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父是否战死沙场

胡适的父亲胡传，原名守珊，字铁花，号钝夫，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在台湾任职，先后担任全台营务处总巡、台南盐务局提调、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统领，是一位正直、廉洁的官吏。以往的著作都说他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三（1895年8月22日）在厦门病逝，因此有关他的死，原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有白吉庵著《胡适传》时，推翻陈说，明言胡传是“在台湾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而战死沙场”，而在此之前，有石原皋也持此说，于是，这就成为一个悬而待决的问题了。

最早记载胡传之死的是《胡铁花先生家传》，这是胡传老友张经甫代胡适兄弟四人写的，其中说胡传“自抵台南，即患脚气，海警起，劳瘁备至，足愈肿，左足尤不良。割台议定，诏臣工内渡，先严以军事交代统，携州印交安平忠令，于闰五月初三自州启程……刘军门（永福）苦留相助，先严辞以病，不许。六月十八日又患泄泻，继以下血，益不支，双足俱不能动，刘公始放行。二十八日抵厦门……延至初三日子时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当时胡传有第二个儿子洪骓随侍在身边，张经甫既是代述，必定有所本，因此，这《家传》所记，如无特别可靠的材料是不应怀疑的。

但是，与胡适是同乡又是亲戚的石原皋对上述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两点异议：第一，既然《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清廷诏臣工内渡，如果再公开说胡传是抗战殉难的，那他就是违抗朝廷命令而擅自行动，不仅得不到封赠，反而有罪，只有借口病死，才可以免除许多麻烦。第二，根据封建社会的祠规，凡是凶死的人牌位不能进宗祠，名字不能上族谱。因此如果说胡传是因抗日而死，便不能入宗祠、上家谱了，还不如借口病死，可以免遭族人歧视。石先生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是：胡传死后，村人一直议论纷纷，说他是被杀头的，棺材里是一个假头。而这个假头，有的说是金的，有的说是铜的，有的说是木头的。直到“文革”中的“造反派”将坟墓掘开，“寻遍棺中，压根儿找不到头颅骨，哪有金头？……从此才证实了胡适的父亲确是爱国的，是抗日殉难的志士”。此外，胡传于1895年6月20日所立的遗嘱中用了“殉难”二字，这也可看成是他决心抗战的一个伏笔。

石先生的意见引来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以抗日而论，当时的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率领军民勇敢抗击日寇，更是“违抗清朝命令”，但是刘永福后来失败回到大陆，清政府并没有治罪，还令其为总兵，守钦州边境。刘永福尚且如此，胡传位在刘永福之下，更不用担心会有“违令抗日”受处罚的麻烦。退一步说，如果胡传果真是为抗日殉国，在清朝不得不隐瞒真情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胡传当年抗日的事迹应是很光荣的历史了，也不用再担心上不了族谱了，后人理应昭扬。但此时乃至以后，胡传的家人始终都没有提到他抗日殉国的事，难道，这时还有什么必要隐瞒吗？

至于胡传坟墓中找不到头颅骨一事，有学者专门赴绩溪上庄察访，询问了上庄乡的干部群众以及胡适的族人胡乐丰，了解到“造反派”掘坟之事确有，但找不到头颅骨的话是传闻，并无人确见证实。相反，有人可以证实棺内确有下颚骨。因此，“金头”“无头”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胡传在台湾有较高名望，如果他确实在台湾抗日战场上战斗过，甚至捐弃了头颅，台湾军民中不会没有传闻，日本军队不会不以此炫耀，历史学家也不会吝啬记此一笔的。因此，即使棺中确实无头，也只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胡传在台湾战死，被日本人割去了首级。

还有，胡传的遗嘱是“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于台东镇海后军中营”，一般来说，临战前军人给家人写遗书，立遗嘱是很正常的事，何况当时胡传重病缠身，行动已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立下遗嘱，并不足怪，更不能因为遗嘱中用过“殉难”二字，就断言他是战死在疆场的。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是如何描述他父亲之死的呢？《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反对割台，……台人公请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以后，有人对胡适称胡传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的说法提出质疑，胡适也对此作了修正。但是，他对胡传之死的回顾，或许还是不能轻易置疑的。

其实，胡传作为一名官吏，带病抗战，努力报国，最终因病辞世，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但他还是无愧于“爱国志士”这一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