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的真相

“刺马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主角名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曾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历任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同治七年（1868），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两年后的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总督阅射时，遭刺客袭击，伤重身亡。

当朝重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对清王朝的冲击不小，史籍记载同治皇帝“实深骇异”，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李鸿章也说：“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于是，朝廷一日之内发出四道谕旨，要求将行刺缘由以及幕后策划人查个水落石出。

先是江宁将军魁玉担纲初审，他报告说：“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文）祥，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这一结果，自然不能让朝廷满意，王公大臣纷纷上奏：“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清廷也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接二连三地下旨，口气也越来越严厉。魁玉在惶恐中加紧审讯了一月有余，但每次的奏报仍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等词。

十月，朝廷派张之万主持会审，张之万报告说：“该犯张汶祥自知身罹重解，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刑讯则甘求速死，熬审则无一言。既其子女罗跪于前，受刑于侧，亦复闭目不视，且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诬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其实，老奸巨猾的张之万采取的是拖延战术，他知道审理此案吃力不讨好，于是慢慢地审，等待曾国藩的到来。

果然，朝廷不仅谕令曾国藩速回江宁，还以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复审，先前审理的人员全部撤换，显示了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但曾国藩自九月三十日接旨，磨磨蹭蹭，历时三个多月才正式上任。到江宁后又一直不审理案件，耐心等待郑敦谨。而郑敦谨因雨雪阻滞，直到二月十八日除夕夜才赶到，初二即开审。郑敦谨雄心勃勃，非要把这天下疑案审理清楚，但一连十四天，仍然毫无收获。此时，曾国藩方淡淡地对他说：“将来只好仍按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顿时，郑敦谨产生了一种被人设计之感，也明白了此案的复杂性。最后，郑、曾联衔上奏，除了叙述更详细一些，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一些，基本内容果然不出魁、张的奏结。所不同的是：一、特别强调张文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对张文祥的量刑更加残酷，除“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另增一条“摘心致祭”。

前后主审大臣都反复强调“毫无确供”，清廷虽然不满意，但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肯定了郑、曾的奏结。四月四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案件虽然了结，但审理并不能服众。马新贻的亲信孙衣言、袁宝庆当时也参加会审，就拒绝在奏结上“书诺”，曾国藩等干脆在奏结中不提他们参加会审一事，从而瞒过了朝廷。张文祥被处死后，孙衣言在为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中慷慨陈词，揭露了审理真相。一时，舆论大哗，朝野震惊，连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凶手已死，无法再审，同时，统治者也不愿为了一个已经作古的马新贻，而在朝中闹得天翻地覆，于是只好加恩赐恤，以慰亡魂。

案件究竟疑在哪里呢？疑在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始终是扑朔迷离的。当时盛传的说法是：马新贻贪图美色而做出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张文祥是替友复仇，不惜以身试法。如此，则马新贻是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做下的桃色绯闻是有辱门庭的事，按理，他的亲信、家人应该苦苦遮掩真相才对。在这种情况下，会审得出的“海盗挟仇报复”的结论，正是比较体面的说法。但为什么孙衣言、袁宝庆会拒不签字，自幼跟随在马新贻身边的四弟马新祐会一直悲呼疑案未明呢？

郑敦谨的表现也令人生疑，他先是一心想维持自己铁面无私的形象，审出个真相来，但后来却只能照曾国藩所说的办。奏结呈上之后，不等圣旨下，更不等张文祥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的程仪分文不收，也不回京交旨，最终以病为托，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他的两个助手回京后也悄然而失。这说明郑敦谨虽然与曾国藩同上奏结，但心中始终不满，作为钦差大臣，他却无法使用尚方宝剑，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窝囊、如此无奈的呢？

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是谁呢？有人说是慈禧太后，慈禧当然有这个能力，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她为什么要去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呢？同治七年，她还特意召见马新贻，密旨他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呢！

高尚举先生认为湘军在“刺马案”中脱不了干系。曾国藩的湘军在十几年中实力迅速膨胀，但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慈禧太后再不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于是就将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然而，两江之地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肯拱手相让于马新贻？马新贻孑然一身来到江宁，本来就如同入龙潭虎穴。尤其在清廷施行裁勇改兵制度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到处游荡掳掠，与黑势力结合，成为一大公害，而马新贻在惩治这些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成为黑势力的眼中钉。因此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就说：“张汶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时人颜士璋也在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清廷或许也明白其中利害，刺马案发生后，既调曾国藩回江宁坐镇，以免激起兵变。从此，两江总督的宝座就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他人不敢问津。

“刺马案”因主角死于非命，其中又有桃色绯闻，还有替友复仇的侠义情节，十分符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再加上案犯坚不吐实，主审人员态度暧昧，一拖半年有余而不能结案，最后的结论也是含糊其词，更使得流言蜂起，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以后，许多图书、影视作品也一再以此为题材，但公众在感兴趣之余，更重要的是探究历史之本来面目，上述新说是否就是“刺马案”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