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谋反之谜

范晔字蔚宗，南朝刘宋人。他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以才学闻名。他原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颇得信任，但当刘义康之母彭城太妃去世时，范晔与一帮朋友喝醉了酒，“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将他贬为宣城太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撰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以才华横溢的史学家而留名青史。

范晔的口碑很不好，《宋书·范晔传》记其性好财货，自己衣裳器用并皆珍丽，母亲却衣食简陋，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他平时不检内行，一向有闺庭议论，甚至被人称为专在女人面前取媚的“雄狐”。更重要的是，他最终是以谋反之罪名被杀，这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范晔的品行为历代封建士人所不齿。

但是，清人王鸣盛在他的名著《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中，撰写了“范蔚宗以谋反诛”条，对《宋书》《南史》中所载范晔谋反事表示异议。王鸣盛的主要观点是：一、范晔生于晋而长于宋，“故国之思既已绝无，新朝之恩则又甚渥”，没有理由谋反。二、范晔与宋文帝君臣相处甚欢，曾蒙深加委任。范晔携妓妾赴母丧被时议所劾，宋文帝因爱其才而不加罪。范晔获如此“嘉遇”“殊恩”，怎会丧心病狂地操戈相向呢？三、范晔虽曾为谋反的事主刘义康所用，但又以“饮食细过为所黜”，心中怨刘义康必甚，怎么可能再行效忠以至于为之身殉呢？四、范晔参与谋反是受孔熙先的诱引，而孔熙先劝诱他的理由是：宋王室不与范晔联姻实是看不起他。但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当日江左门户高于范晔的很多，并没有个个都与帝室联姻，范晔岂可以此为怨？五、范晔撰史，“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乱之行径必不可为也。

王鸣盛的论说一出，即引起不少人的呼应。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就赞同说：“其事甚明，奇冤始雪。”陈澧《东塾集》、傅维森《缺斋遗稿》中也都有类似意见。从此，范晔的声誉才日渐改善。当然，仍有不少人坚持传统的看法，如刘节就直言“此人极坏”。近年，汪涌豪对王鸣盛之说提出商榷意见。

汪先生认为：一、范氏是士族大姓，三代显宦。宋文帝虽然对他频加荣爵，却只是重其才艺，并不以其为可托社稷的国器重臣。而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承认，他一向“耻做文士”，“无意于文名”，如此，宋文帝对他的态度必使他大感折辱，以此为怨，正如徐湛之上表告他的：“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所以，所谓君臣相得仅是表面现象，不可以此为蔚宗不反的理由。

二、范氏父子两代与刘义康的关系深厚，当年刘义康作为荆州刺史入京与司徒王弘共掌朝政，就是范晔之父范泰力荐的。范晔作为刘义康的参军，也颇得礼遇。听挽歌遭贬一事一度伤了感情，但经人调解，两人已取得谅解，即所谓“往日嫌怨，一时豁然”。因此当刘义康与文帝有隙而图谋起事，范晔受共同利益驱使，与之走到一起也是可能的。

三、孔熙先诱引之事，也应具体分析。范晔持身不谨，朝野共知，以至于虽门胄清华，仍被排斥不能与王室联姻。这与其他高门因人数众多而不能都与帝室联姻的情况完全不同。范晔自己必定清楚这一点，这显然又加深了他对文帝的不满。

四、范晔的识见确有不同于流俗之处。如对儒生处士不一概肯定，对儒家经典决不盲从，对自己的名节不甚重视，在佛教盛行的时候倡言“天下决无佛鬼”等。同样，他对朝代更迭持有清通的认识，认为“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一个腐败的政权为新兴力量替代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桓、灵间天下汹汹，车骑将军皇甫嵩功业、声望都足以“移天业”，却仍鞠躬于昏主之下是十分可惜的事。显然，有如此历史观的人很可能会将篡逆之事视为自然而然，这不仅会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同样也会反映在他的为人处世中。

五、范晔是在晋王朝行将崩灭的时候脱晋投宋的，他既然能够背晋事宋，在二主之间游动，又为什么不能背文帝而事义康，在一姓之中去取舍？放眼整个魏晋南北朝，篡逆废立之事屡见不鲜，刘裕的天下就是从晋王室那儿夺来的，文帝本人也是在权臣废少帝后被拥立的。因此，衡之以范晔早年的经历及当时的社会风气，他的参与谋反应该说是其来有自的。

总之，在皇权可以随时移位的时候，范晔既有才用未尽之憾，观念上又不避狂狷，颇尚“进利”，遇上一个看重其才又与之有些交情的主子，产生了做创始之臣的野心，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因此在临刑之际，范晔基本上是从容和安详的，或许他本人也不觉得是被“冤枉”了，后人又何必为其鸣冤叫屈呢？

范晔头顶谋反之名千余载，好不容易在王鸣盛的努力下得以“平反”，而又在汪先生言之有理的新论反驳下“清誉可危”。范晔究竟反不反？他是蒙冤而死还是罪有应得？这恐怕还不是一个易解之谜呢。

●　范晔　篆刻　郑英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