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的黄金编钟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陈列着一套纯金铸成的金编钟，这套编钟共十六枚，是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为庆贺皇帝八十大寿，向各省集敛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的。虽然此套金编钟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仍然音质优美，金光灿灿，完好如初。不知道其经历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它曾经历过的磨难。

编钟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种类之一，由于时代不同，编钟的大小、形制、枚数各异。秦汉以后，一套编钟十六枚的定制延续下来，直到清代。

金编钟是清代宫廷举行各种大典时演奏中和韶乐（属于古代雅乐，即在庙堂、殿陛上使用的正规音乐）的主要乐器，与石、竹、丝、匏、土、革、木等材料制成的乐器共同合成“八音”。每逢皇帝举行大典礼——元旦、冬至、皇帝生日、登基、大婚及节日宴会时，在太和殿前廊下都会设中和韶乐。此外，皇帝祭天、祈雨、祈祷丰年时也都要演奏中和韶乐，金编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清代宫廷用黄金铸造的编钟共有两套，一套铸造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另一套即本文述及的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的黄金编钟。乾隆所铸的这套金编钟，共用了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黄金，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华丽、奢侈，表面装饰繁缛。蛟龙纽、龙戏珠、祥云纹、缠枝纹等交相辉映，气派非凡。金编钟铸就后一直存放在宫中，直到动乱不定的民国初年。

●　乾隆黄金编钟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国政府未立即将清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允许他与家族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且由民国政府每年拨四百万两经费作为生活费。但是皇室成员过惯了铺张的生活，挥霍成性，民国政府提供的银两不够花费，为维持奢侈生活，溥仪命人偷运宫中珍宝给银行作抵押，以此换钱。金编钟就是在1924年，由溥仪岳父荣源出面，作价四十万银圆，押给北京盐业银行作抵押借款。清宫内务府还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了关于金宝、金册、金编钟等押款的合同。是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无暇顾及他事，未按时赎回的金编钟遂成为北京盐业银行的财产。时隔不久，金编钟流出宫的事情被民国政府和外界察觉，出于各自目的，他们开始追寻金编钟的下落。盐业银行负责人一面矢口否认抵押金编钟一事，一面将秘密藏在东交民巷外库的金编钟运到天津盐业银行，藏于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屋里，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会会长陈亦侯负责保管。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北，打探到金编钟的下落，日本特务很快盯上了陈亦侯，并派驻天津副领事前去找他，要他交出金编钟。陈亦侯有强烈的爱国心，又知道金编钟的历史价值，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只好推说不知此事，极力搪塞。后来副领事步步紧逼，甚至以死威胁。陈亦侯知道已无力保护金编钟，派人到香港请示总经理吴鼎昌如何处理，意外的是所得指示只有两个字“毁掉”。这就是说要把金编钟回炉熔化！

●　黄金编钟之黄钟

陈亦侯深知国宝的意义与价值，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贸然从命。但接下来怎么办呢？别无选择，他找到挚友胡仲文，希望能帮助保藏金编钟。胡仲文是位民族资本家，与陈亦侯一样，非常爱国。国难当头，理所当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陈、胡即刻请两位可靠的工友协助，于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用车将钟转移到胡仲文所在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一个小仓库中。第二天，胡先生派人买了几吨煤，堆放在小仓库的入口处，以掩人耳目。

陈亦侯的心虽然踏实了，可日子并不好过。日本特务多次威逼他限期交出金编钟。后来，日本特务失去了耐心，派大批军警到盐业银行搜查。所幸陈、胡早动手了几天，国宝得以安然保全。

此后，陈亦侯、胡仲文与两位工友守口如瓶，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动，严守藏钟秘密。而当时的人们大都相信金编钟已化为金条，稀世至宝永远消失了。

1949年天津解放后，胡仲文向人民政府讲述了金编钟的故事，并代表盐业银行将金编钟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国家。1953年，金编钟被送回故宫，终于又和世人见面。

20世纪80年代，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瑰宝》，描写金编钟失而复得的故事。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瑰宝》中说的金编钟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展览的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