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企业管理的变化

产业报国会运动

如第一部分所述，即使是在有八小时工作制、工厂委员会制度等先进的劳资关系的久保田铁工所，为了稳定劳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过几次劳资纠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产业报国会构建了劳资关系的基本框架。久保田铁工所尼崎工厂在1939年（昭和十四年）11月28日成立了产业报国会。权四郎任名誉会长，会长田中勘七郎，副会长山本光男，从公司和工人双方共20名委员[1]。委员的任命有会长指名推荐和过半数员工推荐两种方式。田中会长公布1942年度的工作目标为：（1）减少缺勤，（2）提高人均产量[2]，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很遗憾，在日美的生产大战当中，我们的人均产量远远不及美国。我相信我们的产业战士在手工熟练程度和头脑灵活程度上并不逊色，只是生产设备不及对方，我们的生产现场就是战场，相信我们会以拼死奋斗的精神凌驾于美国之上。”

产业报国会的座谈机构有班常会、队常会、部队座谈会、总座谈会四个层级。最底层的班常会上“经常被误解成是座谈机构的决议机关而在会上进行决议，想让大家了解班常会的作用是上传下达，并不具有表决权”。[3]

工厂委员会曾经被作为横向抵抗工会的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又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报国会，公司所设想的座谈机构的主旨始终没能得到贯彻。

第一次总座谈会（1941年12月11日召开）的讨论事项如下：“一、加强家庭邻保制度”，“二、年末志愿义捐募集”，“三、为国防提供资金”，“四、祈祷战争胜利”，“五、提交产业报国会战争后方服务决议”，“六、修改上班时间”。[4]

工会组织的存在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2月，久保田铁工所工会联合会作为工会在全公司的统筹机构应运而生了。此后如下文所述，在相关企业久保田第二铁工所劳资关系紧张，同时围绕工会的发展路线，工会之间也存在对立关系。

在久保田第二铁工所，1946年4月和1947年4月发生了两次劳资纠纷事件。据权四郎的描述，第一次纠纷事件“昭和二十一年4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我在总公司的社长室，听到若江（久保田第二铁工所——引用者注）的近200名参与纠纷的员工吵吵嚷嚷地闯入公司。我刚把通往专务室的门把手按下去，他们就从社长室的北窗看到了。一边喊着社长在这呢，一边硬往里面闯。不得已我又坐了回去，这时候又拉来了专务小田原大造和几名他的部下与我一起并肩坐着。……我说我和久保田第二铁工所没什么关系让我回去吧，待在我旁边的共产党员说不能让你回去。……下午7点左右我说我觉得很不舒服，再待下去命就没了。那个共产党员也没同意让我回家。[5]”

就这样虽然被迫承诺给工人增加两倍工资，但久保田第二铁工所还是在1949年11月关门停产了。

1949年3月17日发行的久保田铁工所堺工厂工会《运动方针（草案）》中写道：“所谓健全的工会，一言以蔽之是要有自主性、民主性、责任性的工会。工会的所有事务应不受到外界的支配和干涉。也就是说，如果被工厂左右的话就成了资本家的御用工会，成为政府政党的工会就完全没有自主性可言。”他们控诉说：“如果工会允许进行政党的俱乐部活动（进行招揽党员的宣传，组织党员活动——引用者注），我们的工会就是在不知不觉地朝着政党的方向发展，待我们发现时已经无法回头了。过去的久保田第二铁工所（若江工厂）的劳资纠纷就是前车之鉴。现在若江的各位兄弟苦于现状却无计可施。前几天已经从各产业工会（全日本各产业工会会议——引用者注）中退出，转而加入了与我们一样的总同盟。我们应该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排除政党的俱乐部活动。”[6]

现在想来正如第一部分所述，1921年（大正十年）“创立工厂委员会，期待诸位的成长进步。秉承谦虚互助的精神逐步发展，对于大家来说工厂是人性化的工厂，员工是优秀的员工”。公司明确表明“应排除持有不切实际意见的人。总同盟所属久保田铁工所堺工厂工会也极力排除各产业工会的影响。”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5月发行的久保田铁工所《公司概要》中“昭和二十一年4月久保田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非常容易被人误解成为与总公司工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二者并无关系。总公司工会加入了总同盟，致力于健全机制融洽劳资关系，决计不会参与任何纠纷事件。……应确信将来虽然不免会有小争议，但公司在劳资一体这一点上是坚定不移的”。[7]对于解决这个战后的劳资纠纷悬案，展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企业管理

将秉承协调主义的工会纳入企业统一管理的一员，是在企业所有者家族退出管理舞台，专业经营者和工会互相信赖的前提下，达成的互相监督长期协议。

经营者极力避免解雇员工，工会需要对经营者有充分的信任。这种劳资关系加上股东、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等，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企业管理模式。

久保田静一退任社长后，工会组织和金融机构更是提出了更高要求。小田原大造作为双方都认可的“合格”人选，成为长期执政的负责人。

注释：

[1] 以下内容摘自久保田铁工所尼崎工厂产业报国会编（1942）《事业收揽》第3号3—4。

[2] 同上，14。

[3] 同上，22。

[4] 同上，23—24。

[5] 摘自最高法院事务局刑事部第一科编（1948），《劳资纠纷案件审判集》（三芳书房）130—131。

[6] 久保田铁工所堺工厂工会教育委员会宣传班《运动方针（草案）》（久保田铁工所堺工厂工会《工会报告书》收录）昭和二十四年3月17日。

[7] 摘自久保田铁工所《公司概要》1949年5月，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