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

史传史传一类著作，名目繁多，大体说来，有正史（纪传）、编年、别史、伪史、杂史之别。“正史”“伪史”之分，自然是从皇朝的正统名分着眼的；“正史”“编年”之分，则是从著作体裁区分的；“别史”的性质很杂，其中一部分为政典；“杂史”的性质则近于小说。

研究唐诗，应该首重正史中的资料。因为李唐皇朝重视修史，建有一套完整的征集史料制度。这在《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内有详细记载。如云“祥瑞”则“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则“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则“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则“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其后又云：“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说明史官还有征集史料的责任和权力。

唐代的达官贵人，身殁之后，无不请人撰写行状传记，呈交史馆，以备采撰。有人认为某人应该入史，也可将其事迹径送史官，以备采择，如元稹有《与史馆韩侍郎书》，介绍甄济的事迹；柳宗元有《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状》，介绍段秀实的事迹，可见唐朝的史馆中采择史料的渠道是畅通的，史源相当丰富。

正史的来源比较可靠，历朝历代又起用著名的文人学士撰写，后起王朝编纂前代史实，组织措施和修史程序都比较正规，因此相对地说，正史的记载总是比较可靠。

但这并不是说正史中的文字全然可信。由于唐代距今已久，传主的生活年代距离修史之时也已历有年代，文献难免有所散佚，而原始史料中的记载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因此引录史文时，仍然需要细加考核。例如高适其人，官高位重，在盛唐诗人中是很突出的，因此新、旧《唐书》中都列有详细的传记。传记大体可信，但在叙及后期入川任职时，却都记作先任蜀州刺史，后任彭州刺史，以致后来的《唐才子传》等书均袭此误。这与高适的仕履显然不合。据此研读高诗，就会显得扞格难通。后来黄鹤等人注释杜诗，援用了柳芳《唐历》和房琯《蜀州先主庙碑》等文献，确证高适入川实为自彭迁蜀。柳芳《唐历》为盛唐时期的编年史，柳芳、房琯均与高适同时，二人之文今已不传，但为宋人的注文所征引，可以据之订正两《唐书》的错误。这就说明，研究唐代某一诗人，不但应当援据正史，同时还要参稽与之有关的各种著述，特别是与此一诗人同时或与其时代相近的文献，以补正史书之不足。

唐、五代的史书，列入正史者共四种，即后晋刘昫领衔实为张昭远等人修撰的《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撰的《新唐书》，宋初薛居正领衔实为卢多逊等人修撰的《旧五代史》，欧阳修个人修撰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这些著作各有其优缺点，援用之时应当有所了解。

关于《新唐书》和《旧唐书》的高下，前人议之颇多，大体说来，可做这样的区划。宣宗之前的人物传记，可以偏重《旧唐书》中的记载，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朝代，有关的帝王实录等重要文献大体上还算保存完整，吴兢等人修撰的《唐书》保存得也较完整，张昭远等人据此修撰，也就容易显示水平。宣宗之后，由于国史中断，也未编成实录，时衰世乱，史官也难以多方搜求文献，这样也就影响到史料的完整。《新唐书》继起，欧阳修和宋祁等人鉴于中唐之后史料不足，大量吸收笔记小说等方面的文字入史，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的传记确比《旧唐书》有所提高，但在《本纪》部分，则因力求简括之故，许多重要史料被删削，反而不及《旧唐书》之详悉。

《旧唐书》

唐代的人大都能诗。一些达官贵人，都有诗篇传世。因此，新、旧《唐书》中的列传部分，也就是考察这些诗歌作者的有用材料。但纯以诗名而又够得上入史的人毕竟不多，绝大部分诗人，声名不显，只有部分赫赫可称的人才能进入文苑。这些人就不见得有完整的行状、墓志等材料留存，史官也就只能大量采择小说为之立传了。

例如王勃，一共只活了二十七岁，生平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但文才出众，小说中多所记载，于是《新唐书·文艺传》中也就援用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如有关写作《滕王阁诗序》事，出于《唐摭言》卷五；有关腹稿之事，出于《酉阳杂俎》卷一二《运次》；有关王通居白牛溪教授门生甚众事，出于《贾氏谈录》；有关王勃作《唐家千年历》事，出于《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又如杜甫，《新唐书·文艺传》中叙及严武欲杀之事，出于《云溪友议·严黄门》；《严武传》中叙及武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则出于《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这类记载中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在引用时，必须加以别择。

王勃像

正像《唐书》有新、旧两种传世一样，《五代史》也有两种传世。《旧五代史》虽无完整本子留存下来，但经过四库全书馆臣邵晋涵等人的努力，利用《永乐大典》等书中的材料重行纂辑，一般认为已是十得七八。因为薛居正等人修书时依据的是帝王实录等重要史料，因此有其可贵之处。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着重借修史体现自己的史学思想，但在史实方面，也有一些异同和补订。宋初陶岳著《五代史补》五卷，乃补《旧五代史》而作，叙事首尾详具，可参看。

五代十国，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四分五裂的大地上，也活动着不少诗人，虽然成就并不太高，但也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由唐入宋过渡时期的特点。其中部分诗人的事迹，也见于史书。

五代有史，十国之中，除北汉外，也都有史书留存。如南唐有马令《南唐书》三十卷，陆游《南唐书》十八卷，后蜀有张唐英《蜀梼杌》三卷，吴越有钱俨《吴越备史》四卷，南汉有吴兰修《南汉纪》五卷、梁廷柟《南汉书》十八卷，而合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三国事迹，有周羽翀《三楚新录》三卷，而合十国中之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五国事迹成书者，则有北宋人撰《五国故事》二卷。读者如想研究某一位厕身于割据一方的军阀统治区内的诗人，了解其周围的环境，也就可以找这些书一读。

在这些地区内，南唐和蜀地的局势比较稳定，经济条件也好，许多著名的文人前去避难，留滞于此，提高了两地的文化水平，流传下来的史料也就丰富，而撰述南唐野史者为数更多。史载记江南史事者有六家，徐铉、王举、路振、陈彭年、杨亿、龙衮均曾有书，此外有郑文宝《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史虚白之子《钓矶立谈》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江南馀载》二卷。有关南唐诗人的事迹，可以从中搜求。

这些私人著作，限于个人见闻，失实之处颇多，需要利用各种材料互证。例如马令《南唐书》卷五《后主书》中记载：曹彬破金陵，“煜举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属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按元宗李璟共十子，后主为第六子，显与诗中所说兄弟四人的情况不合。再检郑文宝《江表志》卷一，得知此诗实为吴让帝杨溥于泰州永宁宫之作，这样全诗才能豁然通解。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于此早已考释清楚，然而至今还有不少人仍将此诗误归李煜名下，这是他们不熟悉当时的史料，也不知道杨溥其人的缘故。

十国的历史更见混乱，后代一直有人企图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明晰可读。宋代路振著《九国志》，采吴、南唐、吴越、前后二蜀、东南二汉（东汉即北汉）、闽、楚九国事，成四十卷，其后又经张唐英增入北楚事，成五十一卷，然已残佚，今传世者仅十二卷。虽然可供参证之处不少，但终使人不无遗憾。时至清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一书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全书计一百一十四卷，内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纪元表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实属研究十国历史的佳制。这书是吴任臣的精心结撰之作，搜辑既勤，体例又精，成就自高。目下已有徐敏霞、周莹的点校本出版，研究这一阶段诗歌的人，可以充分利用此书了解所谓残唐五代割据区内诗人的动态。

到了元代时，出现了西域人辛文房写作的《唐才子传》十卷。这是一部研究唐诗的专著，共录诗人三百九十七名，介绍事迹，间加评论，实为学习唐诗的必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然辛氏考订欠精，错误也不少。如该书卷五《张登》曰：“尝晚春乘轻车出南薰门，抵暮诣宜春门入，关吏捧版请书官位，登醉题曰：‘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老翁无品秩，三曾身到凤池来。’其狷迫如此。”与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等文中记叙的张登事迹殊不合。查《湘山野录》知此实为宋人张士逊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康定元年）五月壬戌，宰相张士逊拜太傅、鄧国公，致仕”，“士逊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罢，凡三入相，仅三年”。辛文房所看到的，当是《湘山野录》的原文，该处正作张鄧公，而偶有残夺，讹作“登”字，辛氏遽尔录入，遂成大错。

为此之故，后人起而订正者有之，加说明者有之，最近几年里就出现了好几种校注本。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集合各方面的专家详加笺释，反映出了近年来唐代诗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足资学者参考。

最后还应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略做介绍。这是一部编年史的名著。《唐纪》部分，委托唐史学家范祖禹纂为长编，自行删定，在材料的取舍和综合上极见功夫。因此《资治通鉴考异》中的唐代部分，也是史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功力至深，特别是阐述唐代官制和地理的文字，尤为精到。但顾名思义，司马光著此书的目的，是给皇帝提供政治上的借鉴，文学问题非其措意，因此有人曾说，假如王叔文在政治斗争失败时不朗诵杜甫《诸葛亮祠堂》诗，那么杜甫的名字也就不可能在书中出现。只是研究唐诗的人如想了解某一阶段的历史情况，那么阅读《资治通鉴》，不失为便捷可据的途径。

上官周绘李商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