史时为完善情节而笔补造化，后人却传为信史了。

宋人刘子翚在《屏山全集》卷四中提出了“疑亭长有诈”说。他说：“盖是时汉购羽千金邑万户，亭长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又说：项羽“所以去垓下者，犹冀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羽知人心不与己，安知亭长不出田夫之计哉？此羽所以战死也”。此说虽无历史依据，纯系刘子翚的推测，但在历史上仍有一定的影响。而张子侠指出，刘子翚显然是忽略了《史记》中“留骓报德”这一细节。项羽与他的坐骑乌骓马结下深厚感情，但在最后的时刻却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如果他怀疑亭长有诈，还会把心爱的坐骑相赠吗？再说，项羽长期生活在水乡泽国，没有史料说他不会驾船，如果怕“为亭长所执”，完全可以杀人夺船，东渡乌江。据此，“疑亭长有诈”说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　项羽、范增和虞姬（《绘图西汉通俗演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新说是：“为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吴汝煜认为，项羽认识到长期的内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产生了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想法。因此当乌江亭长劝他东渡为王时，他毅然决然地自刎而死，用自己的生命消除人民的痛苦。吕仰湘对此作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论述，认为项羽一直希望早息战火，而一旦回到江东，南北不一，干戈难息，家乡还要备受战争骚扰，他争取早息战火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于是，他坦然地选择了死。这种观点也引来不同意见，项羽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是有史可证的。在灭秦过程中，他屠襄城、屠城阳、坑杀二十万降卒。楚汉战争爆发后，他也没有改掉滥杀的恶习，“所过多所残灭”。这样一个一心“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人，怎能为人民的利益而拒绝渡江呢？

此外，还有更独特的“敌生我死，成人之美”说。吕仰湘指出，项羽一直信奉“非他即我”的斗争哲学，当他胜利的时候，他要把敌人彻底消灭，而一旦失败，就对自己失去信心，甘愿把自己毁掉。乌江自刎，是一种既不委屈自己、又能成全别人的选择，这是项羽独特的个性和奇特的心理因素所致，也可以说是他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子侠提出的观点是，项羽不是不想渡江而王，也不是因羞见江东父老而不肯渡江。他冒死从垓下突围南逃，就是想到江东寻找一线生机。但是，当他到达乌江边时，发现对岸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会稽郡的越人佐汉反楚；上柱国陈婴叛楚自立；原来一心支持他的楚地人民，在长期的战争苦难中对项羽由失望、冷漠乃至愤怒，田父欺骗他的行动，就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因此，楚地的群众基础已不复存在，正如王安石《乌江亭》诗中所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项羽退守江东重整旗鼓的希望应该说已经彻底破灭了。而这时他身边仅剩二十八名残兵败将，后面又有数千汉军穷追不舍。在这种情况下，项羽若要保全名节，免遭生擒的羞辱，唯有自杀一条路了。

林林总总，不一而论。项羽到底是不愿过江东，还是不能过江东？谜底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