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涵义的异说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诗人，他生活的时代，我国正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士族地主把持着政权，门第森严，政治腐败。陶渊明对这种黑暗的现实不满，四十一岁任彭泽令时，就弃官隐居。长期的田园生活，使陶渊明写下许多描绘自然景色和农村生活的诗文辞赋，因而被视为“田园诗人”。

●　［清］陈洪绶《渊明对菊图》

而实际上，陶渊明对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散文，都在平淡中包含了不满和愤慨之情，其中还不乏“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是一位很有骨气的人，千余年来，一直传颂着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据《晋书·陶潜传》记，陶渊明在当彭泽令的时候，浔阳郡督邮来彭泽县督察，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解去印绶，辞官回家了。《宋书》有相同记载。于是，所谓“五斗米”，历来被认为是指陶渊明当县令时微薄的俸禄。如《古书典故辞典》释为“不愿为微薄的俸禄卑躬屈膝地迎奉上司。”《中国典故辞典》亦释曰：“五斗米，喻低级官吏的微薄官俸。”长期以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一直是不事权贵的典型，赢得世人的尊重。

然而，邹文生却提出新说，认为所谓“五斗米”应另有所指。

首先，县令的俸禄不是五斗米。《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宋书·百官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县令、长，秦官也。大者为令，小者为长”，“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一般来说，俸禄一千石的县令属六品官，六百石的属七品官。可见，县令的俸禄决不是什么“五斗米”。

其次，所谓“五斗米”，在史籍记载中，是可以找到确指的。如《后汉书·灵帝纪》曰：“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李贤注：“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同书《刘焉传》也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这里的“五斗米”都与“五斗米道”有关。因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应是不向五斗米道徒折腰。

那么，陶渊明不肯为之折腰的“五斗米道徒”指谁呢？邹先生认为是指江州刺史王凝之。据史书记载：陶渊明二十九岁时第一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当时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就是王凝之。王凝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徒。由于出身于豪门世族（王氏叔祖王导是东晋世族领袖，官至宰相），自视甚高，对寒门出身的下属或许会骄横无礼。而陶渊明则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父亲虽都做过太守，但仍未跻身世族阶层。尤其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因父亲早逝，“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迫于生计，才去做祭酒这种佐吏。可是不久，他就感到“不堪吏职”，“志意多所耻”，于是“少日自解归”。按理，祭酒虽是佐吏，但地位、权利均“居僚职之上”，因家贫而谋官的陶渊明应该珍惜才是。但是陶渊明却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品格节操，他自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因此，他自甘贫贱，不会为了衣食所安去违背自己的志趣，更不会为了谋生而卑躬屈膝地去侍奉五斗米道徒王凝之了。

可是，如果说陶渊明不肯为之折腰的是指他二十九岁时遇到的五斗米道徒王凝之，那么这与他在四十一岁时再次辞官又有什么关系呢？陶渊明从江州辞职后，回浔阳闲居了六年，其间也曾先后在桓玄、刘裕手下任职，但时间都不长。眼见军阀连年火拼，政治愈加黑暗，他萌生“逃禄而归耕”的思想。但要归隐，必须有经济基础，他曾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这是借用了《论语》中“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的典故和《三辅决录》中蒋翊隐居后在舍中开三径的典故，道出自己想再次出仕，以赚取隐居之资的打算。他出任彭泽令，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无奈的选择。只是上任才八十多天，就又一次辞官。

●　［清］陈洪绶《陶渊明载菊图》

至于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原因，也有所争论。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是这样写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其中，虽未直言赚取“三径之资”，但云“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了。求去的原因却明言是为妹奔丧，因此，宋代就有不少人断言陶渊明此次辞职与督邮无涉。

难道《宋书》《晋书》中有关督邮的记载都是无中生有吗？恐怕也不是。宋代洪迈就怀疑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是“心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因而认为妹丧仅是辞职的托词。清代陶澍指出其中奥秘：“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何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妹丧以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违，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陶澍的意思是，陶渊明本已深知“时不可违”，更坚定了隐居的意愿。恰逢督邮来到，他不愿伺候这“乡里小人”，于是就自免去职。但在写《归去来兮辞》时又觉得直言不妥，故假托以妹丧以自晦。如此，则陶渊明的这次辞官，仍与他的耿介气节有关。

综上所述，《晋书·陶潜传》中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涉及陶渊明的两次辞官。应该理解为：我过去不能向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膝，今天还能恭恭敬敬地侍奉这乡里小人吗？“五斗米道徒”是指江州刺史王凝之，“乡里小人”是指浔阳督邮。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曾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仰慕和仿效的精神，如果“五斗米”的涵义并非人们所理解的那样，那么，这个玩笑就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