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为什么不救援天京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文武双全的领袖之一，他英姿勃发，却性格平和，善讲道理，深受群众欢迎，享有较高威望。他与韦昌辉共同协助杨秀清管理天国的军政大事，还掌握全军的刑法和后勤工作，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才能。咸丰六年（1856）9月，天京城里“祸起萧墙”，韦昌辉在洪秀全的支持下，杀死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二万多人。正在湖北前线征战的石达开昼夜兼程，赶回天京，想进行排解，反遭韦昌辉的嫉忌，欲加杀害。危急之中，石达开缒城逃走，但妻子儿女却死于韦昌辉的屠刀下。韦昌辉的倒行逆施引起天京军民的极大义愤，洪秀全出于种种考虑，将韦昌辉处死，并将其首级传至石达开军中，石达开才允回天京。

天京内讧之后，广西首义的六王，只剩洪秀全与石达开了。论威望，论才干，石达开确实是辅政安民的理想人才，他的复出，使“众人欢悦”。但嫉贤妒能的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他重用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处处与石达开为难，甚至有谋害之意。处于刁难、挟制和陷害中的石达开根本无法施展其才智以辅政，不得已于咸丰七年6月从天京出走，奔赴安庆。

仅隔数日，清兵即攻陷溧水，7月16日又攻陷句容，大军云集镇江，并向天京进逼，形势非常危急。据说，当时洪秀全颇有后悔之意，百般求好于石达开，以图力挽狂澜。但据当时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奏报：“洪逆……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余人，乘坐木排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未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可见石达开并没有如洪秀全所愿，回军救援天京。作为天国的领袖，在天京危急的时候，为了私愤而坐观其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因此，过去论者都以此肯定石达开走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是“太平天国的叛徒”。

但是，滕新才先生等却认为不能以表面现象代替史实，石达开不救天京是事出有因。

其一，石达开出走，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奏报为：“或云十二日（即1857年6月3日）由南门走出，或云二十一日在雨花台讲道三天，遂不回城。”如此仓促的出走，必定不可能带走大量军队，安徽巡抚福济奏报：石达开“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可知石达开直接带走的军队仅数千人马而已，以后络绎出京投奔者，约五万至七万人。这些人马守住安庆已是捉襟见肘，更难以分兵救天京了。

●　翼王石达开夜啸图

其二，石达开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计划：调动陈玉成、李秀成和捻军往长江下游加强天京防务，自己则赴援江西，进军浙江，攻取江南财赋重地，扼断清廷经济命脉以解天京之危。由于洪秀全仍然对他存有猜忌之心，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给清兵以可乘之机，石达开决定不派大军前往天京，而调动二千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并声明是救援镇江，目标不在天京，以迷惑清兵的视听。

安庆是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是天京的屏障，严密扼守安庆，在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从安庆进入江西、浙江，就近拱卫天京，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事实证明，石达开进军江西、浙江，比直接进援天京收益更大：咸丰七年9月，石达开军进入江西，占领乐平（今属江西）、万年、安仁（今江西余江北），包围抚州府。又分兵六起准备直攻苏、杭，以分天京之势，吓得清军调兵遣将，重新布防。以后又全力图浙，连克府县，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清廷火速派兵增援，把大量的清兵吸引到浙江战场，从而减轻了天京的压力，为陈玉成、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稳定了太平天国岌岌可危的局势。

按照这一观点，石达开的“不救天京”，如同历史上孙膑的“围魏救赵”，它牵动了清军大量兵力，舒缓了天京危难，使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形势趋于好转，在客观上促成了太平天国得以延续六七年的国祚。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石达开的天京出走实在算不上是“分裂主义的标志”，他的真正“分裂”至少要到咸丰九年2月，确定远征四川，与天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完全脱离才开始。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