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有无夺弟媳

清世祖（顺治帝）的后妃中，有三位董鄂氏，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追封为孝献皇后的董鄂妃。据说，这位董鄂妃原是顺治帝之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也就是顺治帝的弟媳。她以亲王命妇的身份入侍后妃，屡入宫禁，与顺治帝彼此萌情。顺治帝不惜逼死胞弟，迎董鄂氏入宫。多年以来，这种说法绵延不绝，许多史实的巧合也增加了此说的可信度。然而，董鄂妃究竟是不是顺治帝的弟媳呢？学者杨珍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剖析。

由于官修史书对董鄂妃的来历避而不谈，魏特《汤若望传》的记载可视为重要线索：“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传》并没有将董鄂妃与襄亲王联系在一起，然而《清世祖实录》却记载了以下史实：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初三，年仅十六的襄亲王薨。八月二十五，拟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贤妃。九月二十九，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十二月初六，册内大臣鄂硕女为皇贵妃，颁诏天下。《实录》还记载，在拟立董鄂氏的当天和拟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前四天，清廷都曾遣官致祭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这似乎反映出在册立董鄂妃和致祭襄亲王两事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人们在缺少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认为，董鄂妃原本是襄亲王之妻，也就是《汤若望传》中所说的“满籍军人的夫人”。

但事实上，上述推论是站不住脚的。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襄亲王的嫡福晋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同时，襄亲王也没有侧福晋。其次，襄亲王死时虚年十六岁，实际年龄仅十四岁又七个月。清代史料中，均无他曾率军出征的记载。而清廷也无须让一位年幼的皇子去冒生死之险。因此，他不可能是一位“满籍军人”，频繁出入于清廷的汤若望，也不可能将这位地位显赫的皇子的身份弄错，含糊地称为“满籍军人”。

《清史稿·后妃传》载：“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此事发生在董鄂氏入宫前一年多，因此，人们认为董鄂妃是通过命妇入侍后妃的机会得以与顺治接触，并双双坠入爱河，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命妇入侍的定制，就是要割断顺治帝和董鄂妃的恋情。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上引史料却说明，王、贝勒、贝子、公的福晋或夫人并不是命妇，她们不但不必入侍后妃，本人也享有“命妇更番入侍”的特权。在清朝，福晋、夫人与命妇属于不同的等级，如在宫廷筵宴时，福晋、夫人等得以紧随于妃嫔之后，列席于帝后宝座之左右，而一、二品大臣命妇只能在殿外丹陛左右。在服饰上，亲王福晋朝冠上能饰东珠十，侧福晋可饰东珠九，而一品命妇仅可饰东珠一，二品以下就与之无缘了。可见，命妇与福晋、夫人身份迥异，地位悬殊。如果董鄂妃是襄亲王福晋，她就不可能作为命妇入侍。而她既然凭借命妇入侍的定制才能出入宫禁，那就只能是一个一品或一品以下的官员（即“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

●　清世祖福临

人们还从襄亲王死后享有特殊祭典来推论他的死与董鄂妃入宫有神秘联系，但其实襄亲王所处的政治地位确实不同寻常。他的生母懿靖大贵妃原是蒙古察哈尔部（插汉部）林丹汗之妻，“插汉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在蒙古草原地位极高，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后，为团结蒙古各部，尤其是为了怀柔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察哈尔部，特娶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为妻。在五宫后妃中，分居第三、四位，在孝庄皇太后之上。襄亲王十五岁便得封亲王，又娶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为嫡福晋，这是清朝巩固满蒙联盟重要国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安抚察哈尔部贵族的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襄亲王死后享有特殊祭典，应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

顺治十五年正月，董鄂妃的儿子，被顺治称为“朕第一子”的荣亲王死去，顺治曾对诸内大臣说：“兹者皇子薨逝，尔等将无谓朕因此感伤。……向襄亲王薨时，尚反复忖度，恐皇太后悼伤，勉强抑忍。且生死从来定数，焉能有违。朕念切国家，仰副我皇太后之心，安敢过为伤念。”顺治帝谈到襄亲王之死时，态度坦然，没有任何内疚和不安，如果襄亲王果真由于董鄂妃而死，年轻的天子自然会极力避免谈及，岂能自戳伤疤，毫无顾忌？这只能说明襄亲王之死，确与顺治帝无关。

但是，襄亲王如此早逝，难免令人生疑，只是，不能因此就定顺治帝的罪。据统计，顺治三年到十八年的十六年中，清朝的亲王和郡王，有二十位先后去世，其中不满三十岁的达九人之多，最小的刚刚满十岁。众多皇族子弟过早殇逝的异常现象，与当时痘疹流行密切相关，就连顺治本人，虽然常去南苑避痘，也未能幸免，不满二十三岁就死于此疹。襄亲王的早逝，极有可能也与此有关，而并非出于手足相残的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