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鄂妃缘何华年早逝

顺治帝的爱妃董鄂氏聪颖俏丽，知书识礼，深得顺治的宠爱，入宫仅四个月，就由贤妃晋升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七日，董鄂妃生皇四子，第二天，顺治帝就宣布此乃“朕第一子”，明显表露出要以此子为皇储的意思。顺治十五年初，皇四子夭亡。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就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余岁。

以往，人们多认为董鄂妃的受宠引起了以孝庄皇太后为首的姻党的敌意，尤其是她将成为未来的皇太后，对满蒙贵族联姻固宠的政治格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孝庄皇太后无法容忍，乘董鄂妃产后需要调养之际，假称“圣体违和”，使董鄂妃不得不在寒冬腊月从京城赶到京郊南苑，“朝夕奉侍废寝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才在花样的年华早早告别了人世。

董鄂妃之死，真是由于孝庄皇太后的蓄意构害吗？学者们细加考证，认为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董鄂妃生子的同一年冬天，孝庄皇太后确实曾经得一场大病。《清世祖实录》记载：十月初七，董鄂妃生皇四子。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顺治帝在南苑较射、阅武、狩猎。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举行颁布皇第一子诞生诏书的隆重庆典。十一月初四，顺治再赴南苑。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布“皇太后圣体违和”。十五年正月初五，已在南苑停留两个月的顺治，返回京城。上述情况表明孝庄皇太后得病是在十一月初四或稍后几天，即董鄂妃生子即将满月，或已经满月之后。此后直到第二年正月，不仅顺治本人亲自在南苑护理，嫔妃们朝夕奉侍，不少亲信重臣如鳌拜等也纷纷赶到南苑，“近侍卫护，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十二月底，顺治奖赏侍奉皇太后有功的侍卫、祝师、医官、司膳、司茶等八十二人。十五年正月初三日，顺治以皇太后圣体康豫，颁诏大赦天下。可见，这一期间孝庄皇太后确实曾患重病，致使皇帝、嫔妃以及大臣们无不紧张异常。这场病几乎牵动了整个朝廷，完全出于伪装似乎是不可能的。

从孝庄皇太后的为人考察，这位深谋远虑的女政治家精明、果断，无病装病或小病大养以至于惊扰朝廷的拙劣手法不符合她的一贯作风。且装病之举劳神费力，很难做到不露破绽、掩人耳目，以孝庄皇太后的身份地位，应该不屑于这么做。

孝庄皇太后患病期间，董鄂妃确实“朝夕奉侍废寝食”，她这样做，是因为皇太后的旨意被迫而为的吗？恐怕也不是。

顺治帝在十七年八月所撰《董后行状》中指出：“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其侍朕如父，事今后（孝惠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妹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顺治帝上述的回忆表明，董鄂妃尽管地位尊贵，却活得很累。她察觉到自己的宠冠后宫不仅招致各方嫉恨，还使顺治与皇太后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她采取小心谨慎的处事态度，恭顺温婉，不论皇太后、皇后、妃子患病，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全力侍奉，以期换取别人的理解，减少对自己的敌意。因此，孝庄皇太后病倒南苑，董鄂妃前往侍疾，是她一贯作风使然。顺治帝显然也不会反对她的做法，因为对他们两人来说，取悦皇太后，争取皇太后的承认和庇护是至关重要的事。

还有一旁证可以说明孝庄皇太后未曾有过让后妃前来侍疾问安的旨意。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孝惠皇后当时并没有前去侍疾，顺治帝曾在《董后行状》中指出：“皇太后圣体违和……，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在太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的同一天，还降谕礼部，斥责皇后的这一表现。在此之前，顺治帝曾两次欲废后，以董鄂妃取而代之，如果孝庄皇太后曾有后妃探视之旨，那么孝惠皇后对皇太后不闻不问的做法，就是公然抗上，性质严重，顺治不会不抓住这一有力把柄对她进行责罚。但是，顺治帝没有能够这样做，不正说明他没有孝惠皇后抗旨的证据吗？也就是说，孝庄皇太后未曾有过让后妃侍疾问安的旨意。

上述分析表明，董鄂妃之死与其产后侍疾并无直接联系，她的产后侍疾虽然出于无奈，但也不是孝庄皇太后逼迫的。董鄂妃早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根据《董后行状》可知，她在皇四子出生前就已有疾病在身，生孩子进一步伤了元气，侍疾南苑当然影响了身体的恢复，皇太后病愈不久，爱子又突然夭折，遭此沉重打击，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再加上她入宫数载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事必躬亲，无所不周，可谓身心两疲，这无疑加速了她的死亡。董鄂妃的华年早逝与宫闱之争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与孝庄皇太后蓄意谋害毕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