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是董仲舒提出的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在位时采取的政策，其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借以统一思想，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王朝在太学专设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学作为标准。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罢黜百家”的思想总是与汉代群儒之首董仲舒连在一起。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佩着“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一度因此而成为罪魁。然而，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其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究竟是哪一年提出的。

《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但是，《武帝本纪》在元光元年（前134）的岁首十一月记载了举孝廉的事，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并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但是，《汉书·董仲舒传》却明言：“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这一矛盾，宋人早就发现并产生分歧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将董仲舒对策归于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同时，司马光还指出一个旁证，建元三年闽越、东瓯相攻，东瓯告急，汉武帝就派遣中大夫严（庄）助出兵救援，而庄助的对策和擢中大夫，和董仲舒对策并擢江都相是同时发生的事。

南宋人洪迈则坚持元光元年说，他认为，建元元年“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清人王先谦附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此外，还有人提出元光元年二月说、建元五年说等，但千百年来，主要还是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相对峙，直至今日。

●　董仲舒（《三才图会》）

施丁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一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余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了，十分精确。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也不矛盾，因为“发”字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的意思，况且，立学校之官即置经博士，也并不从建元元年始，早在文景之时就已经有了。更重要的是，《董仲舒传》中在“及仲舒对册”之前，还有“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之语，魏其侯窦婴为相自建元元年至建元二年，武安侯田蚡为相则是自建元六年六月开始。董仲舒对策是在两人为相之后，所以可以断定他的天人三策不会作于建元元年。

张大可则坚持建元元年说，他认为司马光的立论逻辑严密，论据也很坚实，推翻他的结论是不易的。从史实和两汉的举贤良制度上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制度上看，汉武帝元光元年并没有举贤良，武帝一朝，正式诏举贤良只有建元元年和元光五年两次，第二次举贤良《武帝纪》系于元光元年五月，实是元光五年之误。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辕固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汉》两书的《儒林传》和各本传考察，此五人都在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举贤良，其中公孙弘以不称职免，至元光五年再举贤良为举首。也就是说，从本传考察，没有任何一人在元光元年举贤良。再考《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所载举贤良诏，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载诏文不一致，而与公孙弘元光五年对策诏内容却是一致的。可见所谓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实际就是元光五年的那次举贤良。而董仲舒既然不是在第二次被举，那就应该是在第一次、也就是建元元年被举贤良的了。另外，董仲舒对策而为江都相事在建元元年，也是有直接的事实证据的。

“天人三策”作于何年本身并不重要，但它关系到董仲舒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地位，牵涉到对“天人三策”作恰如其分的评价，所以，是不能够让这个问题糊涂了千百年而继续再糊涂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