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人韩愈从杜甫那里继承到一些什么呢？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

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

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

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

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

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

拜疏移门，为忠宁自谋。

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

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

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韩愈这样的诗，会叫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那些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韩诗这些关切民瘼、为民请命的内容，当然是很可珍贵的。但是，如果说，韩之所以能成为与杜并称的大诗人，主要就凭着这个，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种关切民瘼、为民请命之作，在韩诗中毕竟是极少数。只有一点，就是使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这才是韩诗继承杜诗传统的最主要之点。

我们都熟知，杜甫主张“熟精《文选》理”，但杜诗决不是《文选》诗的简单的因袭。我们翻看《文选》各家诗，好像除了陶渊明之外，很少有诗人能在诗里面写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现实生活。所谓“选体”诗的末流，写来写去，不外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咏怀，游览行旅……笔墨浮泛，语言庸熟，结果是千人一面，难分彼此。诗歌的任务，虽然不在于叙事，但诗歌的根干永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浮泛庸熟的诗，当然不可能把根扎进这个土壤中去。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诗歌同国运民生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且由于他是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的诗人，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同国运民生不可分的，所以他也总是能在诗篇中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衣食住行，动作云为，否泰穷通，生老病死，乃至一饭一羹，引水补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把人生最实际的面貌引入诗歌，从而也使诗歌回到《国风》《小雅》的沉着切实的轨道。

韩诗正是循着这个轨道继续前进。

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

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黾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

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这写的是他805年（永贞元年）因疏请宽免关中租徭而被贬斥，仓皇辞别妻儿时的情形。读者会立刻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诗中，关于鹑衣百结的瘦妻，“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的痴女，“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的娇儿那些著名的描写。还有：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

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

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

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韩愈这首诗有一个很长的题目，云：“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这写的是819年（元和十四年）他因谏迎佛骨第二次被贬斥时的事情。这种直书天伦骨肉的惨痛之作，又会使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些惊心动魄的诗句：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这样的诗篇，真有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味道。

此外，韩诗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或居或作，或动或静，有大有小，有苦有乐，方面非常的广，几乎一一可与杜诗相印证。例如，韩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刻画道途辛苦之处，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巨制；而韩诗《郑群赠簟》，把日常生活里一件微物小事，写得如此生动风趣，又令人联想到杜诗中《棕拂子》《桃竹杖引》等隽妙的小品；甚至也不妨说，令人从反面联想到杜甫那篇小题大做、有些古怪的《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那是把区区一个织成褥段联系到节镇大官杀身赐死那样严重的事。

韩诗还善于细节描写。例如：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

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

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

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赠刘师服》

这简直是小说式的家庭生活幽默小景。

韩愈的著名的《石鼓歌》，继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之后，开拓了咏金石碑帖诗的途径。摩挲金石，赏玩书画，本来就是文人的文化生活。所以这种诗，原来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可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却又成了脱离现实。韩诗中还有《病中赠张十八》，记与张籍辩论诗学；《寄崔二十六立之》，描写考试场中“战词赋”的情形，都是实写文人的文化生活的。

韩诗不但善写自己的事，也善写别人的事。例如，孟郊、贾岛、卢仝、崔立之等人的坎坷潦倒的身世，都在韩诗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画。乃至刘辟如何造反，朝廷如何征讨，刘辟如何失败，这样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复杂曲折，头绪纷繁，通常用散文来叙述都很吃力，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却能用四言诗这样局限性最大的形式把它写得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如果说，杜甫使诗歌恢复了《国风》《小雅》的传统，那么，韩愈写这首《元和圣德诗》，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更进一步恢复《大雅》和《周颂》的传统。至于他这个意图实现了多少，自是另一个问题。樊汝霖就说这首诗并不像《周颂》那样简约庄严以颂圣德，却像《鲁颂》那样，于德不足者，只好侈词以夸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