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自述》是否伪造

如上文所述，李秀成在狱中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后人有据此认为李秀成是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然而，这份“自述”是真是假，学术界为此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李秀成被害后，曾国藩命人将他的“自述”删改、誊抄了一份上报军机处，后来，这份誊抄的文本由九如堂刊刻，即所谓的“九如堂本”。原稿呢？世传被曾国藩私下扣留，既没有上交朝廷，也不肯公开示人。他的后人也讳莫如深，严加保管。光绪末年，有一个名叫韩孔的人，将曾国藩的刻本再加删改，刊入日本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中国秘史》中。20世纪30年代初，罗尔纲开始研究《李秀成自述》，他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谬误甚多的本子。

1944年，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先生赶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废寝忘食两天，共补抄了五千多字，还拍摄了十四幅照片。这些文字加上原来“九如堂本”的二万七千多字，就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罗尔纲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并断言，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确是忠王亲笔。理由是：

●　曾国藩（《洪杨演义》）

第一，从笔迹看，曾氏所藏的“原稿”和李秀成的真迹同出一人之手。当时参加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藏有李秀成亲笔答词二十八字。罗尔纲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一字一句、一笔一画的拿“原稿”和上述真迹对照，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最后断定“原稿”是真品。

第二，从内容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十四年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十分清楚，这是曾国藩难以捏造的。再则，“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这既非旁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也不是旁人能习惯出自然地遵守的。

第三，“原稿”中用了许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这更是曾国藩等人无法伪造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罗尔纲的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到了60年代初，曾氏所藏的“原稿”在台湾影印出版了，更多的史学家看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全貌。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份“原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伪造后让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炮制的。如荣孟源提出如下理由：

●　曾国荃（《洪杨演义》）

其一，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李秀成是每一天写若干页，交给曾国藩的，共分九天。按常理，每天写的最后一页，一般总要空几行或几个字。可“原稿”上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每天的间隔。何况，既是随写随交，真迹就应该是散叶或分装成九本，但现在所见的本子却是一本装订好的横条簿！这显然是有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了。

其二，所有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当时是写了五万多字，但“原稿”只有三万三千多字，比真迹少了一万余字。这一万余字应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就应该是上下不衔接的。可是，现在人们所见的“原稿”却是前后内容完全相连的，人为的痕迹十分明显。

其三，太平天国有严格的书写规定，而“原稿”在写“上帝”“天王”等词的时候该抬头而不抬头。相反，在一些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凡“清”字均不讳，而不该讳的“青”却写成了“菁”，这是违背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的。当然，偶有笔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太多了。

针对上述反对意见，仍有学者坚持“原稿”是真迹的观点。如钱远镕认为这个“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不但是真迹，还是完整无缺的。曾国藩只对它进行了删改，并没有撕毁或偷换。

陈旭麓也认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早已形成了通行的书写习惯，经历了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犯了讳，也并不奇怪。再说如果曾国藩要作假，应该在上报军机处和刊刻的时候就完成，何必造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

罗尔纲虽然不同意钱远镕“完整无缺”的观点，认为“原稿”确有被曾国藩撕毁的地方。但关于“原稿”是否真迹的问题，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反对者并没有从笔迹鉴定等方面推翻他的论断，而笔迹鉴定是所有论据中最权威、最无可辩驳的。然而，伪造笔迹古已有之，也是不足为证的……

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李秀成自述》真假案，何时才会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