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

我国古代文人通常喜欢运用“诗话”这种体裁表达文学见解。许顗《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说明这类作品内容很庞杂，而形式则是很活泼的。唐诗的创作成就极为伟大，但诗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却未能及时总结，从现存的一些“诗格”“诗式”“诗例”之类的著作来看，大都偏于形式技巧方面细枝末节上的研讨，专在对偶、声律、体势上下功夫，诸如五格、十七势、二十式、二十八病、二十九对、四十门等等，细碎烦琐，对指导创作未必有大的帮助。但这毕竟大都是唐人的著述，还是反映了唐代诗学的一个方面，对研究六朝至唐的修辞、诗律和文学批评都有参考价值。

中唐时期的日僧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追封弘法大师，利用旅华时期得到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等书，编纂成《文镜秘府论》六卷，保存了许多失传的文献，为后人研究文学理论和创作技巧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此书今有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日本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加以阐发，都很详备，可以参看。

唐代还有一些小说体裁的著作，如范摅《云溪友议》、孟棨《本事诗》等专门记载诗人故事，因而有人认为应该归入诗话一类。这类书籍对扩大唐诗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所记的事却不一定可靠。作者囿于见闻，又受传奇的影响，往往随意渲染，不顾事实。例如《云溪友议·窥衣帷》叙元载之妻激励丈夫成名的故事，范摅把元载之妻记作王缙相公之女，王维右丞之侄，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刘公嘉话录》叙此作“四道节度使女”，可知元载之妻的父亲乃开元时期的名将王忠嗣，这点新、旧《唐书·元载传》中均有记载。

南宋之时，出现了记述唐诗文献的名著—计有功《唐诗纪事》。此书共八十一卷，收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为后人研究唐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计有功在《自序》中说，他“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因此书中记载了很多著名诗人的事迹，也保存了很多不太知名的诗人及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假如计有功不去努力搜求，就会湮没无闻，而他采录的大量文献，有些也已遗失，仅靠此书流传。例如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书，开后世诗派说之先河，然无完整的本子传世，《唐诗纪事》保存此书原序，《四库全书总目》因称“独借此编以见梗概，犹可考其孰为主，孰为客，孰为及门，孰为升堂，孰为入室，则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

计有功采取逢人必录、以人为纲的方式编纂，不论全篇或残句，不论本事或品评，一一归于该人名下，还略叙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借供论世知人之需。因此，《唐诗纪事》的巨大贡献就在保存原始资料，而作者自己并没有发表什么评论性的意见。

因为材料来源庞杂，清理不易，书中的疏误之处亦复不少，如误将王绩、王分为两人，又把来鹄、来鹏误作一人之类。材料引证错误和书写错误之处也不少。今人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做了大量的材料溯源和订正文字的工作，有功此书匪浅。

宋代诗话之多，内容之丰富，无法一一详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郭绍虞编《宋诗话辑佚》，集中了宋代有代表性的诗话，便于阅读。此外，宋代还有三部篇幅很大的诗话总集，对研究唐诗也有用处。

阮阅编《诗话总龟》，时在北宋；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时在南宋初年，两书所收的材料，当然以北宋人的撰述为主。阮阅编书时，因党禁而不用元祐诸人文章，胡仔继此而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此书分两次编成刊出，《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体例一致。评论对象，以历代重要诗人为主。唐五代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及杨凝式、罗隐等人，内以有关杜甫的文字为多。引用材料很丰富，且有所别择，较为精当。

南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二十一卷，搜集的材料以南宋人的诗论为多，可与《苕溪渔隐丛话》中的材料互补。此书分门别类辑录宋人诗论，以研究创作技巧为主，与胡仔之书有所不同。前十一卷分论诗法、诗体、句法、造语、属对、点化、诗病等项，意在指示学诗门径，第十二卷以下则按时代品藻古代诗作与著名诗人，意在树立典范。唐代诗歌，上起李白，下至晚唐，采择有关的评论文字，颇为精要，例如王维之下有子目曰“辋川之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造意之妙与造物相表里”，“晦庵谓诗清而少气骨”。这些对研究王维诗歌的特点显然有启示作用。

《诗话总龟》的性质较为复杂，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改编，已失原貌。《前集》五十卷，当仍为阮书之旧；《后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苕溪渔隐丛话》《苕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当出书贾之手，绝非阮书之旧。以《前集》论，分类编排，多录杂事，犹如一部有关诗话的类书。所引著作，有的已失传，故以资料而言，其价值不在《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之下。读者耐心发掘，可以解决唐诗研究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例如《因话录》的作者赵璘、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〇说是“璘甚陋，裴公（坦）戏之”。但他长得究竟怎样，可缺乏记载。《诗话总龟》卷三九《讥诮门》下记曰：“赵璘仪质么陋，第名后赴姻礼，傧相以诗嘲之，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桥里，将谓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躯立，便与夫人作镜台。’”此一记载当出《抒情诗》（《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知傧相为薛能。可征赵璘身躯特别矮小，所以经常遭到人们嘲弄。查《唐诗纪事》卷三五《陆畅》名下有云：“赵麟仪质琐陋，成名后，以薛能为傧相。能诗曰：‘第一莫教蛛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或曰：畅羡而能骂。”赵麟显为赵璘之误。据上可知，赵璘于大和八年应进士举试及第，后即赴姻礼，薛能以诗嘲之。《全唐诗》卷五六一亦载薛能《嘲赵璘》诗，其他残句失载。薛诗首句作“巡关每傍樗蒲局”，则是此公还嗜好赌博。辗转互证，可对赵璘的情况和当时文人善谑的风气增进了解。

宋代诗话，以其影响之大而言，首推严羽《沧浪诗话》。作者批判了江西诗派的流弊，也反对南宋时期江湖四灵的宗尚晚唐之风，“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后起的一些诗派，标举宗旨时，也大都要把唐诗的某一阶段作为取向的对象。例如明代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继之而起的公安、竟陵，改途易辙时，也就倾心于白居易的浅易诗风和贾岛的僻苦之作了。

明初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九十卷，以严羽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有助于唐诗发展阶段的研究，尽管后代一直有人表示异议，但这一学说明晰地勾出了唐诗发展的轮廓，因而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这里涉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有一些文学理论家，并不采用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见解，而是编选一部书，通过具体作品的去取，表明导向。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他就编了一部《唐贤三昧集》，专选王孟一派的神韵绵邈之作，借以表达他崇尚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旨趣。沈德潜倡格调说，他就编了一部《唐诗别裁集》，大量选入杜甫等人大声镗鞳的诗作，借以表达他崇尚气象恢宏声调高昂的旨趣。不了解唐诗中这些流品，也就不能深刻体会各个诗派的宗旨；反过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诗史上的源流派别，也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每一位具体的唐代诗人。

唐诗画谱

说到选本，当然首先应该重视唐人选唐诗，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反映出了盛唐人的旨趣；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反映出了中唐时期诗人的情趣，这些都是研究唐诗的重要读物。而如殷璠之评储光羲曰：“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可知储光羲在经学和子书上有专著，不仅长于写诗；又如《极玄集》叙李端曰：“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可说是有关大历十才子的几种异说之中最可信的一说，由此均可觇知唐人选本之可贵。

至于说到研究唐诗的专著，则可注意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一书。此书共三十三卷，原是《唐音统签》中的一个部分。胡震亨在编纂这一空前巨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将个人心得写成此书，附于全书之末。后来单刻传世，流行遂广。胡震亨对唐诗的源流演变，体制的形成发展，作家的风格异同，创作的形式技巧，以及音乐和文学的关系，常用词汇的诠释，一一做了系统的论述。最后还对唐诗的别集、总集、选集，以及有关的诗话、注本、金石等项逐一做了介绍，有的还列有综合目录，更便参览。

明人胡应麟的《诗薮》一书，也应重视。此书为通论历代诗歌之作，共二十卷。内编六卷，分论古近体诗；外编六卷，分论历代诗歌。二者之中，论及唐代诗歌的体制和诗人的成就得失者，语皆精到，读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