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记

有关唐代名人的记载，有“三大缙绅录”之说，其一即《元和姓纂》，其他两种则为《尚书省郎官石柱》和《御史台精舍碑》。因为这三种文献上记载着大量的有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姓名，后两种文献上更记载着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以及御史台三院中的官员的姓名，后人可以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唐代政体建置和任职官员交替的情况。不论从研究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从研究个别的人物来说，都很有价值。

上述石柱和碑刻，属于壁记的范围，不论前朝或后代，都未看到过同样的建置，这些壁记可说都是唐人留下的至可宝贵的一种特殊的研究资料。

《封氏闻见记》卷五《壁记》曰：“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记当厅前后迁除出入，寝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自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可见其时不仅尚书省和御史台中有壁记，其他衙门均有，只是没有二者著称，而且大都失载罢了。壁记墨书，易于漫灭剥落，故自开元时起，尚书省中即以石柱代替壁记。石柱题名，也就是壁记的另一方式。看来当时尚书省中建有两个石柱，分载左右二司及二十四司郎中、员外郎之姓名，今记录尚书右丞分管兵、刑、工三部诸司之右边一石已毁，只剩下了记录尚书左丞分管吏、户、礼三部诸司之左边一石。御史台精舍碑的设置情况与此相类，但其建立要比郎官石柱为早。武后之时，冤狱甚多，御史台又为主断大狱的地方，故建精舍以祈福。中宗时在台中建碑，即将壁记代以石刻，由官署移诸精舍。

这两处著名的碑刻，过去似未得到重视，仅宋代的《宝刻丛编》卷七上有记载。直到清代，朴学兴起，注重实物考证，顾炎武访求各地碑刻，始在《金石文字记》中著录。钱塘赵魏仕于西安，亲至碑下手摹其文，刻入《读画斋丛书》，王昶编《金石萃编》，也记下了碑文全部。诸人导夫先路，功不可没，但碑文复杂，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

利用这两种珍贵的史料，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是赵钺、劳格。赵钺创举之功，但投入的劳动更大，做出的贡献更为卓越的，是劳格。劳格在贫病交困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殁时仅四十五岁，未能及身定稿，后由丁宝书编为二十六卷，刻入《月河精舍丛钞》，成了后人研究唐代文史者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料书。

此书有裨考证，例如《唐诗纪事》卷一记有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臣下应制，韦安石、苏瑰、李峤、萧至忠、窦希玠、韦嗣立、李迥秀、赵彦伯、杨廉、岑羲、卢藏用、李咸、阎朝隐、沈佺期、薛稷、苏颋、李乂、马怀素、陆景初、韦元旦、李适、郑南金、于经野、卢怀慎二十四人奉和。《全唐诗》录入全部诗作，小传中均叙仕历，而郑南金名下独缺。考《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中有郑南金其人，可知郑氏时任此官，而其他文献则无此记载。《全唐诗》编者未检《郎官石柱题名》，因而未能补正。

但自赵魏起至劳格止，都有一些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推其原因，则是对郎官石柱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所致。原来石柱上的郎官题名，先后一共刻过三次，初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再刻于贞元中，三刻于大中十二年（858）。石面多次镌刻，空隙越来越小，于是见缝插针，填补空白；前后刻法又不一，还有左旋、右旋的问题，骤视之，很难摸清头绪。经过各家的不断钻研，愈益明晰，于是劳格起而纠正了赵、王二人的错误，但赵、王二人亲自去看过原物，记石柱为七面，劳格遽尔认为当有八面，则是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

而各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则是碑文记叙错乱。因为郎官石柱曾中间断裂，清人看到的石柱，已是黏合而成的了。黏合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上下发生了错位，于是原来排列整齐的各司郎中和员外郎，竟羼入到其他衙门中去了。

岑仲勉对这两种著作重新钻研，对于石柱用力尤多，撰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二文。《新著录》着重碑文本身的研究，纠正前代学者的各种错误，汇合各种拓片文本，重新对各部郎官的名单进行了整理，于是错综复杂又很纷乱的行格厘然可读，计得位置可见者三千四百余人。《新考订》则对劳格考而未详或有错误者起而补正，材料不足者补之，考证有误者订之，如于“祠部郎中”下说明道：“石柱原有祠中题名，赵、王二本均误入度中，劳本虽剔出若干，然大半仍留在度中之内，致祠中题名，析附度中、祠中之下，皆由劳氏过信书本而过疑石刻之故。余此次井理，与别司异，全照石刻所见录出，依劳《考》命名曰《石刻》。”这份整理后的名单，自然比劳格等人之说更可信。

近人对这两种特殊资料都很重视，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首推岑仲勉的贡献为大。当今读者或研究者在利用劳格的《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时，应和岑氏著作并读，所得知识才更为完整可靠。

这里还可再举一例，说明综合运用姓氏书与壁记等材料考订唐诗时所起的作用。高适有《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此公不知何人？按诗之前端云“晋公摽逸气，汾水注长流”，知其源出河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西祖兴，字季达，晋河东太守”，是为西祖房之始祖。薛太守当是此族后裔。诗中又云：“御史风逾劲，郎官草屡修。鹓鸾粉署起，鹰隼柏台秋”，可知此人先后曾列职御史、郎官。查此族中工部郎中孝廉之子自劝，仕履与此相符。《唐御史台精舍碑》载自劝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郎官石柱题名》载自劝为司勋员外郎，与高诗合。《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乙丑：“泾州刺史薛自劝贬澧州别驾”，今又升迁至东平太守，所以高诗称其“一麾俄出守，千里再分忧”。由此可见，恰当运用壁记等材料，可解决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壁记”，即翰林学士壁记，可与上两种材料参列。

唐代文人，以入翰林为荣。翰林学士执掌御前笔墨，权力很大，故时称“内相”。当时就有不少文人记载院内故事，如李肇《翰林志》、元稹《翰林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宋代洪遵汇集唐代有关翰林院的文字，编成《翰苑群书》二卷，成为研究这一机构的重要文献。

翰林学士壁记中的记载至为宝贵，岑仲勉仿赵钺、劳格考订郎官、御史的体例，成《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十二卷与《补唐代翰林两记》，对唐代那些著名的文学侍从之臣的经历详细地做了考订和记叙。

唐时不但像翰林院这样的衙门有壁记，其他军政衙门有壁记，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府也有壁记。李华写作壁记甚多，除《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外，还撰有杭州、衢州、常州、寿州四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河南府参军二厅壁记，安阳、临湍二县县令厅壁记，详细地记叙了这些衙门的建置和任职官员的情况。白居易有《江州司马厅记》，对司马一职的特殊建置做了说明。这些都是有裨考证的资料。尽管壁上墨书不知毁于何年，但却保存在二人的文集和一些总集之中。与此类似的壁记尚多，可供参证。

张旭壁记

唐代诗人，除隐居山林或沉沦下僚者外，大都涉足仕途，因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入仕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必然厕身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机构之中。这时出现了众多记载官署内历任人员的壁记，也就为后人提供了这些方面丰富的可靠资料。

以上所言，主要是从考史的角度论述壁记的作用，并非全面肯定壁记的价值。实则壁记的内容是很芜杂的，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曰：“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这就说明，学者若将壁记作为一种史料运用时，必须有所鉴裁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