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成书于何处

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501—531），字德施，出生十几个月就被立为皇太子。史书记载，他生而聪睿，长而仁孝，又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为人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从政后，以民事为忧，以仁德著称，因而深得百姓爱戴。三十一岁时因病而亡，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在文化史上名传千古，是因为他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萧统不仅博通众学，而且礼贤下士。他招纳当时著名学者，费时数年，编集了上自周秦、下至齐梁一千余年间的典籍文章，精选出一百三十位知名学者和少数佚名学者的作品七百余篇。这些文章大多“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既有独到见解，又有动人文采，是古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也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学精华。因而这部让他心力交瘁的《文选》，深得后人重视。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教导儿子“熟精《文选》理”，把它当作文学的教本。赵宋时有人说“《文选》烂（读得熟），秀才半”，把它当作猎取功名的必要工具。唐、宋以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部书，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叫“选学”。

《昭明文选》的文学价值世所公认，而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萧统究竟在什么地方编成《昭明文选》？

一部分学者持“襄阳文选楼”说。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京西南路襄阳府古迹”条记：“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建文选楼，邀刘孝威……等十余人，号曰高斋学士，在此辑《文选》。”襄阳府治即今湖北襄阳。《舆地纪胜》是南宋地理名著，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叙述行政区划的沿革，还记载风俗、景物、古迹、碑记等，史料价值颇高。但是，据近人考证，襄阳的文选楼，是南朝徐陵邀当时名士编纂《玉台新咏》的地方。《玉台新咏》是《诗经》《楚辞》之后的古诗总集，收录汉魏以来八百七十篇情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即因其收录而保存。这部诗集在文学史上亦颇有参考价值。说襄阳文选楼是因此书的编集而扬名后世，也顺理成章。这样，《文选》成书于襄阳一说，只能存疑了。

较具传奇色彩并为旅游业普遍采用的，是镇江南郊增华阁说。据镇江地方文献记载，萧统在二十岁时已游学南朝各地，最后选择了招隐山（今镇江南郊）为定居处，并筑就读书台。他爱左思《招隐诗》中“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之句，与山水为伴，而把宫女、御乐悉数迁回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还将东宫的三万卷藏书移至读书台，以八名太监随侍，长年攻读于此。不久，又在读书台右侧高台建造“增华阁”，招纳文人学士，终日讨论商榷，集思广益，终于编成《昭明文选》。后世文人对萧统等人的努力深怀敬意，在增华阁悬长联曰：“好学慕青宫，登阁攻书，当怜心苦分明，想见前贤此行坐；忧时搔白发，凭栏觅句，顿觉日穷苍茫，感怀故国岁沧桑。”但是“镇江说”也并非没有疑问，有人指出，移东宫藏书三万卷至镇江，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但《文选》的序言中没有提及，史官也没有只字记载，《文选》的各种注本及后来的研究专著，也都没有论述，难道都是偶然的不约而同吗？此疑可谓不无道理。

文史工作者较多倾向的是“东宫说”，即《文选》是萧统居京都建康东宫时，招集文人编成。首先，东宫有足够的藏书，足供萧统阅读切磋，实无必要离开京都，做“移书三万卷”这种劳扰民众的事情。其次，萧统所处的时代，具有提倡儒学、广建佛学、百家争鸣的文学研究气氛。萧统在《文选》中贯注的“文质并重”，文章应“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文学主张，与当时浮诡、讹滥的文风，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这种文学上的辩论和斗争，只有在京都这一文化中心，才有意义并具较大的影响。第三，《梁书·昭明太子传》与《南史·梁武帝诸子传》都记载说：“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可见，他并没有长期离开过京都，本传所说的萧统“出宫二十余年”句，只是说他于天监五年（506）六月六岁时离开大内，出居东宫而已，并不是说他离开京都长达二十余年，在招隐山编《文选》。

《昭明文选》在何处编就，虽无关大局，但终究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