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诗人李白的伟大的意义，还应该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伟大的作用来认识。

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整个地来看，一直是贯串了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这个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始终是和民间文艺的发展分不开的。一切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诗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民间文艺学习，从中吸取了不可少的营养。凡是代表着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大作家和大诗人，都是意识或不意识地继承了某一整个历史时代的民间文艺的遗产，总结了某一整个历史时代当中作家们和诗人们向民间文艺学习、对民间文艺加工的经验，在反对反人民性和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斗争中，结束了这个斗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夺取和巩固了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传统的胜利。李白，就是起了这种伟大作用的伟大诗人之一。

前面说过，大唐帝国是在客观上作为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汉末以来大约四百年当中，政治、经济上和文学艺术上同样留下许多特别腐朽的封建性的东西。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经扫荡到政治、经济的领域，其精神上的影响必然随着就要扫荡到文学艺术的领域。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一样，文学艺术上也立即出现了新的气象。文学史上所谓“初唐”的时期（大约即是第七世纪的一百年），诗坛上一方面存在着以“齐梁宫体”为代表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诗风的残余影响，另一方面逐渐成长着一种新的健康的东西，竭力要突破腐朽的旧传统的压抑和束缚，打出新的道路来。

陈子昂第一个旗帜鲜明地站到诗坛上来，宣布这个斗争的开始，并实行英勇的冲锋。现存的陈子昂的诗篇数量不多，其中已经可以显然看出后来的“盛唐气象”的萌芽。但是，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他并没有认真地、直接地去学习和继承。他的渊源，主要只是过去的几个诗人。那些诗人也曾或多或少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才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他们的经验是应该总结的，但把他们的作品当作主要的营养，却是不够的。因此，陈子昂的诗篇，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一种庄严刚健的气象，令人振作；另一方面却欠缺丰满和自然，令人感到干枯和板滞，因而也就不能在反对“齐梁宫体”的残余影响的斗争中，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风夺取广阔的胜利。

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结束了由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大局。

李白在诗歌艺术上的崇高成就，和他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一致承认的。李白对于汉末以来诗人们学习乐府民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乐府民歌进行艺术加工的经验，也曾作过一些总结。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也都知道，但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的。对于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下面三点来看：

第一，两汉、三国、南北朝的乐府民歌，经历了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留下了多方面的宝贵的遗产。李白以前的唐代诗人，也有能够继承这种遗产的，但往往偏于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因此也不可能获得全面性的巨大成就。到了李白，才能够对这些遗产作全面性的继承。汉魏乐府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的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的美好世界的强烈的追求，南朝乐府中的人民的美丽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三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清商小乐府之类的轻吟缓咏，“孔雀东南飞”之类的长篇叙事……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篇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又通过诗人的独特的创作过程，熔炼成一个全新的统一的风格。不但如此，时代更远一些的《楚辞》的某一部分的传统，也在李白的诗篇里面得到积极的发扬，这也是历来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一致承认的。此外，李白也曾仿作《诗经》式的四言诗，虽然大抵不甚成功，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接受遗产上的努力，范围是这样广泛。

第二，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的诗篇，过去就有批评家指出：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但李白的新词，看起来又恰恰只是李白的作品，而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的作品。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的也不少，但像李白这样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需要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相反的方式，才能把乐府民歌的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光大起来。

第三，三国、六朝的文学史上，除了乐府民歌的光辉的发展而外，也曾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诗人，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他们的经验也需要总结，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李白对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正式谈起诗歌理论的时候，李白对他们曾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但在其他场合，对于谢朓、谢灵运、阮籍、曹植等，多次表示了情不自禁的钦佩和景仰；而且根据杜甫对他的正确的批评，他所受于庾信、鲍照、阴铿的影响，都相当地深。此外，在描写田园生活方面，运用口语方面，我们也可以显然看出陶潜和李白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国、六朝的时候，特别是六朝的齐、梁两朝，在乐府民歌的光辉发展的同时，诗人当中，除了那些特别伟大的和杰出的而外，一般确实都沾染了或多或少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风气。李白对于那种风气既是抱着强烈的反感，自然就难免在理论上对那些诗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抹煞。可是，在创作的实践中，那些诗人所留下的某些较好的经验，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李白所注意、所总结的范围之内。

总起来说，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伟大的作用，首先就在于他能够全面地、富有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因此，他就具有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他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当适宜于这种反映的。假如我们今天不能读到李白的那些表现了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篇，那么我们对于那样一个人民力量上涨的时代的精神面貌，认识上一定会有更多的隔膜。李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当时已经成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歌所拥有的一种战斗精神，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整个传统的一个光辉的特色。

1953年7月10日

附：一点宿愿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常常用社会心理来解释艺术现象，又用社会生活来解释社会心理，材料丰富，文笔优美，生动充实，有血有肉，令人信服感动。后来勃兰兑斯师承他的理论方法，用于文学史的领域，写成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更见发挥光大。我读《艺术哲学》，最佩服关于哥德式建筑艺术的那一部分。丹纳首先充分描绘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黑暗，“人间仿佛提早来到的地狱”。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哥德式建筑艺术的一切奥秘，都可以从社会心理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关于哥德式教堂内部的光色，丹纳说：

走过教堂的人心里都很凄惨，到这儿来求的也无非是痛苦的思想。……心中存着个人的恐惧，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他们不让明亮与健康的日光射进屋子。教堂内部罩着一片冰冷惨淡的阴影，只有从彩色玻璃中透入的光线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像开向天国的窗户。（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北京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下同）

关于哥德式教堂的外形，他说：

形式的富丽，怪异，大胆，纤巧，庞大，正好投合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这一类的心灵需要强烈，复杂，古怪，过火，变化多端的刺激。他们排斥圆柱，圆拱，平放的横梁，总之排斥古代建筑的稳固的基础，匀称的比例，朴素的美。

这些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它使我解决了读唐诗当中的一个疑问。

我说的是关于李贺诗的问题。早先我就很佩服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指出，李贺诗好用硬重光冷的形象，如铜、铅、琥珀、玻璃之类，又好用强力突击的动词，如拗、戛、割、压之类。我想，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正好形成一种磨珠戛玉、翠舞金飞的奇丽的境界。后来我又与友人陈迩冬先生谈诗，他指出李贺诗多用未曾调过的“生色”，而李商隐诗则多用充分调过的“熟色”，我也很佩服他的见解。但是，我又想，尽管李贺诗中色彩很繁富，很强烈，为什么给人总的印象，终归有一种阴暗惨淡之感呢？色彩的繁富强烈和阴暗惨淡，本是矛盾的，为什么在李贺诗境中能够统一呢？及至读到丹纳对于哥德式建筑艺术的分析，我觉得许多地方对李贺的诗同样适用。

原来，李贺诗境中也正是没有明亮与健康的日光，窗子全都用经过强力割切的琥珀、琉璃、黄玉、红玛瑙、紫石英之类的碎片镶嵌起来，一切光线都要通过这些窗子，于是也就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了。这种神秘的华彩，越是繁富，越是强烈，就越是笼罩着一片惨淡的阴影。矛盾就是这样统一起来的。

不仅如此，丹纳的分析还使我真正理解了李贺怎样以他的诗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原来李贺这种诗境，以及他的诗歌在结构、韵律、句调等方面的富丽，怪异，大胆，纤巧，同样投合着中唐时期社会上流行的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这一类的心灵也正是需要强烈，复杂，古怪，过火，变化多端的刺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一蹶不振，藩镇拥兵割据，连年争城夺地，涂炭生灵，可以想见，丹纳描写欧洲中世纪的一些话差不多都可以借用：

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劫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

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们，心情惨淡，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特别看不得明亮与健康的日光，是不足怪的。对比起来，李白诗歌中的境界，就完全是盛唐景象了。我曾在《李白诗选》前言中勾画了李白诗歌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可是无论哪一个角落里，甚至已经说是“日月之照”所不到的角落里，都照临着白日或皓月的光辉，都通到一个广阔无边的背景，都流荡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更重要的是，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止不住的青春奋发的情感。很显然，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的天才的心灵中的投影。

但是我的这个描绘，十分贫乏，对盛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一个字也没有说到，只好一步跳到“农民战争胜利后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的表现”去。本来，把这一点作为“盛唐气象”的根本原因，也是可以的，至少是可以备一家之言的。问题在于缺少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这两个中间环节，从墙基一下就砌到屋顶，中间只有几根摇摇晃晃的木棍在支撑罢了。所以我读了丹纳的书非常佩服，曾经打算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丹纳和勃兰兑斯的长处，来进行有血有肉的唐诗研究（我很爱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觉得那是有血有肉的当代史，可以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有血有肉的）。可惜因循蹉跎，至今百无一成。现在把我这一点未偿的宿愿在这里公开出来，希望能有同心者大家朝这方面努力。

1985年

（本文据《舒芜集》）

[1]. 本文曾以《关于李白》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1954年3月29日第三版。舒芜选注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