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是良史吗

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是《三国志》的作者。他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时人称他“有良史之才”，还把他比作司马迁、班固。平心而论，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它仍然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被人们列为“前四史”之一。陈寿的史学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所重视。

但是，陈寿似乎时运不济，他的行为常常与当时的清议不合。他为父守丧时，“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后来，其母去世，遗言令葬洛阳，陈寿谨遵母亲遗命，没有扶柩还乡，却“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可见其仕途坎坷。而作为一个史学家，陈寿似乎也口碑不佳。《晋书·陈寿传》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议者以此少之。”对一个史家来说，仅有史才、史识还不够，史德欠缺，更会遭人非议。陈寿若真有“索米”之事，他就无论如何称不上是个“良史”了。因此，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此而大伤脑筋。

唐宋以来的学者对这一记载有相信的，也有怀疑的。如刘知幾在《史通·曲笔》中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说：“乞米作佳传……难乎免物议矣。”但王应麟在《困学纪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又都对此提出怀疑。

●　《三国志·吴志·虞翻传》（《三国志》写本残卷）

第一个对此说提出否定意见的是清代学者朱彝尊，他在《曝书亭集》卷五十九中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朱彝尊的意思是，比丁仪、丁廙更重要的人物如“建安七子”，陈寿都没有为之立传，故《三国志》中不见丁氏兄弟佳传，根本就不能说明陈寿对他们“另眼相看”。朱说一出，附之者甚多，有精辟之论，也有偏颇之词。如杭世骏认为，丁氏兄弟是曹植的羽翼，极力协助曹植谋夺太子之位，两人“盖巧言令色孔壬之尤者也，史安得立传？”潘眉也说丁氏兄弟“党于陈思王（曹植），冀摇冢嗣，启衅骨肉……斯则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他们的意思是，丁氏兄弟本非善类，根本不配有佳传。

陶懋炳在《陈寿曲笔说辨诬》的补充论述：“《陈思王植传》明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如据此记载，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这条论据对否定陈寿索米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丁氏已经被灭族，何来后人？难怪《晋书·陈寿传》也只能笼统地说丁氏之子，而指不出具体的人名。

陈寿写《三国志》前，已有好几种有关魏国的史书出现，如鱼豢《魏略》、王沈《魏书》等，他们的书中是否就有丁氏兄弟的佳传呢？没有，相反有许多贬词。所以，陈寿不为之立佳传，并不是特别不合情理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王沈是站在曹丕一方面的，他所编撰的《魏书》对丁仪、丁廙当然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陈寿所说的“为尊公作佳传”就是针对《魏书》而发的。那么陈寿在“索米”不得时，就应该在《三国志》中保留其他史书中有关他们的“丑传”或“贬词”才对。但陈寿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在《王粲传》中夸奖丁仪、丁廙“亦有文采”。可见陈寿还是很实事求是的，相对于其他史籍对丁氏兄弟“奸以事君”“果以凶伪败”等指责，陈寿对他们不仅不“揭短”，相反还有“护短”的表现。我们承认，《三国志》在记载某些史实，如司马师废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被杀等事件时，确有因“为尊者讳”而采取了曲笔的现象，但在丁氏兄弟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陈寿是史德有亏。

联想到《晋书·陈寿传》对陈寿的另一项指控：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因失街亭为诸葛亮所诛，陈寿的父亲也连坐受了髡刑，再加上诸葛亮的儿子又一向轻视陈寿，于是陈寿就在写《诸葛亮传》时怀私怨而抑亮。这也是以往认为陈寿有亏史德的证据之一。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陈寿在写《三国志》之前，曾不遗余力地编写了《蜀相诸葛亮集》，就会认识到，如果陈寿怀有私怨，又何必辛辛苦苦地为人作嫁？又何况他对诸葛亮“将略非长”的评价实在是中肯之论呢？

陈寿“索米”之说，尽管在正史中堂而皇之地记载着，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后人还须仔细斟酌，方能还古人之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