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

唐人承前代遗风，仍以故家大族姓望为重，虽经皇室的干预，利用重新修订姓氏书等手段，抬高关陇集团新兴贵族的地位，压低原来山东士族的声望，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重视族姓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晚唐。

《隋唐嘉话》卷中：“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但唐初的许多功臣，不顾皇家阻拦，仍然暗中与大姓通婚，这项禁令随后也就自行消歇。《隋唐嘉话》卷中又曰：“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这话典型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的向慕目标，其中之一便是与高门联姻。

七姓、五姓内涵相同，因为崔姓而言清河、博陵，赵姓而言陇西、赵郡，指的是崔、赵两姓中最著名的郡望。

标榜郡望的习气起源很早。自汉代起，随着地方著姓的出现。人们逐渐重视姓氏所出，例如“关西孔子杨伯起”之后，无不自我标榜“弘农杨氏”；袁氏四世三公，其后也就自我标榜“汝南袁氏”。他们的出生之地，也就是籍贯，因在本郡享有声望，故又可称之为“郡望”，郡望和籍贯是统一的。其后由于仕宦等原因，有人迁居外地，但仍标举原来的出生之地以自炫，郡望和籍贯开始脱离；而散布各地的某姓某氏，仍然热衷于标榜其发家之地，各地家族之间则要求通过编撰族谱来进行维系，于是自魏晋南北朝起，也就兴起了所谓谱牒之学。有人专门研究一些家族的源流，记录这些家族中的本支和分支，随后也就出现了综合各家谱牒的姓氏书一类著作。

隋唐之后，世族政治渐告衰落，但因袭而成的流风余韵，却还贯穿一代终始。唐代也有谱牒之学的专家，且有著作传世。柳冲著《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新唐书·韦述传》曰：“述好谱学，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录，故于百氏源派为详。乃更撰《开元谱》二十篇。”而韦述的著作，又由柳芳补足写成，《新唐书·柳冲传》中还附有柳芳论谱牒的大段文章。其后柳氏和韦氏的子孙也常从事纂辑谱牒之类的著作。

可惜这些唐人的著作大都亡佚了。敦煌石室发现姓氏书数种，内有前人定为《贞观氏族志》而今人认为当属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所修的《条举氏族事件》，记录的就是全国著名的郡望。由此还可窥见唐初那些世族高门的盛况。

刘知幾在《史通·邑里》中说：“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这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诗人的姓氏所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韩愈像

《旧唐书》中采录了很多唐代史官的原文，叙及传主时，常标郡望，如称王维为太原祁人，高适为渤海蓨人，韩愈为昌黎人之类。又唐人称呼他人时，也常标郡望，如李华《三贤论》中提到陇西李广敬、范阳卢虚舟、颍川陈兼等，都指郡望而言。这些人并非出生或居住在这些地方。

这种称呼经常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如独孤及在《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中称其与“南阳张继、安定皇甫冉、范阳张南史、清河房从心相与为尘外之友”，而《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张继诗一卷，下注曰：“字懿孙，襄州人。”二者似有矛盾。实则南阳指的是郡望，襄州指的是籍贯。这里的南阳，是指东汉时期的南阳郡，襄州属下有几个郊县则为汉代南阳郡之属县。因此，张继如果生在襄阳县邑之中，那就和南阳郡无涉；如果生在襄阳郊外，也就可能真是南阳郡人。这和诸葛亮的情况相类，他隐居在襄阳城外的隆中山，而又自称“躬耕于南阳”，后人附会，认为他隐居在中州的南阳，以致彼处也出现了一处卧龙冈。这都是由于泛称郡望而引起的错乱。

唐诗的研究工作中易犯这类错误，如《中兴间气集》的作者，署渤海高仲武，有人就以为他是今天的山东滨县人。殊不知唐人无仅标县邑之习，这里指的是前时的渤海郡，而汉代的渤海郡治又迁徙过几次，有时当今河北沧州，有时当今南皮县，唐人泛称，很难确指。不了解唐人风气而靠查检地理志去落实，就不免张冠李戴。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把过去的著望滥用，也就增加了更多的混乱。例如窦蒙《述书赋注》曰：“右丞王维，字摩诘。琅邪人。”谷神子《博异志》曰：“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二王并非琅邪王氏后裔，这就离事实更远了。

唐人喜称郡望，实乃沿袭前代余风，用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宋人记录，常改称籍贯，而又不太精确。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唐代正处在世族极盛的魏晋南北朝与世族解体的宋代之间。此时谱牒之学由盛转衰，正处在尚还讲求而又不太严格的中间阶段。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前此的谱牒具有据之选官和通婚等实际作用，所以有讲求谱学的必要。唐代谱学的实际作用减少，但标榜血统高贵的风气却还没有遽尔泯没，这样也就仍然不断出现有关姓氏的著作，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又出现了滥用的现象。

唐人的著述条件以及书籍流通的条件远比前代为优，因此六朝的谱牒著作已片纸无存，而唐人的著作则尚有流传者。

《元和姓纂》

理清唐人家族之间的联系，明确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目下所能见到的重要著作，首推林宝的《元和姓纂》。《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曰：“氏族则林宝”，可见此人当时即负盛名。可惜这一著作早已残佚，现在流行的孙星衍、洪莹校补本《元和姓纂》十卷，原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除皇姓外，分依唐韵二百零六部排比，各载受姓之始，下列各家的谱牒。据林宝自序，此书原为备朝廷封爵之用，故无职位者不尽入录，各家子弟亦有记载不全者。而且卷首佚国姓（李氏）一门，里面又佚卢、崔、裴、萧、高、杨、郑、薛等大姓，从其他留存的各家来看，时见附会之词，特别是在追叙受姓之由时，更多夸饰。但是书中毕竟保留着许多珍贵的资料，研究唐代文史的人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

经过众多学者的整理，纠正了不少原有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书已有较好的本子可供阅读。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利用各种文献，特别是广泛征引了碑刻中的材料，全面进行订补，使此书更为便用和可信。

有的诗人，其事迹仅见此书。如《全唐诗》卷二记长孙正隐《晦日宴高氏林亭》《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二诗，名字之下无所说明。高氏为唐初著名书法家高正臣，《唐诗纪事》卷七于其名下叙曰：“《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华字为韵。（陈）子昂为之序”，“《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军为之序。《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六人，以春字为韵，长孙正隐为之序”。然而在介绍到长孙正隐时仍无所说明。按传世有《高氏三宴诗集》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与宴者颇详，亦云正隐等人事迹不详。馆臣还说此书原出宋刻，云是“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欤”。《唐诗纪事》采用的当即鲍本，故内容多同。查《元和姓纂》卷七记长孙纬曾孙贞隐，太常博士。“正”字乃避宋仁宗讳而改。长孙为胡姓，今人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叙北方胡族族姓由来颇详，可以参看。

唐人俗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足见其声势之隆。这些世家大族，文化水平很高，出现过不少诗人。《元和姓纂》中就记载着许多值得发掘的史料。例如李白有《江夏赠韦南陵冰》《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等诗，前人以为此人乃韦坚之弟，然与史实不合。郁贤皓据《元和姓纂》卷二韦氏郿城公房世系，考知此一韦冰乃韦景骏之子，韦述之弟，韦渠牟之父。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曰：“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其时韦渠牟年仅十岁稍过，李白以通家子弟之故，亲加指授，遂有所成。假如不知韦冰为何人，也就不能了解李白为什么会对韦渠牟如此关切。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作用和《元和姓纂》有类同处。许多不见列传的人物，可从表格中略窥其家世与仕历。按《宰相世系表》六卷（实为十一卷）原为宋初的谱牒专家吕夏卿撰。他用表格的形式表示上下各代的关系，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因此这一著作不但内容包孕宏富，而且形式上也有创新。

按照前人研究，吕夏卿撰《宰相世系表》，主要依据就是林宝的《元和姓纂》。但《元和姓纂》中残佚的部分，《世系表》中时有完整的记叙，而且其中还增加了元和之后的材料，因而自有其价值。有的诗人，其事迹仅见此表，即如作有《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直字》的李咸，《全唐诗》名下一无说明，查《宰相世系表》二上，知他出于姑臧大房，乃李义瑛之子，宰相李义琰之从侄，官工部郎中。可知在唐诗的研究工作中，此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一卷（实为二卷）的作用与《宰相世系表》相同，唯包容的人数较少。

宋代还有一部有关谱牒之学的著作，即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十卷，也是参考《元和姓纂》而编成的，里面也有关于唐人族姓世系的完整记叙。《元和姓纂》中遗佚的族姓，退而求其次，只能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等书中去搜求了。原辑本《元和姓纂》卷一○独孤氏无独孤楷一支，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即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所录辑入。

有关唐代的一些著名族姓，应该重视上述三书的记载，但在其他一些不为世人所重的书中，有时也会遇到个别有价值的资料，例如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六叙畅氏曰：“唐户部尚书畅璀，尚书左丞畅悦。璀子常、当；当，进士擢第，为太常博士。悦子偃，并河东人。”畅璀，新、旧《唐书》有传，高适有《睢阳赠别畅大判官》一诗赠之。有人以为唐诗中之畅大或是畅当，《唐才子传》卷三《王之涣》叙旗亭画壁故事，误将畅当列入，故此说似可信。畅当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全唐诗》及一些流行极广的选集，如《唐诗别裁集》《唐宋诗举要》等均以《登鹳雀楼》诗属他所作，近人又据《梦溪笔谈》卷一五及其他典籍考知此诗实为畅诸之作，而《唐诗纪事》卷二七又云畅当、畅诸为兄弟行。《元和姓纂》卷九载“《陈留风俗传》有畅悦，河东人。状云：本望魏郡。瓘子当，悦子偃。又诗人畅诸，汝州人，许昌尉”。“瓘”字显为“璀”字之误。这种记载说明，畅当、畅诸不是同一族人，然畅当有无兄弟，则没有记载，不像《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说的明晰。今知畅璀排行第一，畅当排行为二，则畅大判官云云，自然不可能是畅当，而是其父畅璀的了。即此一例，也可看出这类著述的宝贵以及加以综合利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