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记

《全唐诗凡例》中一则曰：“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季振宜）《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可见“登第”之事在唐代诗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拓《唐贤慈恩雁塔题名》

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争取服官，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主要出路。唐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几项主要的科目，如进士、明经以及制举，吸引着大批文士，其中尤以进士科的吸引力为大。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最多，《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因而进士及第者无不意气风发，登第之后还有探花、会宴和慈恩寺塔题名等方式表示庆贺。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言及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可见这些及第进士们其时情绪之高扬。

唐代应科举考试者，座主门生的关系，同榜之间的关系，尤受重视。长庆四年（824）李宗闵权知贡举，放唐冲、薛庠、袁都等及第，时称“玉笋班”。贞元八年（792）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人联第，时称“龙虎榜”。他们日后的亲密关系，都是在同应进士举时奠下基础的。

《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说：“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

《新唐书·艺文志》上记载，有关唐人登第的著作计有三种，即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这些书都已亡佚，而据《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姚康《科第录叙》，云是穆宗长庆之前的“登科记”就有十多种。这类著作大都出于私人著录，到了宣宗时，情况才有改变。《东观奏记》卷上曰：“大中十年（856），郑颢知举，后宣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虔承圣旨，敢不讨论。臣寻委当行祠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618）至于圣朝，谨专上进，方俟无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这也就是说，中唐之后已经建立起了逐年编纂的制度。

经过五代之乱，这些“登科记”大半已经散佚，时至宋初，就有人出来搜集，并重行编纂，那位对保存唐代文献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乐史，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可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载：“雍熙三年（986）正月，乐史上《登科记》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贡举事》《题解》各二十卷，以为著作郎，直史馆。”可见他对有关唐代科举的文献全面地做过整理。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则有洪适的《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问世。此书不见后世目录，想是宋代之后即已亡佚，但在《盘洲文集》卷三四中保存着《重编唐登科记序》，可知他是根据姚康《科第录》的前五卷（即唐高祖、太宗两朝），又据崔氏《显庆登科记》及续书，再参考《唐会要》《续通典》及唐人文集加以补正，故名重编。这就说明，唐代的一些“登科记”，此时还完整地保存着，只是由《因话录》作者赵璘编纂的《登科记》，已经遗佚而不见于书目著录了。

后代记载登科之事最为完备的材料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此书卷二九《选举考》二中有一份《唐登科记总目》，载唐初至昭宗天祐四年（907）历年登科人数，末称“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这个总目之中没有包括明经、制举这两种也很重要的科目的中举人数，但如有关秀才科的兴废与中举者的人数等有关材料，则由此书得以保存。看来马端临还能看到不少唐代的“登科记”以及宋代乐史等人的有关著作，才能做出这样详细的记录。

明代万历时，徐应秋撰《玉芝堂谈荟》三十六卷，也保存着许多唐人登科的材料，中如《历代状元》等记载，如果不是见到大量的原始资料，那是编纂不出来的。由此可知，时至明代后期，尚能见到数量众多的唐人登科的文献。

经过历史的淘汰，唐人和宋人所编的“登科记”的原貌已经难于见到，然而王懿荣刻《天壤阁丛书》，于《莆阳黄御史集》后附正德本《别录》一卷，内附有关黄滔登科的册页一幅，保存着某种《唐登科记》的原貌，今将此页转录如下：

唐登科记

卷第八

乙卯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下进士二十五人

观人文化成天下赋内出白鹿宣示百僚诗

张贻宪卢赡李光序韦说崔赏

封渭卢鼎赵观文郑稼黄滔

李枢韦希震孙溥苏谐王贞白

程晏张蠙陈饶崔仁宝卢赓

崔砺沈崧李途杜承昭李龟正

当年放榜二月九日宣诏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些关于科举的著作，如记科名分定的《科名分定录》，记名讳的《讳名录》等，都与“登科记”有关。这些都是记载登科之事各类著作中的支流别派。

时至清代道光年间，徐松博征载籍，编成《登科记考》三十卷，对此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订，给后人提供了一份至可宝贵的研究成果。

徐松以为《文献通考》中的那份唐登科记总目采用了乐史的书，于是以其著录的科名、人物为纲，按年分列。首举当年有关科举的大事，如诏令、章奏、贡举等，后列秀才、孝廉、进士、明经、宏辞、拔萃、制科等及第人名，而以进士为主。徐松博采两《唐书》《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及唐宋以来文集、笔记、诗话、方志等大量材料，将有关人员的事迹注其名下，还将应试者的诗赋附于其后。一编在手，唐人科举的情况，大致可以掌握。徐松还将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用考证和按语的方式注出，足供读者参考。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辞科下加按语曰“按博学宏辞科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制科也”。又如卷一一大历十四年（779）独孤绶中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辞科，其下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年内连捷者不多，徐氏于此做出说明，可解读者疑惑。

全书编排，卷一至二四为唐代部分；卷二五、二六为五代部分；卷二七为登第年代不详的人物，按科目为类，按大概能推知的时代为序；卷二八至三○为“正史、稗官及唐人艺文之涉贡举”的各种文献，谓之“别录”，均为研究唐代科举的有用材料。书前有凡例十九则，内有徐松的许多研究心得，值得参看。

徐松注意研究唐人科举问题时，正任《全唐文》馆提调及总纂。他利用当时图书资料方面的优越条件，大量发掘《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如其中的许多方志，均为宋元旧本，记载当地士人应举之事，不见他书记载，这些方志今天很多已失传，也就显得特别可贵。

徐松还广泛运用《文苑英华》中保存的省试（州府试附）诗赋推断作者的及第年代。这些诗赋，一般认为文学价值不高，向来不受重视，然而根据诗赋题目却可以推知作者应试年代。《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缘举杂录》：“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此事不载年月，然可考知。查《唐语林》卷八记“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徐松据《永乐大典》引《闽中记》“陈诩字载物，贞元十三年及第”，又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贞元十三年，宋迪登进士第”，知陈诩、宋迪均为吕渭于贞元十三年知贡举时门下士，而《文苑英华》卷八七载陈诩《西掖瑞柳赋》，又与前“瑞柳”之说呼应；其前尚载郭炯《西掖瑞柳赋》（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可知郭炯亦为同年进士。《文苑英华》卷一八八尚载陈诩、宋迪《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乃该年试题；又二人之后尚有万俟造《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人也是同年进士。

由于卷帙浩繁，问题复杂，《登科记考》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遗漏和错误。例如《唐才子传》卷一记盛唐诗人刘眘虚为“开元十一年徐徵榜进士”，同书卷二记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进士例不得再举，故知前文“十”前误夺“二”字，刘眘虚当于开元二十一年及第。《登科记考》漏列这一重要诗人。诸如此类，后人起而补正者颇多。

记录唐代科举的专著，有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里面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尽可据，但毕竟是当代人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当重视。今人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足资参证。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曰：“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而唐人又有以排行称呼的习惯，于是杜二、李十二、岑二十七、高三十五等名字，屡见唐人诗文，造成后人阅读上的很多困难。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可信的结论，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