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首先可从宋初帝王的热心保存文献说起。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中央政权在不断遭到削弱之后，终告覆灭。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接受前代教训，采取偃武修文的国策，其后几代帝王都很热心文化事业，并做出了成绩。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曰：“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成书，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于此可见当时修书的规模之大和编纂的收获之丰。

这些书中，尤以后世称为宋初四大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价值为大。《太平御览》为类书，《太平广记》为小说总集，《文苑英华》为文学总集，《册府元龟》为分类政治通史。这四种书，都是各个门类的集成之作，至今仍为探讨这些门类的问题时从中发掘材料的渊薮。

对研究唐诗来说，《文苑英华》的价值尤高。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敕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人修纂此书，又命苏易简、王祜等人参修，雍熙四年（987）编成。这书为接续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而作，文体分三十八类，也与《文选》全同。诗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文体，也是容量最大的一种文体。

《文选》所收，上起先秦，下讫梁初。《文苑英华》即上起梁代，下讫于唐。唐代之前作品录入的很少，所以《文苑英华》中的作品，什九以上为唐人之作，以唐诗而言，即有一万余首之多。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周必大致仕家居，始行刊刻。其时此书历经传写，已多误脱，必大乃命门客彭叔夏等援用唐代的许多文献详加校雠。叔夏后撰《文苑英华辨证》十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异文，且发凡起例，将考订成果分为二十一例，逐项论述，成了校雠学上的一部名著。

《文苑英华》

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述及唐人文集流传的情况时说：“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可见其中收容之富。后人也就利用此书广泛地进行纂辑，即以《四库全书》中所保存的七十六家唐人文集而言，其中李邕、李华、萧颖士、李商隐等人的集子，都是这样辑出来的。

君主热衷于保存前代文献，臣下自然会热烈响应，例如太宗时参与三大书编纂的宋白，就曾利用有利条件进行搜集和整理，《宋史·宋白传》曰：“唐贤编集遗落者多，白缵缀之。”

与宋白同时的宋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其子宋敏求，于此做出了更大贡献。他曾预修《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说明他对唐代的史事极为熟悉。先是宋绶曾编有《唐大诏令集》一种，宋敏求重加厘正，分为十三类，于熙宁三年重为之序。唐代典册赖此传世。宋敏求还编有《长安志》二十卷，记载唐代都城的形胜遗迹，这些都为了解唐代文化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

宋敏求家多藏书，还乐于供人使用。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就是利用他所珍藏的文献编纂的。关于此书的编者和性质，后世多异说，经过近代学者的缜密考证，确认此书仍为王安石编定，他利用的是宋敏求家藏的唐诗百余编，其中绝大部分又当是唐代进士的行卷，因此这些集子的卷数每与书目上的记载不同，而且内容也与传留下来的集子不尽相同。

目前能够看到的唐人文集，差不多都是经过宋人搜集整理而编纂出来的。材料来源不同，整理加工的水平有差异，各种集子的面目也就有所出入了。

这里可举韩愈文集的流传为例，说明宋代学者在整理和保存唐代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韩愈殁于长庆四年（824）冬，门人李汉即收拾遗文，进行编纂，《昌黎先生集序》中称“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七百之数显然是不对的。有的本子作七百一十六，有的本子作七百三十八，方崧卿《韩集举正》云其数“皆有不合”，而始从“阁本、杭本，要是唐本之旧”。而据方氏介绍，唐代即有令狐（澄）氏本、南唐保大本和赵德《文录》本。这些本子中当然也有很多差异。

但宋初学者见到的韩集，大体上与李汉原编相去不远。《崇文总目》著录仍为四十卷，柳开在《昌黎集后序》、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韩集得其全，所以后人对韩集的整理加工，主要放在辑佚和校订上。

按宋代目录所记，唐人文集正本之外，常见有“集外文”的著录，如《郡斋读书志》于《高适集》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李观文编》三卷之外，别著“外集二卷”；《柳宗元集》三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刘禹锡《梦得集》三十卷之外，别著“外集十卷”。韩愈的情况同样如此，于《韩愈集》四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到了赵希弁编《郡斋读书附志》时，则除《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别著“外集三卷、《顺宗实录》五卷、附录三卷”。显然，四十卷之外的作品，除《顺宗实录》等因体例不同有时分别著录外，应当就是宋代那些热爱韩文的人辛勤搜集得来的了。

宋代学者整理韩集时，还做了大量的文字校订工作，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前有方崧卿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刊行的《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方氏将采获到的各种不同版本仔细地做了比照，所据者有石本、令狐（澄）氏本、蔡谢校本、南宋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赵德《文录》、谢任伯本、李汉老本，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在校雠体例上，也有很好的创树，云是“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存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应该说，这是很严肃而科学的一种校雠法。

随后朱熹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撰《韩文考异》十卷，在方氏的基础上又把整理工作提高了一步。朱熹为一代大儒，经他加工的著作，自然更有可观。他认为，方崧卿的弊病在于识见不足，“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朱熹本人则“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这样也就在重视底本校勘的基础上，兼用了一些理校方法。由于他态度严谨，学识高明，所以《考异》一出，《举正》几废，说明宋代的文献整理工作沿着精益求精的道路正常地发展着。

唐代文集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

研究唐诗必须根据现存文献，当然无法回避版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人文集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才能知道各种本子的优劣，从而有所抉择。

版本问题与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这里也应做些介绍。

唐代中晚期时，已有印刷品出现，但多限于佛像和历本等物。五代之时，已有官府主持雕版印制的五经和九经，也有一些私人主持印制的总集和类书，但这项技术用于印制文集，要到宋代之后方才普遍。

一些热爱前人诗文的文士，自然会想到运用这项新的技术把喜爱的集子流传下去。穆修刻印韩柳二集，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关此事，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三、《曲洧旧闻》卷四等书均有记载。后人综合诸说，作《穆参军遗事》，引《辨惑》曰：“穆参军老益家贫，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釜募工镂板印数百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文士的热忱和干劲。

穆修整理韩集，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时历二纪之外，文字才行点定，刻印成集后，自行设摊出售。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书籍迅速地成为流通商品，这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

唐人诗集也就以更大的规模流通于社会。

如果说，唐代诗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致散佚泯灭，费尽了苦心，还是难以经受兵燹的洗劫和时光的冲刷。即使像白居易那样，经过周密思考，将六七十卷的文集抄写五本，三本藏在少受外界侵害的佛寺，两本分付亲人。但就是这样，各处藏本还是不能保证安全。香山寺的本子经乱不复存在，东林寺的本子则为淮南军阀高骈仗势取去，随后也就不知所终，于此可见，仅靠抄本传世，何等困难。至于那些穷苦文人，无力进行抄写，更是无法确保其诗文的存亡了。

宋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也就为保存唐人文集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一经印刷发行，那就不是区区“五本”的问题了。读者容易购置，也容易保存，唐诗之能以传留下来，应该归功于宋人的及时整理和印刷发行。

后人研究唐诗，总是希望得到宋版的集子作为依据，这是因为除唐写本之外，宋本已是最近原貌的了。

从事校雠工作和整理古籍的专家，重视宋版，即使是残缺的本子，也无不视若拱璧，原因就在求真。宋本不可得，则求明复宋本或影钞宋本，目的都在力求复现这些本子之中保留着的作品的原貌。

仿宋钞本周昙《咏史诗》

白居易《郡中即事》诗有“遥思九城陌，扰扰趋名利。今朝是只日，朝谒多轩骑”之句，马元调本《白氏长庆集》作“双日”，日本那波道圆本作“直日”，都难通读。宋绍兴本作“只日”，卢文弨据之校改。《宋史·张洎传》：“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举此以证，遂怡然理顺。于此可见宋本存真之可贵。

宋人刊刻唐人诗集，参与的人多，成果也可观。总的看来，要以陈起的贡献为最大。

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云：“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板行，芸居其自号也。”他是江湖诗派中的核心人物。既有诗才，又喜诗道，因此经他整理刊刻的唐人诗集，水平大都很高。尽管有人说他喜以己意改字，然无显证，而他做出的成绩，时人给予高度评价。刘克庄《赠陈起》诗曰：“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但他是专业的书商，这与穆修有所不同。

江湖诗派本重中晚唐诗，陈起为了张大诗派的声势，出版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所以周端臣《挽芸居二首》中曰：“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说明他在保存唐诗和扩大其影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起所刻的书，卷末或署“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或署“临安府棚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或云“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或云“临安府陈氏书籍铺刊行”……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介绍，传世尚有《韦苏州集》十卷，《唐求集》一卷，《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张蠙诗集》一卷，《周贺诗集》一卷，李中《碧云集》三卷，《鱼玄机诗》一卷，《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韦庄《浣花集》十卷，《罗昭谏甲乙集》十卷，《朱庆馀诗集》一卷，李咸用《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常建诗集》二卷。实际上自不止此数。江标影刻《唐人五十家小集》，很多本子原为陈起、陈思父子二人所刻。这些书籍，出自棚北大街陈宅，故习称书棚本，向为藏书家所珍视。

陈起刻《周贺诗集》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吴下出现一种“唐十二家诗”，《杜审言集》前有庐陵杨万里序，《孟浩然集》前有宜城王士源序、韦縚重序，《岑嘉州集》前有京兆杜确序，《王摩诘集》前有王缙的《进王摩诘集表》。这些地方保留着宋本的原始面貌。这种“唐十二家诗”的行格为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和书棚本行格一样。这是从正德年间的一批唐人诗集中选出十二家加以重印或复刻而编成的。推究起来，其源应当出自书棚本。

嘉靖时期朱警刻《唐百家诗集》，其行格也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朱氏在序言中说，各家诗集均以宋本为底本。后人当然不能贸然断定他是根据书棚本而重刻的，但推断其中有不少本子原出陈起父子所印的宋本，当去事实不远。由此可见，陈起父子当年刊行的唐人诗集，除有大量的中晚唐时期的诗集之外，也有很多初、盛唐时期的作家作品。

总的看来，唐诗由于宋人的及时整理而多少得以保存原貌，又由于宋人及时刊行而得以传留后世。

上面只是举书棚本系统的诗集的流传情况为例，说明唐诗通过怎样的条件保存了下来。由于宋代书肆林立，印刷业发达，刊刻的唐人诗集为数是很多的。有的诗集则以钞本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明代，文化事业更见发展，文坛上又时而兴起崇尚盛唐之风，时而兴起崇尚中晚唐之风……书商也就配合着搜集、整理、刊刻相应的诗集以求售。这时出现了许多唐人诗集的合刻本，除朱警《唐百家诗集》一百八十四卷外，黄贯曾刻《唐诗二十六家》五十卷，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七十八卷，黄德水、吴琯刻《唐诗纪》一百七十卷，等等。到了明末，就出现了胡震亨所编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清初又出现了季振宜所编的《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其后清圣祖玄烨命彭定求等以季、胡二书为底本，重修《全唐诗》，成九百卷，唐诗的整体面貌也就大体上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