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靬城的降人是罗马战俘吗

公元前2世纪，欧洲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巅峰时期，依仗其强大的军队和国力，不断发兵对外征战，掠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世界地位，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公元前60年，罗马帝国由著名的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共同执政，他们经过协调，瓜分了权力，开始了新一轮对外用兵。其中克拉苏的目标是帕提亚，即中国古书上的安息，今日的伊朗一带。

公元前54年冬，克拉苏大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各个要塞，一路追击步步后撤的帕提亚军队，次年5月，已杀到了帕提亚纵深处的卡莱，名垂青史。被斯大林称为“战争史上的经典”的卡莱大血战就在这里打响了。帕提亚骑兵将罗马军诱入荒无人烟的叙利亚草原深处，然后突然掉转马头，万箭齐发，随即勇猛地向罗马军冲去。训练有素的罗马军迅速后退，但已为时太晚，早已埋伏好的另一支帕提亚军队如从天而降，使罗马军顿时陷入绝境。第一军团军团长、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临危受命，组成了以第一军团为主的混合军团六千余人，准备杀出一条血路保护克拉苏突出重围。结果突围部队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但克拉苏依然当了俘虏，后来被帕提亚国王用熔化的金汁灌入喉咙烧死。

三十三年后的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言和，要求遣返卡莱战役中被俘的罗马军人。一批又一批，所有的战俘都回来了，但是其中没有普布利乌斯，也没有一个当年杀出重围的将士。这支最后的罗马军团就这样消失在茫茫的叙利亚草原上，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

奇妙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西部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县名——骊靬。骊靬和大秦一样，是古代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唐代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说：“犛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犛声相近。”在汉代的版图上，有三个城市是借用外国的国名命名的，即库车、温宿和骊靬。库车和温宿都是因为那两个国家的移民而得名，以此推断，骊靬的出现，也应与罗马人在当地的出现并集居有关。对此，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学者惠栋为《后汉书》作注时，在骊靬县后面就直截了当地加了一条注语：“本以骊靬降人置。”“骊靬降人”，也就是“罗马降人”，在公元前20年的中国，哪来罗马“降人”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线索：公元前54年，历经兼并战争之后，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降汉朝，史称南单于。其兄郅支单于因屡次杀汉朝使者，不敢与汉交锋，转向西面的中亚方向退去。当他们来到康居国边境时，只剩三千余人。康居国王就借了一支外来军队给郅支单于，并把他安置在东面边境，目的是借助郅支单于的力量与相邻的乌孙国抗衡。已是残兵败将的郅支单于得到这支军队后，突然又强悍起来，他们在西域的不断扩张，严重威胁了汉朝西域各属国的安全。于是，公元前36年，汉王朝集结在西部屯田的官兵以及西域十五个属国的兵马，分兵两路，攻打郅支单于。班固《汉书》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郅支城“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这当中有几个奇特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一是“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匈奴是游牧民族，军队几乎没有步兵，也没有步兵战术，更没有“夹门鱼鳞阵”这样复杂而高级的步兵作战样式。但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阵式”，恰恰是古罗马军队特有的作战方式。其二是土城外“筑重城”。这种守卫城池的方式，也正是罗马城邦兴起后特有的城防办法。其三是郅支城本身。匈奴一向以野战骑战为长，素以守城为累。当他们从康居借了一支军队后，居然就像模像样地筑起了郅支城，而筑城对于城邦国家的罗马人来说，是再顺当不过的事情。此外，郅支城之战匈奴军队中还出现一些异样现象，显示出这支军队中有不少完全不同于匈奴的军人，而这些人带有典型的罗马军人风格。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并没有人将中国出现骊靬城以及出现那支奇异军队的情况与罗马军团的失踪联系起来，直到1947年，英国汉学家德效骞在论文《中国古代之骊靬城》中，首先提出了郦靬设县与罗马军团之间关系，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曾准备着手研究，结果不了了之。1988年，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利斯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来到中国，争取到在兰州大学讲学的机会，与西北民族学院的关意权、兰州大学陈正义和苏联学者瓦西尼金等人合作，亲往位于永昌县的郦靬遗址作实地考察，正式提出了永昌境内的郦靬遗址是罗马军团溃军安置地的观点，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此后，学者们又不断提出新的论据：

永昌境内有许多人带有欧洲人的神韵，金发红肤，深凹的眼圈，高高的颧骨，与汉族人迥然有别。

在永昌县的者来寨有一段土墙，与附近汉代番和城的城墙极其相似，都是板筑土夯，每层夯土层厚15厘米，可见同是汉朝建筑。附近农民曾发现一根丈余长奇特的粗大圆木，四周嵌有尺余长的木杆，这可能是筑“重木城”时留下的东西。

永昌民间至今流传被称作“疯牛扎杆杆”“抵牛”的斗牛习俗，这可能是古罗马斗牛遗风。

以德效骞和哈利斯为代表的观点掀起了一轮“郦靬与罗马战俘热”。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

一、史书中记载的西汉“郦靬”与罗马国无关，“郦靬”一词最早是由张骞传入中国的，但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黎靬”指的是由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控制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班固《汉书》记载这一地名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大秦国。中国人最早知道大秦的是班超，而最早将大秦与郦靬联系起来的是三国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此时罗马已征服了塞琉古和托勒密，大秦和黎靬趋于一致。因此，《史记》《汉书》中的黎靬、郦靬是一回事，而《魏略》乃至以后的《后汉书》《后汉纪》所说的郦靬是另一回事，前者与罗马是联系不起来的。

二、“重木城”非罗马城防工事所独有的，内外城结构中国早已有之，当时的外城叫“郭”，内城叫“城”。而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倒是罗马人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

三、“鱼鳞阵”也非罗马独有，中国用这种队形比罗马还早，《左传》里就有“鱼丽之阵”的记载，后来霍去病也用过此阵。实际上罗马人惯用的是“乌龟阵”（Testudo），是进攻和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的一种队形，这与《汉书》描绘的依次排列守城门的情况完全不同。

四、永昌县的那个废城墟，据考古学家判断，城围很小，门也很小，不像汉城，因为河西汉城的规模都比较大。从夯土中找到不少明清的黑瓷片，因此可以断定此城不会早于明清。至于找到极少的几片汉代灰陶碎片，这可以视作是别处转移而来的，因为附近有汉墓。还有一些所谓的罗马军锅、水壶，则是讹传，这些物品是河西居民常用的器具，与罗马军队无关。

五、当地人黄发、高鼻、深眼窝等特征，并不是罗马后裔所特有的，古代河西少数民族很多，杂婚混血现象是很普通的。再说，永昌县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罗马人出于贸易的需要，早在两汉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达到中国的洛阳，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不足为奇。

总之，一部分意见认为，最后的罗马军团在西方的历史中消失了，又在东方的文明中获得了再生。而另一部分意见却认为，“郦靬与罗马战俘说”缺乏事实和史料依据，不足为信！现世有人类学家提出，可以用高科技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DNA技术不仅可以对当地考古发掘的二千年来的人骨作出比较分析，对当地居民进行血样的分析，还可以测定当地人有没有欧罗巴人的血缘关系，测定他们是欧罗巴人的哪一支！如此，中国罗马城之谜破解的日子或许已经不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