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耕烧田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火耕水耨，是中国南方古老的农耕法。《史记·平准书》曰：“江南火耕水耨。”裴骃《集解》引应劭注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汉书·地理志》和《盐铁论·通有篇》等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至六朝时，“火耕水耨”之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可见，这已是两汉六朝时期南方耕作方式的重要内容。

“火耕”一般是指春季稻作前放火烧掉稻田中上一年留下的干枯的杂草和稻秆的一道工序。南方有关烧田的记录很多，梁代徐陵就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的诗句。它的具体过程，我们能从考古出土的画像砖了解一二：六个农夫在田中集体收获水稻，左边三人用镰刀割取稻穗，身后一人把收下的稻穗挑走，右二人用钹镰芟除已去掉穗头的稻秆。可见，农民收割时是有意留下稻秆，然后在耕种前芟倒晒干，与田中的枯草一起燃烧。这种只收穗头，弃秆于田的火耕法，直到近现代还在一些地区盛行。

那么，为什么要火耕烧田呢？过去一直认为是为了除草和施肥，如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火耕水耨的原始耕种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固然火田在当时仍不失为施肥的一种办法……但是，从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来说，火田已不是唯一的施肥办法，更重要的是粪田了。”显然，他认为火耕的作用是为了肥田。

其后，刘磐修提出新解，他认为杂草大多以种子和根茎繁殖，种子秋季成熟后已落于地下，烧田只能烧掉妨碍整地播种的枯草，并不能真正起到除草的作用，正如白居易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再则，两汉六朝，南方稻田相继施用粪肥，并在田中种苕草堆积沤制绿肥和农家肥，已不再完全依赖烧取草木灰，然而此时的火耕并没有因此而遭淘汰。因此，他从实际效果逆推，认为火耕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治病虫害。

水稻的病害往往由各种病菌、病毒引起，这些病菌、病毒寄生于上年的稻草和杂草上越冬，随稻草和杂草传播繁殖。我国的水稻病害很多，无论哪种病害发生，都可使收成减少百分之十到二十，大流行的年份则减收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严重的田块可达百分之五十，甚至颗粒无收。因此，早在周代，水稻虫害就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发明了烧火防治的方法。《诗经·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此中的“秉畀炎火”似乎已经蕴含着稻作开始前烧田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至两汉六朝，人们对虫害的认识更加深刻，且已认识到稻桩是越冬害虫的藏身之处。但是，挖除稻桩是一项费工费时的工作，因而当时的人们采取只收稻穗不收稻秆的办法，使收割后的稻田没有稻桩，迫使害虫只能寄宿于稻秆、稻叶以及杂草之中，有意识地使虫源处于最易被消灭的状态。第二年春寒料峭时，害虫还没有化蛹和羽化，一把燎原大火将越冬的病源、虫源全都焚毁，即使有少量孑遗已不能影响大局。火耕的方法简便易行，防治效果显著，因此，在没有任何防治药物的两汉六朝，南方水稻极少发作病虫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水稻产量也稳步增长，使昔日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经过开发，崛起为继黄河流域之后古代中国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基地。

相反，宋代以后，一年两熟的稻麦连种制在南方推广，由于种麦的需要，水稻必须连秆收割，火耕于是就不能再进行，水稻病虫害日趋严重，至明清时期已频繁爆发。以湖南为例，《醴陵县志》记载：“近百年来……螟灾则凡数十见……小农与中产之家，往往一蹶而莫能再振。”1938年湖南全省因螟虫为害而减产百分之三十八。这正从反面验证了火耕防治病虫害的重要作用。

当然，火耕的作用也许不会是单一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方农村，农民收割完毕往往就在田里脱粒，稻秆一部分挑回家当柴烧，稻草灰除了留作他用外，一般也都撒回田里；另一部分则留在田里焚毁，但由于稻秆已成堆，所以并不能使田里的每一株稻桩都被火烧到。显然，其作用是以施肥居多。然而这并不排斥火耕防治病虫害说，火耕的作用或许本来就是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