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文化史的悬案

Figure-0099-0042 ● 红崖天书

在贵州省黄果树附近的一座山的崖壁上,有一些奇怪的文字,大者齐人,小者如斗,错落参差,排列不整,这就是被称为“黔中瑰宝”的“红崖天书”。自明清以来,“红崖天书”一直是许多中外学者和好奇人士的兴趣所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字?产生于何时?什么人所作?其内容又如何?对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认为这是诸葛武侯的镇山符,又因《华阳国志》有“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的故事,认为是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的遗迹;有的认为这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遗迹;又有人说它是少数民族的古文字,是彝族的巫师为“岁祭丰年”而在石壁上书写的符箓性符号;还有人说这是“自然石花”,因石质中若含朱砂水银之属,故字青石赤;另有人把它看做是“夜郎挂经”,可以提示某种人间祸福;甚至还有人提出这是“天外来客”留下的“宇宙讯息”……总之,“红崖天书”,不知有多少人为之苦思冥想,也不知有多少人欲破这“千古之谜”。

破译“红崖天书”谈何容易。“红崖天书”没有拓本传世,因为它是直接书写在未经打磨的石壁上的,其痕迹极浅而无法拓片,这就失去了对现存摹本真伪辨别的依据。石壁长期裸露在外,涂写的符号在日晒、雨袭的风化中剥蚀,历代对它的破坏也十分厉害,尤其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北京官员索要“天书”拓本,安顺知府即命当地团总罗光堂用桐油石灰捶拓,后又用巨斧铲凿,以沸水洗涤,使字迹漫漶,难以辨认。更有甚者,贵州提督徐印川(或说周达武)居然在“天书”中草书一“虎”字,这就愈加混淆耳目了。于是,后人要临摹“天书”,只好在这些若隐若现的图迹上勾勒填写,难免会造成摹本与真迹之间的差异。而民间又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复刻本流传,以讹传讹,以致众多的研究者因执赝本而无所适从,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1995年3月,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负责人提出“悬赏百万,破译天书”,于是,海内外又兴起了“红崖天书”热,独辟蹊径的新见解也逐渐形成,并成为新的争论焦点。

山东大学艺术系刘乐一亲赴安顺考察,他首先致力于寻找一份可靠的红崖摹本,因为只有与红崖古迹相对应的真迹摹本,才是进一步研究的科学依据。幸运的是,他在安顺地区博物馆发现了一张民国时期拍摄的红崖古迹照片,照片上的十几个字,字迹还较为清晰。以之与现存的多种摹本相对照,发现只有清朝瞿鸿锡的摹本最为契合。再到石壁观看,发现残留的几个字迹无论从形体与方位都和瞿氏摹本相符,于是,下面的考证都以瞿氏摹本(如图)为基础进行。

Figure-0101-0043 ● 红崖天书瞿氏摹本

“天书”虽或隶书或古籀,或篆体或图释,但汉字的属性一目了然。只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横写也有倒写,又采取了添加、省减、移位、图释的方法将字形肢解,以增加文字的隐蔽性。但其中有一个“甲”、一个横写的“乙”和一个大篆体的“丙”字在字形上未加变化,这是开启天书的钥匙。

“天书”左上角“甲”部分的(A)是钟鼎文字体的“允”字,(C)字中藏有一个隶书体的“出”,如与(D)换位,就可组成“凤”字。(E)是徐印川添加的“虎”字,其右侧(H)是省减竖划的“书”字,“书”字的左下角(F)是古文“凤”字,左上角(G)是省减的“须”字,右上角(I)是小篆“认”的省形,右下角(J)是篆体古字“门”字。综合这一部分,可以释读为:允,凤出,凤书须认书门。

“乙”部分共有三个汉字,在横写的“乙”字(K)下是“心”字(L),右上角则是添加字形的“品”字,可以释读为“心品”,表示要用心去品评鉴别。

“丙”部有六个汉字,在金文字形“丙”(N)右侧的(O)是倒置减省的大篆“戌”,(P)是一个图释字,似一个核状物塞在口中,表示被塞住了口,再往右的(Q)是“咽”字,只是口中有个“×”,表示不能讲话,(R)是籀文“殴”和“杀”的合体,分别用添加和省减的方法组合,其右侧的(S)是宝盖下画一条毒蛇,表示“宦”字。这部分可以释读为:丙戌,宦官乱政,殴(杀),有口难言。

“天书”的右下角有两组图形,像是一个女人在祈祷(T),另有一个童儿在戏耍(U)。其含义可以是:自此隐居山林以享天伦之乐。

从“天书”的汉字属性看,似乎是一位曾目睹宫廷内乱的见证人所书,其作者应是“天书”中的“凤”。从“天书”中的“允”字及“丙”“戌”推测,其内容应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有关。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但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他在永乐四年,即丙戌年(1406)曾流落襄阳一带,后化装成僧人匿迹于滇黔。此情此景,与“天书”的文字和图释似乎不无关系。至于作者“凤”是何人?与建文帝什么关系?这又是新的问题了。

从事船舶科技工作又对文史兴趣不减的林国恩用了九年时间钻研“天书”,他将各种摹本考证、核实,并用科技手段检验,最后认定瞿鸿锡摹本是原迹摹本,这与刘乐一不谋而合。但林先生认为,首先,“天书”的作者是建文帝,是他在逊国后创作的一篇讨伐燕王朱棣夺嫡篡位的“伐燕诏檄”,因而是以圣旨的格式写的。其次,“天书”图文并茂,从局部到全局都有这一特点。其三,“天书”是一幅御驾亲征图,一幅围捕燕寇的天罗地网图,一幅常山蛇阵图,甚至还是祈望获胜复辟、太平盛世的丹凤朝阳图。由于当时“朝廷侦帝甚密”,作者不得不设法隐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又由于没有条件雕刻,只能将图文直接制作在未经打磨的崖面上,以致图文有或多或少的变形。

林先生的上述论断也不是臆测的,据说,他是参照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翻译的。檄文历数燕王朱棣夺嫡篡位的罪状,号召天下文武臣民协力同心,讨伐燕寇,以拯救宗社,重振朝纲。落款的图文为:“建文八年(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炆御制。”林先生肯定,译文的每一个字在“天书”中都有出处,他很自信地要为他的发现申请著作专利权。

论证了数百年的文化史悬案“红崖天书”,在重赏之下,是否已真正揭开其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