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词学十讲》，乃是研究班的主课，讲义全都是新写的。平均每周一讲，始于1962年2月，止于本年7月暑假之前。当时我任词学课代表，常于开课前几日至先生寓邸南昌路香山公寓取回讲义交付学校刻钢板油印。先生居室尚属宽敞，清静雅洁，书香气十足。书橱上放满词学书刊，而《彊村丛书》尤为醒目。先生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朱孝臧的门人。《彊村丛书》之后半部及《彊村语业》，皆经先生之手刊出，嘉惠词林，固不待言。彊村弥留之际，曾将生平校词的朱墨二砚，授予先生，病榻传薪，成为当时词坛一段佳话。夏敬观、徐悲鸿、汤定之皆绘有《授砚图》志其事。我去府上取稿时，先生曾以其中一幅给我观赏，画之右侧为一茅屋，桌上置有双砚，屋后为奇石远山，屋前疏柳一株斜倚湖畔。先生正拾级而上，彊村出门相迎。画中意境深远，不禁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和由衷的敬意。先生出示此画，盖意有所属，我暗下决心：不负先生厚望，学好这门功课，立志成为词学接班人。

在《词学十讲》中列有以下篇目：第一讲，唐宋歌词的特殊形式和发展规律；第二讲，唐人近体诗和曲子词的演化；第三讲，选调和选韵；第四讲，论句度长短与表情关系；第五讲，论韵位安排与表情关系；第六讲，论对偶；第七讲，论结构；第八讲，论四声阴阳；第九讲，论比兴；第十讲，论欣赏和创作。全书自成体系，既讲了词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细致地解剖了词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的内部结构。先生从前在《词学季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词学论文，有的已融入这本讲稿；有的已结集出版，如《词曲概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也有当年未及写成论文的词学理论，则通过这份讲稿发表出来。不妨说，《词学十讲》是榆生师毕生治词心血的结晶。他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与填词经验，融会贯通，冶于一炉，从而构成一部独具特色的学术专著。比之以前所作，在理论上更加概括、更加深刻、更加系统。

与众不同的是，此书讲词学，特别注重词的音乐性。音乐性是词的生命。大凡诗歌，皆应有音乐性，而以燕乐为基调的词，音乐性却特别强。虽然乐谱早佚，但从抑扬顿挫的旋律中，犹能令人感到词的特殊情味和意境。因此，龙先生在本书第一讲中便指出，词“这种特殊形式，是经过音乐的陶冶，在句读和韵位上都得和乐曲的节拍恰相谐会”。明乎此，我们便可知词为何“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又可知为什么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之所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要之，懂得词之音乐性，便等于掌握研究词的一把钥匙，用它打开词学的大门，然后可以登堂入室，揭开词之种种奥秘。

由于音乐性为词之主要特征，所以本书除第一、二讲讲解词之形式与演进而外，从第三讲至第八讲——总共六讲，都围绕词之音乐性展开论述，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第八讲，则是通过对这种最富于音乐性的文学形式的美学鉴赏，引导人们如何去欣赏去创作。其中讲得最为深刻的有四点：一是词中句度长短与表情的关系。龙先生指出：“每一歌词句式的安排，在音节上总不出和谐与拗怒两种。”一般地说，句度长声情较舒缓婉转，句度短则声容急促拗峭。二是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龙先生从这一原则出发，指出：“一般谐婉的曲调，例以隔句或三句一协韵为标准，韵位均匀，又多选用平声韵的，率多呈现‘舒徐为妍’的姿态。”如《鹧鸪天》、《小重山》之类便是。又指出：“在同一曲调中，凡属句句押韵的一段，声情比较迫促。”短调中《阮郎归》、长调如《六州歌头》便是。三是谈填词时的选调与选韵。调与韵皆有哀与乐之分，所以在抒写喜悦之情时须选乐调、用乐韵，而抒写悲伤之情则选用哀调和哀韵。有些作者不明此理，往往以哀调填乐词、乐调填哀词。读此书第三讲，似可避免这种错误。四是龙先生在论“顶格字”方面颇多真知灼见，他比清人万树《词律》所论的“顶字”更为周详而细密，以为顶格字多用在长调中“转折跌荡处”，常以去声字收束上文，提领下边的几个偶句，声调特别响亮。以上几点，都是我在听课时领会到的，不免挂一漏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