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玺”之谜
“玺”字,总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它是天子印信的专称。而事实上,在秦以前,民皆可以用玺,蔡邕《独断》曰:“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卫宏《汉旧仪》也说:“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但秦之后,只有皇帝印才称玺,又独以玉,于是臣民就再也不敢用玉玺了。
天子共有六玺,章文不同,用途也不同:皇帝行玺,拜诸侯王及三公时用;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公书用之;皇帝信玺,征发天下兵用之;天子行玺,诏大臣用之;天子之玺,策拜外国事用之;天子信玺,祭祀天地鬼神用之。此六玺是皇帝权力的象征,诏令文书只有盖上皇帝“玺封”才能生效。但是,六玺之外,还有一方“传国玺”,相传是用著名的“和氏之璧”雕成,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文,玉工孙寿镂刻。玺方四寸,上镌五龙交纽,下刻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此玺被视为社稷的象征,是“镇国之器”,得此玺即为天命所归,失之者则意味着气数已尽。因此,拥有传国玺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事。
秦二世而亡,传国玺由秦子婴献给沛公刘邦,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号曰“汉传国玺”。西汉末,王莽篡位,逼迫孝元太后交出玉玺。太后怒不可遏,以玺掷地,摔去一角,王莽即命人以黄金镶嵌,但已无法做到天衣无缝,传国玺自此残缺。东汉末,十常侍作乱,袁绍杀入京师。宦官张让挟持少帝刘辩出逃,慌乱中未及携带传国玺,后为孙坚得之。袁术密谋僭位的时候,拘孙坚夫人而夺玺,遂称帝。三国鼎立时,玺归魏所有,以后先后归于西晋、前赵、后赵、冉魏。东晋南渡后四十年没有传国玺在手,被北人讥为“白板天子”,一朝获得,百僚毕贺。后又经宋、齐、梁、陈(一说梁侯景之乱后传入北齐、北周),由隋至唐。五代时,传国玺失踪,以至于赵匡胤黄袍加身时仅获得后周的两方国玺,传国玺流落何处,遂成千古之谜。
其实,有关传国玺,还有诸多具体的谜,张东光对此作了一番概括。
●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篆刻 郑英旻
其一,玺料。传国玺究竟是什么玉制成的?《晋书·舆服志》、唐徐令信《玉玺谱》等皆记曰,传国玺是秦始皇采蓝田玉为之。但宋郑文宝《传国玺谱》、王应麟《玉海》以及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等又说是和氏之璧所制。和氏之璧原本是无价之宝,又有蔺相如完璧归赵等美谈,自然更增添了传国玺的价值与神秘。史书记载传国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但到底是蓝田玉还是和氏璧?已茫无佐证。
其二,玺文。传国玺面刻的八字,历来众说纷纭。应劭《汉官仪》说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韦昭《吴书》记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书·舆服志》说是“受命之天,皇帝寿昌”;《晋阳秋》则认为是“昊天之命,皇帝寿昌”。至于后世对玺文的考证就更多了,林林总总,皆不能令人满意。于是,玺文究竟是什么,又难以确证。
其三,玺缺。王莽逼迫孝元太后交玺,太后怒而掷地。韦昭《吴书》说孙坚获得的玺“龙上一角缺”,即为元后掷地所致。徐令信《玉玺谱》也说元后掷地使螭兽角缺一,后世多沿此说。但《汉书·元后传》《资治通鉴》等都只说元后掷地而不言缺角,因而也没有王莽补镶之事。传国玺究竟是不是“金镶玉玺”,又成为无从求证的事。
其四,玺传。传国玺的流传,有多种说法,头绪极其杂乱。一、传国玺在东汉末之前的流传是比较可靠的,此后,孙坚军进驻洛阳,其部下见甄宫井中有五色气,遂浚井得玺。此说已显离奇,因此南宋时李心传就已认为曹魏时所得的传国玺不是真玺。二、后赵石氏曾先后有两玺,一玺后献给东晋,另一玺献给前燕。两玺中有无真正的传国玺?若有,哪一玺为真?三、东晋先后有三玺,一得自冉闵,一得自西燕,一得自后秦。此三玺刻自何时,如何缘起,其中有无传国玺等,这都是未解之谜。四、北朝有三玺,其中二枚是在北魏太武帝时邺城佛像中所得,另一枚是北齐文宣帝时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所获。三玺虽都号称传国玺,孰真孰假?或全是冒牌货?不得而知。五、综上所述,南北朝时至少有五玺号称传国玺,这些玺都归于隋。隋用于传国的有两玺,一得自北齐,一得自陈。隋亡,两玺均失。后或云由窦建德之妻献于唐,或说为隋炀帝萧后献于唐,究竟是谁人所献?哪一枚是真的?仍然无从知晓。
其五,传国玺的再现。传国玺据说是在五代时被后唐废帝焚于火,但其后经常有再现的消息。北宋哲宗时咸阳农民掘地得玺,献于朝廷,被确认为秦之传国玺,群臣上寿称贺,还为之改元为“元符”。到徽宗时又因此玺螭角不缺,疑为赝品,弃而不用。元至元时,名将木华黎的后人家贫无所依,卖玺谋生。经考证,断定此玺为传国玺云云。但经沈德符《秦玺始末》、赵翼《陔余丛考》论证,该玺非秦玺,似也成定案。此外,在金、明、清各朝都有秦玺再现的传说,以至于清末帝溥仪被逐出宫门时,还有人在追索这方“传国之宝”。传国玺曾被作为断定政权正闰的标准,在君主制度下,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这一作用早已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得无关紧要。但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枚传国玺,由它所引起的种种纠葛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弄清其来龙去脉,还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