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韩诗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风格的散文化。

我们都知道，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其实也就是文体的革新。六朝的骈俪之文，把文章写得像格律诗。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要使文章像文章，不要像格律诗。可是，他在诗的方面，却又努力把诗写得不像诗，倒像文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韩诗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有所谓“韩愈以文为诗”，含有贬义，所指的也就是这个事实。

韩诗的散文化，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例如：“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这些都像信笔写来的家书、日记。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炼。例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恍难为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苦寒》）有些句子，在一句话里概括了复杂曲折的意思，完全是“古文”式的简括。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的纡徐委曲。例如：“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无能食国惠，岂异哀癃罢。久欲辞谢去，休令众睢睢。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不能前死罢，内实惭神祇。”（《寄崔二十六立之》）本来是一两句说得尽的，却充分伸展开来，说了这许多。为了助成语气的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例如：“后日更老谁论哉。”（《李花赠张十一署》）“次第知落矣。”（《落齿》）“破屋数间而已矣。”（《寄卢仝》）“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咏雪赠张籍》）有时则又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使语气显得硬健。例如：“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心之纷乱”本来完全可以作“中心纷乱”或“愁心纷乱”之类。

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例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之中，有人有我，有今有昔，有哀有乐，有虚有实，有正有反。在表面的文章逻辑上，人所歌的昔日哀景，是虚写回忆，是被否定了的陪衬之意；我所歌的眼前乐景，是实写今夜，是结论性的主意。但在实际的情感的逻辑上，昔日的患难哀愁，才是真正要追溯的主意；眼前的反面的行乐，不过是故作宽解，反衬一笔，以加强主意。诗中的反与正，宾与主，在实质上和在表面上正好相反。又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开头就说岳神的威灵显赫，诗人自己的虔诚拜奠，说到庙令殷勤相助，向岳神卜问吉凶，一路说下来，真是神乎其神。然后，“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两句，忽然翻转去，才出人意外，力挽千钧。像这样的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的章法，不仅上述长诗中经常运用，短篇的古体诗中同样运用。前面说过的那些表现“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的短篇古体如《古意》《岣嵝山》等诗中，往往更集中地把这些“古文”章法之妙发挥尽致。

韩诗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是中国旧体诗形式方面对称均衡和谐圆润之美的极致。唐代诗人从四杰和沈、宋起，把这种格律诗做得越来越成熟，杜甫尤其是集大成者。在律诗的势力影响之下，古体诗也逐渐律诗化了。所谓“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大概就是指此而言。于是这又产生另一方面的危险，即那种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有日益消亡的危险。杜甫已经努力把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引进律诗，特别是七律中来，使这种对称均衡和谐圆润的形式里，巧妙地融入了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的成分。韩愈则针对着唐人古诗的律诗化趋势，努力把古诗散文化，就是继续杜甫的这种努力，韩愈为了力避对称均衡，在长篇古体诗中，往往通首彻底散行，没有一个骈偶对仗；有时又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可以对而不对。他为了避免和谐圆润，遣词用字力求生僻，爱用人所少用乃至人所不识的字；造句往往故意造成散文调，不是诗调，有时故意违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而做成上三下四的拗句。韩诗为了在音韵上避免和谐圆润，往往越是长篇越不转韵，韵脚越押越险。例如《赠崔立之评事》《病中赠张十八》之类，使人读之，有如攀登一线直上的险峰，喘不过气来，偏又没有一处可以停步换气。而一些短篇古诗，一篇之中，偏偏多次转韵，而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例如《三星行》《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之类，使人读之，好像走着一条十步九曲的小道，总不能潇潇洒洒地走，放开大步地走。

通常含贬义的所谓“韩愈以文为诗”，还包括“以议论为诗”的意思。韩诗中议论的成分确实不少，从艺术上看，未必都是不好的，其实往往倒是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例如《荐士》一篇，全是议论：前半概论中国诗歌史，高瞻远瞩，显然深受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的影响。后半接连用了许多比喻，把贤士要有人提携和进贤要抓紧时间的道理，从各方面说得透而又透。《诗经》的“六义”中原有“比”，那是“以彼物喻此物也”。韩愈在诗中很会运用那种“比”，例如《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又连用十四个叠字，就是大规模地用种种形象来比喻南山。又如《听颖师弹琴》，以种种形象来比喻琴声，也成了公认的名篇。但韩愈独特的创造，尤在于用一连串的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种手法，除上述《荐士》诗外，又如《送区弘南归》《孟东野失子》等其他好多诗篇中都用过。这是遥承先秦诸子寓言的遗风，特别是近接汉、晋“连珠”的“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的传统。这样的发议论，表现了诗人的胸襟和机智，形成高远的美，明彻的美，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的美，又岂是局限于“形象思维”所能达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