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

研究唐代人物，包括诗人在内，除了必须运用以书籍形式传世的资料外，还应注意其他一些非书籍形式的文献资料。碑碣和墓志，是其中的大宗。

《颜家庙碑》

够得上树碑立传的人物，当然为数不多，丰碑巨碣，铺叙详尽，获得某位名公巨卿的碑铭，就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一生，还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果他在史书中有传，则可与碑文互参；如果史书无传，则可补史书之不足。其作用之大，是不难看出的。

后世出土的唐人墓志，比之碑碣，其数量要大得多。因为唐人继承北朝遗风，重视墓志这一体制，地位不分高下，性别不分男女，凡有条件者，都有墓志随葬。由是存世墓志之多，远超禁止立志的南朝，即与重视碑志的北魏、齐、周等朝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别。

唐代墓志大小不一，有制作极精者，有制作粗劣者；有文章写得很好的，也有草率成文的；有的书法佳妙，也有的仅能结体。但判断其文献价值，则不能以墓主的职位高下和志文的篇幅大小为标准。

自从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介绍《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之后，诗人王之涣的生平方为世人所知，于是古时的一切模糊影响之谈一扫而空，有功于唐诗研究匪浅。原石拓片已由李希泌发表在《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又如另一盛唐诗人李颀，成就至高，然生平不详，《唐才子传》仅云“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千唐志斋藏志》载大历四年（769）邵说撰《唐故瀛州乐寿县丞李公（湍）墓志铭》云：“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这可能是在时人墓志中叙及李颀历史的仅存文字。可惜李颀本人的墓志未能像王之涣志那样重现人间，提供宝贵的史料，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碑刻的情况相同，不应以体制大小区分价值高下。例如宋拓《雁塔唐贤题名》中有云：“侍御史令狐绪，右拾遗令狐绹，前进士蔡京，前进士令狐纬，前进士李商隐，大和九年四月一日。”考蔡京于开成元年（836）进士登第，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登第，与题名年代不合，这一“前”字显为后来追添。《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蔡京与李商隐伴同令狐子弟出游，正依附其门下时，此一题名可作佳证。

由此可见，唐人石刻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宋代即已开始，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首先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要推欧阳修。

欧阳修有《集古录跋尾》十卷行世。他注意搜集前代石本，其时距唐至近，所见到的碑志，也以唐代为多。他所收集的金石文字共有一千多卷，作有跋文的有四百二十多件，后又命次子棐作《集古目录》二十卷，系统加以整理和著录。

继欧阳修起而做出很大成绩的是赵明诚，他收集了金石文字两千卷，著有《金石录》三十卷，内中也以唐代的石刻文字为多。赵明诚撰跋尾之文共五百零二篇，对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证，有助于唐代文史的研究。例如该书卷二八《唐元结碑》曰：“右《唐元结碑》，颜鲁公撰并书。案《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又《碑》与《元和姓纂》皆云结高祖名善祎，而《家录》作善禘，未知孰是也。”足以显示碑文对于研究唐诗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其后又有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问世。此书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而将石刻中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则附于卷末。各家辨证审定之辞，则著于下。此书搜集的资料甚为丰富，近于全国碑刻的一次总登记，这也说明宋代已经初步具有对某项事实或现象进行全国普查的条件，因此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综合性的著作。其后还有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四卷行世，此书只记南宋疆域之内的碑刻，但所记叙碑文年月碑主姓名之大略可供考证之需，也是有益于考史的一部著作。

南宋之时还有不著撰人的《宝刻类编》八卷行世。《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蒐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

上述种种表明，唐人的碑铭和墓志，到了宋代即已得到重视。初步做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可贵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可据此对有关人员进行考核。例如《全唐诗》卷三一二记李幼卿、李深、羊滔、薛戎、谢勮等人均作有《游烂柯山诗》，说明这些人曾同游此地，而《宝刻丛编》卷一三两浙东路出衢州内载有《唐游石桥序并诗》，下云“序谢良弼撰，诗刘迥、李幼卿、李深、谢勮、羊滔撰，元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可知《游烂柯山诗》亦当作于同一时期。用这两组诗互证，即可推知这些诗人的活动地区与活动年代。

宋代著录碑刻的著作的一大缺憾是未附原文，这或许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到了清代，方始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王昶的《金石萃编》一百七十一卷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可称辑考古代碑刻的集成之作。二书不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体例上也有革新。二者都附有碑刻墓志的原文，这些文字都经过详细的考订，后附各家的研究文字，最后加上自己的判断。读者查究每一篇碑刻，即可获得有关这一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事唐代文史工作的人，自然要把这两部著作视为案头常用之书了。

清末民初，考证金石文字的风气大盛，端方等人倡之于前，罗振玉等人倡之于后，都有这一方面的著述行世。特别是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后，洛阳北邙山大发冢墓，唐代墓志大批流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更是前所未有。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人乘机收购，最著名的，便是张钫（伯英）求得唐志一千二百多方，于河南铁门关建千唐志斋以贮之，其后他以拓片的方式，出售《千唐志斋藏石》，为研究唐代文史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最近文物出版社又将全部拓片影印出版，改名《千唐志斋藏志》，学术界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就方便多了。

这里应该对洛阳一地的情况做些说明。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山东广大地区沦入藩镇之手，文化水平降低，原来一些土著大姓逐渐向内地移动，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玄亮）墓志铭》内云：“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而洛阳的北邙，自汉以来一直认为是亡灵归宿之地，葬在这里的人更多。王建《北邙行》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因此该地发掘而得的墓志，尤较其他地方为多。罗振玉即撰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十五卷。近人利用洛阳出土志文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陈寅恪据《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考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罗根泽据李昂《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说明李邕享年七十三岁，周勋初据《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探知高适家族及先世所出，可见研究唐诗的人，不可不注意碑刻文字。

有些学者也就凭借丰富的资料从事汇编工作。周绍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辨证文字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台湾则有毛汉光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出版，自序中说：“在本书所蒐唐代拓片之中，属于人物碑志者，墓志铭约三千三百余张；另碑志铭类、塔志铭类、杂志铭类等约一两千张，总共有五千余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碑铭中人物皆不载于正史。按新、旧《唐书》纪传及附传共二千六百二十四人，故碑志人物数量倍于两《唐书》。以文字数量而言，唐碑志字数亦超过两《唐书》字数。金石文字数量超过正史字数，在历代历朝之中，唐刻乃是独有的现象。”可惜至今还没有条件把散在各地的唐代拓片汇聚在一起印出，这对唐诗的研究工作来说，真是一种缺憾。

薛稷《信行禅师碑》

石刻文字仍在绵绵不断地被发掘出来。研究者要时常注意这方面的讯息，扩大资料来源。例如安徽滁州市文化局编了一本《琅琊山石刻选》，内有刺史李幼卿于大历六年（771）所作的《题琅琊山寺道标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时助成此□□筑斯地》五言长诗一首，从未为人著录过。李幼卿还是一位小有声名的诗人，《唐诗纪事》等书均有记载，阅读这首诗，对他的成就会有更多了解。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文人受托写作碑铭墓志中的文字，往往对墓主有所粉饰，因此有关墓主生卒仕履等方面的记载，一般说来还比较可信，至于对墓主或某些事件的评价，那就未必如此了。东汉蔡邕善于写作碑志，他就曾说过：“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续汉书》）唐代写作碑志文字报酬丰厚，文人争相罗致，《国史补》卷中《韦相拒碑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可见其时风气之坏。即使是那些以正道自居的人，怕也未能免俗。韩愈以写作碑志著称，李商隐《齐鲁二生》叙刘叉事，即云“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后来遂有称碑志为谀墓文者。读者利用这些材料时，应与其他材料互参，以免为其中的粉饰之词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