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上的诗究竟刻于何时

所谓石鼓，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打击乐器，而是极具书法、史料价值的古代石刻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刻于秦朝，共十个，花岗岩石质，呈鼓形，四周圆而见方，中间微侈，上狭下大。每个石鼓直径约1米，鼓腹上刻四言诗一首。石鼓上的诗是什么时候刻的？所表述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自唐代起，学界就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休。

对于缘何会产生众多歧义，一般学者认为，基于四点原因：其一，石鼓上的诗文既无署名，又没有官职、年号等可资参照的资料；其二，虽然中国文物浩如烟海，但所存相同之物却仅此而已，缺乏旁证，当然也就无从详考；其三，以往人们对石鼓的考证都是从其某一特定方面加以推敲，而不是全面分析，这必然导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结果。

唐宋时期的学者大多认为，石鼓上的诗是周代《诗经·周颂》的逸篇。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石鼓文在县（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但是，武亿则认为是在汉代，其《金石跋》依据石鼓文中提到天子驾六马，而汉天子有六马，由此断定石鼓文作于汉代。而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瓘书》则指出，石鼓文作于北魏。同时，金人马定国坚持“北周说”，《金史·马定国传》载：“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之，云是字文周时所造。作辩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以上诸家所认定的年代，上起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6世纪，关于石鼓上所作之诗的时间，跨度竟长达一千七百余年！

现代学者基本认同石鼓文作于秦朝，但对于作文的具体时间分歧较大。

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断言，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前770）立西畤原时所作。郭先生通过考证了石鼓文中相关字的地理位置，并结合石鼓出土的地点，得出上述结论。

但是，唐兰并不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他认为石鼓文上的诗作于秦献公时。他在《石鼓年代考》一文中提出了八点理由：一、从石刻的发展来说，石鼓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从文学史的发展来说，石鼓文的创新风格应该在战国时期。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与《诅楚文》相近。四、从字型的发展说，石鼓文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文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秦始皇刻石，也只能是战国时代。六、从石鼓的发现地点来说，三畤原只是吴阳武畤和上下畤，与远在西县的西畤和鄜畤无关，所以襄公、文公等说都是不可靠的。七、从十篇的次序和内容分析说，游猎的盛况也不会是秦襄公文公时代。八、从地望说，也只能是献公之事。可以说唐兰考证的全面、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无论结果正确与否，其考证方法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首先赞同了唐兰提出的原则和理论观点，同时还指出，石鼓上的诗与《诗经》的风格相类似。于是推测其文大约作于春秋中晚期。

关于石鼓的具体年代还在学界讨论着，究竟孰是孰非，或者还会不会有“新说”问世，尚难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