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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Ⅴ 战争时期的劳资关系与业务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期久保田铁工所的工人状况
1921年（大正十年），久保田铁工所整体运营四个工厂，1500—2000名职工。四个工厂分别是总公司工厂（1919年1月之前叫做本店工厂，位于南区北高岸町，建筑面积2793坪）、第一分工厂（南区船出町，建筑面积412坪）、恩加岛分工厂（西区南恩加岛町，建筑面积975坪）、尼崎分工厂（兵库县尼崎市大洲村，建筑面积318坪）[1]。
总公司工厂包括第一工厂到第四工厂四个工厂，第一工厂生产机床、鱼雷及大炮零件，第二工厂生产船舶机械、造船机械、制铁设备、起重机以及普通的各种机械设备，第三工厂生产大型船舶主机，第四工厂生产铜锡合金、锰青铜、磷青铜以及其他合金。第一分工厂主要生产普通机床铸件，恩加岛分工厂主要生产机床铸件以及异型管，尼崎分工厂又分为直管工厂、异型管工厂、水压试验厂、组装工厂、普通铸造工厂。
据协调会（1919年设立）调查，1920年的总公司工厂有646名工人，工种包括车床工、组装工、铸件工等（如表4）。办公室文员63人（包括3名女性）、技术员25人[2]。1921年11月底有组长10人，伍长50人，普通职工490人，与1920年年底相比，人数减少将近百人。
表4 总公司工厂各工种职工人数（1920年末）
[出处] 吉田宁“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大正十年12月。
在学徒制度方面，久保田铁工所“无徒弟制，采用见习制，采用15岁以上者，需与普通职工加以区分”。在久保田企业内部没有培训机构，想要达到技术熟练，OJT（On-the-Job Training）是唯一途径。“经济景气的时候员工流动较多，现在极少。”1920年的经济危机影响巨大，到1921年年底，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很少。
以1921年在久保田铁工所工作的一名21岁铸件工人[3]为例。他4岁丧父，14岁丧母，16岁开始在舞鹤海军工厂组装蒸汽机设备，18岁来到大阪。通过中介他先是在Buriki印刷厂工作了半年左右，然后又做了一年多的饭店跑堂，后来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大阪灯泡公司，1920年9月他又在三星汽船组装锅炉，该公司倒闭后进入久保田铁工所工作。
在印刷工厂时，每月有1日元的零用钱，在饭店时每月有3日元的零用钱，在大阪灯泡公司时属于长工，每天有1日元的零用钱，在三星汽船时也是长工，每天2.2日元，如果承包揽活的话，有时也能达到2.6—2.7日元，但是公司倒闭时没有得到任何补助。在久保田铁工所以每天2日元的长工价格被聘用。
各个工厂工人的工作年限构成请参照表5。工作时间不足一年的人数占61.6%，工作时间不足三年的人数占93.8%，可见，工人的工作时间都不长。久保田为了鼓励工人能够持续稳定工作，按照参加工作的年限，会在年底对全勤的工人实行奖励，退休津贴也会根据在职年数进行支付。例如退休时，连续工作10年的组长会奖励100天的工资，伍长为70天的工资，普通工人为50天的工资[4]。
在“职工规则”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上下班要求”规定：“出勤者需着工作服或西服，但搬运工可穿专用号衣”，“所有出勤者均检查出勤牌，无牌者视为缺勤，不给予发放工资”。工资核算截止日期前半月为每月7日、13日发工资；后半月为每月22日、28日发工资。
表5 各工厂职工工作年限统计表（1920年12月24日数据）
[出处]同前“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
此外，在“基本要求”中，明确规定处罚对象：“不遵从上司命令或反抗上司命令”，“在工厂内饮酒或与他人吵架、大声喧哗”，“工作中饮食、吸烟、睡觉等”，“私自制造物品或受他人委托制造物品”。而且还规定了：“作为领导者，若认定其不能胜任工作，将有可能会降级为普通职工”。
有关工资的支付方式，在这一时期，久保田铁工所为八小时工作制，所以“每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算作一个人工”，超过八个小时的工作额外支付加班费。此外，根据“机械工厂包件规定”：“成品按件计算工时”，“包件设备总工时的计算方法由主管、技师长、工长合议决定”，“利润分红由出勤天数乘以日工资作为比例进行支付”，“包件工资分配总金额由技师长、工长、庶务专员合议决定”。
同时，在“大炮零件包件规定”中，明确记载“大炮零件包件计费，工钱一贯为35钱”，“重量以去掉铸件毛边铣铁进行计算”，“包件工费中将会扣押一成工钱，作为不合格产品预存款，并且以储蓄为目的，将此部分作为工厂存款”。
劳资纷争
1919年（大正八年）9月，受川崎造船所发生的纷争影响，总公司工厂的第二、第三工厂380名职工离开工厂在各处会合，9月17日选出六名代表与酒井工厂长面谈，提出了复工要求，包括将以前的津贴提高一半作为当日工资，并且还需要支付30%的临时津贴[5]。
为了应对此事件，酒井工厂长联系了须山令三、木村利龟太两位领导。公司方面的答复是提高工资有难度，但是可以提高20%的超时劳动补贴。但是第一工厂的职工听闻第二、第三工厂的涨薪运动后，也保持了统一步调，明确了立场。公司之前提出的条件是否能够全盘接受，还未成定论。在这种背景下，久保田铁工所董事会决定，工资不变，施行八小时工作制[6]。
但是，1920年，经济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发生转变，久保田铁工所于1921年4月向总公司工厂、恩加岛工厂、尼崎工厂，通过各组长向职工下达了由原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工作制的通知。职工方坚决不认可十小时工作制，对此，久保田铁工所的对策是“裁员”[7]。
一战后市场萧条，久保田铁工所也不得已于1920年解雇100人，次年解雇200人。在这种环境下，1921年6月总公司工厂的700多名职工提出申请，希望能够缩短劳动时间、支付解雇赔偿金、退休金，享有团体交涉权、施行工厂委员会制度等。同年7月尼崎·恩加岛工厂的职工约500人也与总公司工厂步调一致，发起相同运动。7月5日尼崎铁管工厂前张贴出公告，指出公司方面确立的工厂委员会只是“审查应对物价指数增减工资、管理医疗设施和风纪等情况的机构，但该组织并无裁决权”。对此，职工们气愤不已，与总公司工厂联合起来向五岛工厂长提交了十项要求。
第一条，“承认联合工会与团体交涉权”。对此，公司方面的答复是“联合工会不符合时代需求”，并且对于“职工的雇用及解聘应归职工委员会管理”的提案“坚决拒绝”[8]。
以神户三菱造船所和川崎造船所的工人运动为代表，192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关西的大型企业几乎都经历过这种纠纷，久保田铁工所也发生了激烈的劳资纠纷。
1921年7月14日，尼崎工厂是通过尼崎市市长樱井忠刚和市里的会议长上村盛治等人的斡旋才平息纠纷。次日，总公司工厂签订的劳工协议中包含以下三点内容：（一）团体交涉权归属经营者认可的工厂委员会；（二）工作时间超过一年者离职可获得离职津贴；（三）不因本次工潮解雇任何员工。
1921年9月，成立了工厂协议员会，该会负责：（一）审核向工厂委员会提交的提案；（二）报告工厂委员会的议事经过；（三）协调各工厂有关提高效率等相关事项。工厂委员会中的委员共有9人被推举为工厂协议员的候补人选[9]。分别是第一工厂2人，第二、第三工厂3人，大炮零件工厂、搬运部（电器部、仓库部）1人，第一分工厂1人，恩加岛工厂2人。而尼崎工厂平均每二十个人中就选出一人作为工厂协议会员，然后这些协议会员再互相推举，产生9名工厂委员会委员[10]。
在工厂委员会委员进行选举之前，公司方面制作了《委员选举须知》，指出：“不可选举窝里横”，“不可选举异想天开者”，“必须选举在众人面前可以堂堂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勇于坚持的人，与此同时如果发现自己意见有错，还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他人意见的人”，“如果难以找到符合上述几项要求的人，苦于人选的话，可以选举平时言论严谨、作风正派的人，这样应该也不会有错”[11]。
在解释“异想天开者”时，须知指出公司“自一战以来流入我国的思想有些过激内容与日本国情截然不符，抑或不符合时代要求。……有些思想过激的人，想要立刻在日本实施建设他们理想中的制度，这些人是我们六千万国民必须要加强注意和警惕的人。……创建工厂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的进步与发展，通过互相谦让的精神不断向前迈上新台阶。这是为了大家的工厂，也是为了工厂里的大家”。
公司方面不断强调劳资一体的重要性，力求在一战后能够保持稳定的劳资关系。通过这次选举被推选出的委员们制定了委员制度规定，然后根据规定举行了工厂委员会委员的选举活动。
所以，从1921年9月开始，久保田铁工所也开始实施了工厂委员会制度。后来，尼崎工厂的所有职工都加入了总同盟尼崎联合会，并设置了久保田支部。
虽然在尼崎工厂设置了工厂委员会，但是还是在1923年发生了工潮。这个时期，从关西铁工转移到久保田铁工所的小田原大造[12]作为代理厂长，站在了众矢之前。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以不因本次工潮为由解雇任何人为先决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谈话。与工人约定如果提高工作效率就提高工资，结果工人们执行得非常好，一切进展顺利，尼崎工厂反而因此变成了提高效率的工厂。为此获得了久保田铁工所各位元老的大力赞赏”[13]。
日本内务省社会局劳动部的资料显示，1923—1926年仍旧是过渡期，劳资之间的交涉并不顺利。1926年11月，由于业绩不佳，经营者公布了工资下调10%的消息。工厂方面的工务主任小田原大造和工人代表支部部长牧野治郎右卫门进行了谈判，其结果是“淘汰老朽且不称职职工（对于解雇员工除按规定支付解雇津贴还支付一定的慰问金），将其工资作为在职工人的工资补贴，如此可顺利解决此事”[14]。
尼崎工厂在1929年（昭和四年）6月也曾发生过劳资纠纷。当时该工厂有810名工人，所有人都参加了这次工潮。由于业绩低迷，不得不关闭第二工厂，48名工人面临着调岗或者被解雇的局面。对此，领导们虽然同意调岗方案，但是为了能让缺勤较多且缺乏工作热情的15名工人辞职，厂长首先劝说其中9人提出辞职。通过五天的谈判，工厂最后妥协，向被解雇的8个人支付1258.6日元（最高306.9日元，最低78.1日元）的补偿款[15]。
另外，在1929年8月，恩加岛工厂（有216名工人）也发生了工潮。厂方由于业绩低迷，所以公布消息称要降低计件工资单价的25%，于是工会介入这次纷争。但是考虑到存在竞争关系的栗本铁工所，所以企业经营者提议将包件单价降低10%，解雇22名工人，解雇对象参考工会意见，对于日工资低于2日元的人，加薪7—10钱，赠予工潮团体100日元，就此工潮得以解决[16]。
如上所述，即使工厂委员会制度实施以后，久保田铁工所也会间接性地爆发工潮，劳资关系真正进入到稳定期是1930年以后的事。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员工规章制度》
1926年的《员工规章制度》中规定，员工分为正式职工、见习生、临时工三种[17]。这个时期采用的是八小时工作制，上午7点半开始工作，下午4点下班，从12点开始，有30分钟的午休时间，下午4点以后算作加班，加班费以小时为单位按照一定的比例递增。但是“此项规定不适用于包件工作”，在久保田铁工所按件计费为主要工资形式。
“员工规章制度”中的“员工须知”规定下述各项为日常工作须知的重要内容：“一、不违反上司指挥或驳斥上司命令；二、不擅自缺勤；三、不在工厂内制作私人物品；四、不在工厂内饮酒；五、上工与下工时保持肃静，不拥挤；六、注意用火，最后离厂者一定要十分注意收拾好火；七、工作时间不吸烟，休息时间不在木材仓库及其附近吸烟；八、注意车床的传动皮带、齿轮以及起重机底座等处，不要受伤；九、不乱写乱画；十、不随意大小便；十一、夏季格外注意卫生，不喝生水；十二、摘挂出勤牌不委托他人，也不受他人委托；十三、不经允许，不私带个人物品进厂；十四、不在工厂内大声喧哗、吵闹或有其他粗暴行为；十五、不擅自在厂内集会，或强行煽动他人。”
三菱神户造船厂的规定比久保田铁工所更加严厉，从第一条“一、违反上司命令或不顾上司命令任意工作，或者隐藏工作过失”开始，就作为惩戒的对象，一共颁布了30条规定。如果发生规定中的情况，将会“提出批评或者扣减一小时至三天的工资，事态严重者停职、降级，或者立刻开除”[18]。
产品多元化尝试（一）：船舶机械、机床生产业务萧条
1920年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新局面。久保田铁工所三大部门中最受打击的是机械部门，特别是船舶机械和机床业务极度萧条。几乎没有来自造船所的订单，1921年年底停止生产船舶机械。
1921年，在大阪召开的农商务省主办的机床展览会上，久保田铁工所参展的三种机型（八尺龙门刨床、平面铣床、十尺车床）全部获奖。八尺龙门刨床是“基于美国‘辛辛那提’龙门刨床制造公司的构造，加上多年的实验及科学研究设计制作出来的产品”，平面铣床是“基于美国‘密尔沃基’制造公司产品的构造，加上多年的实验及研究制作出来的产品”，十尺车床是“根据欧美著名机床生产公司的产品，考察其各自优点，加上该所多年实验及科学研究制作而成的产品”[19]。虽然是后来者，但是作为机床的生产厂家，久保田铁工所的技术能力提升非常快。
不过，对久保田铁工所获奖的八尺龙门刨床的审核状况是，“持久力和精准度不足以称之为高级品，但较为实用”[20]，所以并没有成为代表性产品。久保田铁工所在1917年、1918年两年为吴海军工厂炮筒部共生产了45台机床，但是从1919年以后就再没有订单[21]。号称五大工厂的机床厂家（池贝、大隈、唐津、新潟四家铁工所和东京瓦斯电气工业），勉勉强强与日益缩减的军需生产联系在一起，但是久保田铁工所机床并没有从陆军或海军的工厂那里获得同等信任。
如前述表2所示，在大阪的机床生产厂家中，除去将机床作为副业的火车制造和大阪铁工所两家公司，20世纪20年代末期继续生产机床的只有平尾铁工所。久保田铁工所于20年代中期开始停止生产机床，若山、安田、城东、作山等厂家倒闭。
产品多元化尝试（二）：汽车产业的参与与退出
1919年（大正八年）12月，实用汽车制造股份公司（资本金100万日元）成立。在这之前的一年，美国技术员威廉·R.高哈姆访日，制造出了小型三轮汽车，得知此事的大阪炮兵工厂水野保太郎跑到权四郎的女婿久保田笃次郎那里，劝说让他创建企业。虽然当时权四郎对于开拓新事业有所犹豫，但是女婿笃次郎的一番热情加上大阪有实力的财政界人士津田胜五郎、山本藤助、柴川荣助等人的支持，最后还是决定参与汽车制造业。
权四郎出任实用汽车制造股份公司的社长，用10万日元购买了高哈姆式三轮汽车的制造权，高哈姆本人也以每月1000日元的高薪被纳入公司旗下。工厂利用的是久保田铁工所总公司工厂的一部分，从1920年11月开始在市面进行销售。在东京地区负责销售的是梁瀬自动车公司，在大阪地区是由久保田铁工所负责销售。同年年底，在南恩加岛町填海造田两千余坪建设三栋新工厂。高哈姆在试产之前招聘了美国的技术人员和新工厂的建筑工程师。1920年，新工厂的阵容有设备机床92台（其中大多数是笃次郎与权四郎在前一年赴美采购回来的设备），文职25人，工人125人。由于缺乏生产汽车的熟练工人，所以又从大阪炮兵工厂和造船所等处招聘了13名技术工人。
由于三轮汽车容易侧翻，所以在1921年11月的时候，将前面的车轮改造成了两轮，这样就变成了四轮汽车[22]。
权四郎对笃次郎非常严厉地说道：“你在做的实用汽车净是赤字，赶紧去把烂摊子收拾了！”笃次郎于1921年7月开始重整经营又继续向前迈进[23]。可是高哈姆式三轮、四轮汽车的生产规模截止到第二年是250台，后来生产的“利来号”汽车在1923年、1924年两年的产量是250台[24]。利来号的价格为1755日元，与进口的福特、雪铁龙2400日元的价格相比，让人感觉价格偏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用汽车的生产制造之路面临严峻的考验。
1924年权四郎向日本内务省提出请求，说道：“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我们花费了数十万日元用于研究纯国产且符合我国国民状况以及我国狭窄道路的小型汽车，并研制出令人满意的利来号小型汽车”，“我们的工厂设施完善，所以我觉得可以应对一些突发状况。迄今为止我们将盈利置之度外，致力于此等国家事业”，“但是长此以往，经营困难，希望国家能够将实用小型汽车与摩托车同等对待，驾照可以使用简单的乙类驾照，免除道路通行限制”[25]。
权四郎和笃次郎非常努力，但是实用汽车的生产经营状况并没有好转。高哈姆也在1921年的夏天，受鲇川义介的邀请，调换到户畑铸物工作，并致力于生产渔业专用的农工小型石油发动机。与此同时，东京也有一家公司仍旧苦苦战斗在国产汽车的阵地上，这家公司叫做快进社股份有限公司（由桥本增治郎创办）。
1922年，这家公司开始生产军用运输车，但公司业绩仍未见好转，1925年，曾解散过一次，后来又经过重组，公司名改为“合资会社DAT汽车商会”（DAT分别是在快进社创办初期提供资金支持的田健治郎[D]、青山禄郎[A]、竹内明太郎[T]）三人姓名的拉丁字母拼写的首字母）。
权四郎的实用汽车制造公司将DAT汽车商会以收购的形式，于1926年（大正十五年）12月设立了DAT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405.5万日元）。权四郎为社长，笃次郎为专务董事。由于货物运输车符合军用汽车补助条例，所以DAT大力生产货物运输车，1927—1930年的货物运输车产量上升到362台。1930年10月DAT开始尝试生产四缸水冷500cc的小型汽车，1931年将其命名为DATSON（DAT之子）开始销售。
这个时期，对于汽车产业的将来抱有希望的鲇川义介向权四郎提出想要投资，为此1931年6月，DAT的资本金增加到了100万日元，并且将户畑铸物的专务董事村上正辅调到DAT做董事，将久保田公司权四郎的长子静一调到户畑铸物做董事。但是权四郎并不认为汽车制造业会有转机，他于同年8月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户畑铸物，从此离开了他奋斗十多年的汽车产业。
DAT被纳入户畑铸物以后，因为之前销售的DATSON中的SON的发音与“损”相似，寓意不好，所以在1932年将SON改为SUN（太阳），变成DATSUN。紧接着在第二年3月，DAT与石川岛汽车制作所合并成立“汽车工业公司”（资本金320万日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铃公司的前身）。
高哈姆式三轮汽车
DATSON结构明细
DATSUN的制造权曾经属于汽车工业公司，户畑铸物将以前的DAT汽车制造公司的大阪工厂收购以后，将其作为自己在大阪的工厂，DATSUN的制造权就被无偿移交给了户畑铸物。后来，在1933年12月，户畑铸物与日本产业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1000万日元）。该公司于第二年6月改名为日产汽车。
浅原源七和笃次郎受鲇川之命赴美采购日产汽车的机器设备，笃次郎就任日产汽车的常务董事[26]。
产品多元化尝试（三）：农业机械和工业用石油发动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也开始在农业生产上利用石油发动机作为动力，进行脱谷、脱壳、抽水等作业。久保田铁工所也从1922年（大正十一年）开始生产农业和工业专用的石油发动机。据笃次郎说，“在1921年时，我曾经向父亲建议不要再生产机床了。父亲说那我们生产什么？我说我们可以生产农用发动机。可父亲立即说农民能用多少机器设备？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27]
后来，代理进口喷气发动机的杉山商店，因为推销酉岛制作所生产的水泵而试探性地咨询了久保田铁工所。此时的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门因为受到巨大打击，正在摸索如何重整旗鼓。久保田铁工所因为这次咨询受到了触动，于是开始生产农用石油发动机。在丸中新一等工程师的努力下，久保田铁工所终于从1923年4月开始，通过杉山商店销售A型3马力的农用石油发动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状况是，“近几年农用小型发动机国产品质大幅提升，市场中不乏质量高且价格低于进口产品的发动机。我们大力宣传国产产品的优点，与之抗衡，可购买者仍旧偏爱进口产品，进口商品市场行情较为乐观”。[28]虽然如此，但是久保田铁工所生产的石油发动机作为灌溉水泵和脱壳机的动力装备，销售情况非常好，而且从1925年开始还增加了5马力、7.5马力和10马力的机型。
久保田铁工所继而在1927年（昭和二年）利用德国博世公司生产的磁发电机和火花塞成功开发了3至5马力的渔船专用发动机，自此打开了渔业市场。
当时，石油发动机的主要生产厂家有门田铁工所、户畑铸物、池贝铁工所、山冈发动机工作所、新潟铁工所等。在1926年（大正十五年）9月召开的日本农林省主办的农业专用小型发动机对比评审会上，参加评审的国内外产品共有76台（国产42台，外国产34台）。如表6所示，其中被认定为“优良”产品的有19台（国产13台，外国产6台），而“久保田石油发动机”便是这19台优良机器中的一台[29]。
农用石油发动机
这次评审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概括性评审，基准是参加评审的发动机是否适用于农业；第二阶段是从第一次评审合格的产品中选取“优良”产品；第三阶段是对参加评审的发动机的生产工厂的设备情况进行最终评审。
虽然被认定为“优良”的产品一共有19台，但是“最近在农业动力这一方面，小型发动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面上，加上国外的大量进口机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硝烟弥漫。所以不分等级，全部称之为‘优良产品’正是评审员的苦心所在，本次评审仍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评审”。[30]所以说，向需求者指明哪种产品是适合使用的产品，才是本次评审的真正目的。
表6 优良发动机一览表
[出处] 农林省农务局[1926]，《优良农用器械相关调查》（同局）1—3页。
1926年片冈帝一信心十足地称久保田发动机“优于外国产品，符合我国国情”，久保田之所以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主要是因为“拥有铸造业多年以来的研究与经验，以及完善的设施和优秀的技术”，并且还强调“在生产模式上，根据大量生产法，采用限规制度（limit gauge system），测量仪和夹具等各种精密仪器相互配合，确保各部分零件原有的兼容性，关键部分采用精磨方法制成”。
但是，片冈说“在国内外19台获得优良评价的产品中，久保田荣获第一”[31]，其实这是错误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次评审“不分等级，全部称之为‘优良产品’”的做法是评审的重点，虽然久保田发动机确实是在19台参评产品记录表的第一位，但是这里的第一位并不意味着久保田取得了第一的名次。
此外，片冈还指出兼容生产的意义，正如他所讲的那样，之前积累的汽车生产技术是支持久保田高性能石油发动机的开发与生产的重要条件[32]。在进行汽车制造的南恩加岛工厂里，拥有顶端的铸造技术。久保田铁工所将这个工厂作为需要特殊铸铁材料的汽缸套以及汽缸盖等重要零件的承包工厂，进行有效利用。对于久保田铁工所来说，是受挫的汽车生产经验支撑了后来的石油发动机的生产业务。
此外，久保田根据限规制度进行兼容生产，从实施效果来看，该公司是具备零件量产的经验的。继A型发动机开发成功以后，在接下来开发B型发动机时，船出町工厂、第一工厂厂长片冈帝一还亲自来到农田试验场地，参与试验机的改良与改进工作。
经过农田实验场地工程师的努力，开发出来的B型发动机评价高于之前的A型发动机。这对于久保田品牌的建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发动机里面，只有海陆小型石油发动机销售状况保持良好，生产厂家需要进行提前生产，准备库存”。[33]小型发动机在当时的机械类产品中，与织布机等机器一样，产量较低，如何构建量产体制是个非常大的课题。
实用汽车制造公司虽然没有实现汽车的量产机制，但是当时积累的经验对小型发动机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久保田发动机产量在1923年是200—300台，到1925年时为2000多台，1927年（昭和二年）时，急剧增长到接近8000台[34]。记录显示，发动机产值在1928年接近237万日元，但是由于昭和经济危机的蔓延，1933年以发动机为主的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的销售额只有69万日元。销售额下降不仅是因为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市场中开始出现中小企业的低价产品，打破了以往的市场局面。
1931年，久保田铁工所生产的石油发动机2.5马力的是240日元， 3.5马力的是290日元[35]。这与表6中的1926年（大正十五年）的价格相比，2.5马力的价格降低了26%，3.5马力的降低了33%。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其他公司的产品也同样降低了价格，因此，鲇川义介倡导三大厂商（久保田铁工所、户畑铸物、山冈发动机工作所）应该合并。
但是对于鲇川的想法，不仅是冈山地区的中小工厂拒绝参加，连山冈发动机工作所的社长山冈孙吉也对合并计划持消极态度，最终这个构想化为泡影。
户畑铸物决定要从小型石油发动机产业中撤退出来，于是向山冈公司提出是否可以接收转让的请求。“山冈社长说像我们这种地方上的小工厂，哪有接受户畑发动机业务的资金实力啊，委婉地拒绝了我们。所以鲇川有了思想准备，估计会转让给竞争对手久保田权四郎。那时，关于户畑铸物是否应该把石油发动机转让给久保田铁工所一事，公司里连续开了三天的会进行讨论。”[36]后来的决定是，将“户畑”牌发动机的销售权和生产权全部转让给久保田铁工所。
“久保田”牌石油发动机的全国总代理是大阪的杉山商店，而“户畑”牌发动机一直都是由三菱商事代理经营的[37]。对于位于大阪的久保田铁工所来说，此举增加了关东地区以北的70家三菱商事旗下的特约店，意义深远。这么一来，久保田铁工所的供货能力和销售能力一举得到了提升。1934年（昭和九年）10月，杉山商店的分店、办事处、销售店在全国超过了500家，形成了强大的销售网络[38]。
三菱商事经营的户畑牌发动机的销售额从1933年的55万日元急剧增长到1938年的160万日元[39]。在出口方面，户畑发动机由三菱商事代理，久保田发动机由三井物产代理。另外，与收购同时，户畑铸物的内燃机部部长齐藤一郎及其下属技术员和员工一共30多人，也一起被纳入久保田铁工所旗下，因此久保田铁工所的技术能力变得更加强大。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将发动机和作业设备配套出售。发动机的全国总代理选择配套设备，然后批发给各个府县的特约店。著名的案例是“井关的脱壳机，久保田的发动机”组合，是将井关农机公司的全自动脱壳机和久保田的发动机进行配套销售。
产品多元化尝试（四）：铸造作业的技术革新
久保田铁工所的机械生产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主业的铸铁管的生产量如图1所示，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业务扩大的倾向，1923年（大正十二年）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高峰值40000吨，并且在继续扩大。
被自来水管道铺设工程带动的铸铁管生产业务，能够抵抗经济不景气的负面影响，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景气的背景下，久保田铁工所因高价原料和缩减的市场需求而烦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权四郎在指导尚不成熟的技术员的同时，还努力改良了原本低效的铸铁管砂芯和外模的成型作业。
1923年，久保田铁工所开发了机械制造砂芯的自动制芯机，生产速度是手工作业的10—15倍。第二年，又开发出能够利用机器完成厚度均匀的外形造型设备，叫做自动造型机。这两种高性能设备都可以与旋转式铸造设备联动，实现了铸铁管生产作业质的飞跃。有计划开展铸铁管业务的公司，甚至因为久保田铁工所开发了这两种机器而放弃了此项业务。这两种机器均获得了专利。
根据《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创业50周年纪念庆志·满洲久保田铸铁管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五周年纪念志》记载，“在‘久保田社长取得的发明专利’一项中，从‘旋转式铸铁管铸造装置’（1908年7月9日获得专利）到‘铁管接合专用耐酸材料或配料’（1938年12月16日获得专利）一共有70项专利”[40]。
其中，“离心力铸造机的改良”（1934年10月16日获得专利）的发明者和专利所有权都是美国人，“分叉管安装方法”（1938年8月15日获得专利）的发明者和专利所有权归属者都是川端俊吾（1924年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学科毕业，先就职于奥村电机商会，1929年进入久保田铁工所）[41]。还有6项专利发明者不是权四郎，但是专利所有权归属者是权四郎。剩余的62项发明的发明者、专利所有权归属者都是权四郎。
上述发明者不是权四郎的6项发明具体如下：（一）脱壳机（1926年9月7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田中治郎和喜多喜房[福冈市]），（二）铸铁管芯土去除装置（1928年12月7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片冈帝一），（三）铸铁管铸造专用外模干燥装置（1929年3月2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片冈帝一），（四）内燃机（1929年12月2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金丸喜一），（五）铸铁落砂机械（1934年2月16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片冈帝一），（六）铸造机械（1934年10月26日获得专利，发明者是片冈帝一）[42]。
也就是说，除去从国内外购买的两项技术，在久保田公司内部的发明者，除了权四郎，只有片冈帝一、金丸喜一和川端俊吾三人。权四郎在昭和时期仍然对技术革新有一定的兴趣是事实，但是具体参与到开发项目的哪个阶段目前尚不清楚。
另外，久保田铁工所从1919年开始研究铁管的金属模具铸造方法。聘用了德国铸造技术员斯托普萨克，与恩加岛工厂的铸造工程师村上谦三进行共同研究。斯托普萨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青岛成为俘虏，战争结束后居住在大阪。
斯托普萨克离职后，村上谦三为了造出使用寿命较长的金属模具，致力于铸件材质的研究。实验的最终结果发现了高碳与中硅的铁素体铸铁具有非常好的耐高温和抗撞击性。1922年利用耐高温铸铁制造出的省煤器被商品化，1927年（昭和二年），根据客户要求，还制造出了自动给炭机。
久保田铁工所生产的“散布式自动给炭机”的三大特征是：“材料——以特殊耐高温铸件为主要材料，耐用性是普通商品的三倍以上；结构——采用管状炉膛的特殊装置，能够自动地将煤渣输送到灰坑，不需要运渣炉；燃烧——通过自动强压通风装置，煤炭可以完全燃烧，所以可以防止煤烟并大量节省燃料”[43]。这里也采用了特殊耐高温铸物，充分地显示出“铸物久保田”的优越性。
1928年，在铸铁管厂商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由于九州的八幡市自来水计划发生变化，市内使用的水管从铸铁管改为钢管。以这件事为契机，在各个市开展了铸铁管和钢管之间的对比研究。在价格方面，钢管是铸铁管强而有力的竞争产品。特别是在欧洲具有实际成果的德国产无缝钢管，以超低价格进入日本市场，与日本国产铸铁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抢单大战。
例如，名古屋市1930年的自来水扩张项目中，德国的Krupp公司、曼内斯曼公司、久保田铁工所和栗本铁工所四家公司进行竞标，两家国产公司的铸铁管是115万日元，而德国的钢管加上铺设费用还比国产商品便宜40万日元，所以德国的两家公司最终中标。
可是，商工省和内务省出于支持国产的角度，希望名古屋市能够重新考虑这件事，最终采用了国产铸铁管。但是对于这项措施，有人批判“以支持国产为名压迫地方政府，不管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政府这种毫无远见的行为普遍化，其结果是会间接性地增加产业负担，阻碍产业发展。不仅如此，其他各国还有可能会产生报复行为”。[44]
面对这种状况，久保田铁工所开始研究熔解原料的配比、改良焦炭和化铁炉等。1929年年底，预计可以采用高抗张强度的铸铁来制造铸铁管。
久保田铁工所曾自豪地讲过：“多年研究终见成效，铁管、材质以及方法焕然一新，昭和五年（1930年）成功制成高级铸铁管。”[45]田中勘七负责开发的这种铸铁管刚开始叫做高强度铸铁管或者强力管，不过最终还是命名为高级铸铁管。
散布式自动给炭机
久保田铁工所1930年向自来水的上水协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更改规格。1933年高级铸铁管的规格得到指定。同年，田中勘七指出：“目前国内一年铸铁管的需求大约有10万吨，如果使用高级铸铁管代替普通铸铁管的话，不仅可以使用到优质的铁管，如果用铁重量减少的比例是20%，一年可以节省20000吨的铣铁。”[46]
1931年5月曾报道：“一两年前，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钢管流入我国，品质坚固且如果大宗购买价格比铸铁管要低廉，我国铸铁管有逐渐被压倒的趋势。为此，铸铁管制造商中的栗本铁工所（大阪）、久保田铁工所（大阪）、隅田川精铁所（东京）从去年开始摸索开发高级铸铁管来代替钢管，最终研发出牵引力、耐高温性及抗冲击性是以往产品二倍的商品。勉强可以抵抗进口产品。”[47]此后，高级铸铁管的品质不断提高，久保田铁工所获得了钢管抵抗战的胜利。
产品多元化尝试（五）：收购隅田川精铁所与成立管友会
作为扩大铁管业务工作的一环，1927年（昭和二年）2月，久保田铁工所收购了隅田川精铁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50万日元）。如图1所示，当时铸铁管业务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久保田铁工所的支柱产业。据统计，在收购隅田川精铁所之前，铸铁管的全国比例占比：久保田铁工所42%，栗本铁工所27%，隅田川精铁所16%，釜石矿山15%[48]。久保田铁工所通过收购隅田川精铁所，确保了它在铸铁管市场上的绝对优势。
为了确保关东地区的生产点，须山令三经理对于收购已经陷入经营困境的隅田川精铁所的相关工作，态度非常积极，最终以85万日元五年分期付款的价格成交。
回想收购时的情况，须山令三说：“在收购隅田川工厂时，说好是90万日元收购，但是在谈合同的时候，我们去了他们公司，看到绩效单，然后老板说让他们再便宜50000日元。……都到了这一步才说便宜50000或者10万，我就有点郁闷，结果老板面露不悦，训斥我说：‘怎么了？’我什么都没说走开。”
隅田川精铁所外观
后来须山令三又去找老板说明情况，获得了权四郎的谅解。须山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去道歉的我，真的很有勇气”。[49]
隅田川精铁所在资本方面百分百被纳入到久保田铁工所的旗下，但是基于经营方面考虑，保留了投标报价的权利。为了避免久保田铁工所吸走此项业务，隅田川又另设了一家公司，存留了下来。隅田川的600名工作人员，直接进入久保田工作。从久保田铁工所派去了四个人，分别是久保田藤造（权四郎的次子[50]）、小田原大造、木村利龟太三个董事和负责会计的牛尾荣次。负责重整旗鼓的直接指挥者是小田原常务董事。
小田原本不是冶金的专家，但是曾在尼崎工作的十年时间里“掌握了一身的本领，简直可以去当领班了”[51]。小田原“早上很早就会召集领班，让他们亲自用手去握砂子（型砂——引用者注），将砂子握成块，并教给他们配比的方法。而且还教他们如何判断从熔解炉中取出熔铣的适宜温度，说明碳、磷、硫等元素对‘熔铣流动状况’的影响，教给他们原料的配比方法。每天都在现场起早贪黑地进行技术指导”。
另外，“如果大量生产铸铁管等产品，工资一般按照每根多少钱来计算，实行承包制”，而隅田川精铁所采取的工资计算形式一般是按天计算。
小田原了解到隅田川之前采取的也是承包制来计算工钱，但是每当效率提高时经营者就下调承包单价，为此工会非常生气，工资就变成了按天计算的形式。
小田原虽然解释，如果采取承包制的话，既是为了公司好也是为了大家个人好，可是大家并不理解这件事。于是小田原去银行取出银币，在下班的时候计算工人的承包业绩，并加以说明“你们组今天承包的件数提升了，所以在每天正常的工资之外，又格外加了这些工钱”，然后让工人拿着当天的利润回家。由于每天工作的成果会反映在银币的数量上，工人的效率提升了，残次品也减少了。
收购隅田川三年以后，隅田川精铁所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当时被称为行业第一的尼崎工厂，一台旋转铸造机的日产量是180根铸铁管，而隅田川精铁所甚至可以生产到250根。隅田川在效益方面也成了久保田铁工所各工厂的典范。
小田原大造解决了尼崎工厂的工人问题，又让隅田川精铁所变身为优良工厂，因此，权四郎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期“平时不称赞人的久保田权四郎对他赞赏道，‘我们家的小田原，那是取得了经营管理方面的真传’”[52]。
在生产厂家有限、组织有序的铸铁管行业中，1928年11月由久保田铁工所、栗本铁工所、釜石矿山（1924年将经营权转让给了三井矿山）、隅田川精铁所四大厂商结成了管友会。会费按产量计算，每吨交20钱，事务所位于住友银行道顿堀支店大楼的四楼。
在管友会可以进行实际生产任务的分配、借调产品数量的调整等工作。但是釜山矿山没有12英寸以上的大管铸造设备，所以，实际上在管友会中主要是久保田和栗本之间的协调工作。当然，这个时期既没有反垄断法也没有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仅是铸管业，其他行业的企业联盟也进入到了全盛时期[53]。相反，政府在这个时期还支持企业联盟的“自我管制”倾向，在1931年4月颁布了《重要产业管理办法》，办法里面包括了“企业联盟强制规定”和“公益规定”。“企业联盟强制规定”可以命令没有参与到联盟中的外部企业必须遵循联盟协议。而“公益规定”指的是，当联盟企业违反公益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命令其进行更改或者让其取消活动。
1930年7月，较为先进的铸铁管销售合资公司成立，职员直接从管友会平移到该公司，管友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设立了铸铁管销售公司，釜石矿山决定停止生产铸铁管，作为回报，久保田铁工所、栗本铁工所、隅田川精铁所三家公司使用的一部分铣铁原料要从釜石矿山购买。
针对这一约定，铣铁联合组织的理事会颇有异议，最终在1930年年底决定，上述三家公司从釜石矿山购买的铣铁原料中，有30%按照釜石公司自家使用的原材料来处理[54]。另外，有关釜石铸铁管工厂的设备减价赔偿一事，由久保田和栗本按照铣铁销售量来决定分摊的数额[55]。
铸铁管销售合资公司在第二年更名为日本铸铁管合资公司，本店位于大阪市西区的铁钢会馆里。日本铸铁管公司设立的背景是“由于钢材降价，进口管品价格降低，影响到国内管品市场。前景不容乐观，……急需确立联合销售体系”。[56]这是三家公司联合抵抗进口钢管，加强团结的结果。
大阪市水道部给水科对日本铸铁管公司的企业联合组织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我们决定使之（日本铸铁管公司——引用者注）独家销售全部产品，因此现在自来水铁管几乎近于垄断产业，所以大阪市的自来水管道主要是从久保田和栗本两家铁工所进货。”[57]
当然，日本铸铁管公司并没有垄断所有的铸铁管产品，瓦斯管、一部分的自来水铁管、电缆管等产品仍旧是自由竞争的产品[58]。日本铸铁管公司后来几经更换名称，在1944年8月更名为日本铸铁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多元化尝试（六）：开展台秤铸件的生产业务
权四郎在创办企业当初曾做过台秤铸件，后来转移到铁管和机械生产业务上，所以就停止生产台秤铸件。而由于国家在1921年（大正十年）4月出台了新的度量衡办法，统一成“米”制。此办法从1924年7月开始实施，重量单位也由“贯”改为“千克”，所以需要新的台秤。
久保田铁工所关注到这个商机，虽然对铸造秤具零件非常有自信，但是由于没有生产经验，所以聘请了专业的设计师和师傅开始试做。并在1924年8月获得秤具生产许可，在南区北高岸町的总公司工厂开始生产台秤和托盘台秤。
此后，权四郎在黑尾制钢时期的师兄弟，也是他的好友佐川繁藏所经营的合资公司佐川制秤所想转让。佐川亲自找到权四郎询问他是否有意收购他的工厂，于是权四郎接手了这家工厂及40名员工，于1925年将这个工厂命名为市冈工厂，并在久保田公司总部设立秤具部。
久保田铁工所收到中央度量衡检定所的请求，于1924年年底完成了秤具标准零件的制作。从1926年2月开始，久保田铁工所获得了秤具零件销售许可，开始向全国的秤具厂家提供零件。久保田铁工所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比例占一半以上。从1927年久保田铁工所开始销售米制改革后的标准秤具，包括九种台秤和五种托盘台秤。
由于标准秤具以及零件的需求越发旺盛，久保田铁工所1928年在船出町工厂（1926年改名为总公司工厂）内增设了秤具工厂，并将原先的市冈工厂改为专门铸造排水管和异型管的铸件工厂。
进军海外市场
1929年（昭和四年）久保田铁工所接受了来自荷兰领属东印度泗水市800吨铁管的订单。权四郎认为久保田铁工所在技术上已经可以与欧美产品相抗衡，于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考虑将铁管和石油发动机出口东南亚的事情。第二年，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久保田铁工所将总经理木村利龟太和负责发动机的朝仓乘之辅派往东南亚各国。
由于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机械化进程较慢，发动机的销售前景并不太好。铁管方面由于参加了泗水市的自来水工程的竞标，并得到荷兰的林带太维斯·斯托克维斯商社的协助，最终获得10000吨铁管的大宗订单。
虽然荷兰铁工咨询所所长兼泗水市自来水部门的顾问，赛·海科特的检查极其严苛，但是这10000吨铸铁管还是在1931年12月比预期早半年完成交货。赛·海科特在回国的时候“大力称赞日本铁工所的技术，并说产品优于德国。在他回国以后，向多方介绍久保田，并声明要让荷兰今后使用的铁制品全部都要从日本购买[59]”。其后，虽然订单不大，但是以荷属东印度为主，从东南亚各国一直有购买铁管的订单。
1932年2月，三宅总领事在写给芳泽谦吉外务大臣的报告中指出，“昭和五年12月，在竞标时，三菱商事代理的‘林带太维斯’的承包企业久保田铁工所的产品，与三井（三井物产——引用者注）代理的栗本铁工所的产品相互竞争，本官与姉齿领事进行斡旋，让三井退出”，尽管如此，这次久保田铁工所在竞标的时候，从“林带太维斯”的经理那里得到消息，称三菱商事通过泗水支店又准备推销隅田川铁工所的产品。
三宅总领事认为“对于本次三菱的举动，我难以理解。同样是日本产品，相互竞争压价，这对日后日本商品的销售极为不利”，三宅报告说，他劝告三菱商事的泗水支店，希望他们能够退出竞标，但是遭到了拒绝[60]。
也就是说，曾在国内合作过的久保田和栗本两家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由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代理展开了竞争。另外，在久保田铁工所竞标的时候，隅田川铁工所参与进来，这从两家公司以往的关系来看，难以想象。三菱商事与隅田川精铁所之间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在日本禁止出口金属政策结束之后以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久保田铁工所于1932年8月，从荷兰的鹿特丹·瓦斯公司那里获得了3000吨瓦斯专用铁管订单。第二年，又从格罗宁根市那里获得了2500吨的自来水铁管订单。
“昭和七年（1932年）1月，在禁止出口金属政策结束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比利时商人来谈了一笔生意，荷兰本土的格罗宁根州政府需要1万吨铸铁管。所以我们通过三菱商事立即开始应对这件事，虽然我们拿出了底价，但是由于德国发生叛乱，所以很可惜我们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而上述的荷兰订单正是在这之后，所以被评价为“我国重工业痛快之举”[61]。
久保田铁工所面向荷兰以及荷属东印度出口的铸铁管是按照德国的标准生产的。德国的标准比日本在管壁上要薄10%，而且形状和尺寸要求也极其严格[62]。久保田铁工所的铁管还出口到挪威、墨西哥、埃及等国家，但是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由于国际关系恶化，不得不停止出口生意。虽然出口铁管在提高工厂的开工率方面有所贡献，但是出口产品的规格与国内不同而且价格低廉，所以在工厂收益方面的贡献比较小。
权四郎出国与相关活动
权四郎在1919年（大正八年）9月至11月期间，与笃次郎第一次出国，出差到加拿大和美国。其目的在前文也有讲过，是为实用汽车制造公司采购设备，以及购买多·莱宝式专利和了解美国的铸造工业。1916年利用新发明的多·莱宝式离心力金属模具铸造设备在伦敦进行了铁管试加工。权四郎亲自与多·莱宝见面并对离心力铸造设备进行确认，虽然权四郎提出“在日本特殊钢很贵，需要慎重考虑的看法”[63]，但还是以25万日元购买了此项专利。
在海外的权四郎（右）
1921年，久保田铁工所为了能够有效利用多·莱宝式设备，与栗本铁工所和津田胜商店共同创立专利铸铁管无限责任公司，1923年称得上是日本第一批用离心力铸造法生产的小口径铁管问世。但是由于热处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并没有投入市场。
利用多·莱宝式离心力金属模具铸造设备生产铁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熔化的铣铁径直流入金属铸模中，产生撞击，撞击之处的熔铣先从与铸模接触的部分开始冷却；而且利用多·莱宝方法的话，需要从铸模外侧进行水冷，所以与铸模接触的地方会最先冷却，结果产生表层硬化的现象”。由于会产生上述问题，所以必须要对铁管进行再加热，面临实际投产，这项专利还需要解决很多技术问题。最后，多·莱宝式离心力金属模具铸造专利只能压箱底了[64]。
权四郎第二次出国是1927年（昭和二年）6月至12月。他出差到英国、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一共五个国家，由田中勘七和小林义彦（1910年毕业于仙台高等工业学校机械专业[65]）两位工程师陪同[66]。
这次出国的目的是调查欧美各国先进的铸件和铁管的铸造技术，铸件方面从德国的兰茨公司购买了珠光体铸件的专利权，这项技术后来在开发高级铸铁管和发动机铸件的时候发挥了作用。
当时权四郎在曼海姆的郊外偶然遇见老友帝塚山学院的校长庄野贞一（儿童文学家庄野英二和小说家庄野润三的父亲）。当时的情况是“在无人的路边自来水铁管中，爬出来一位四肢着地的绅士。……‘你在铁管里研究什么呢？’‘我刚才路过这里，看到了这根铁管，质量非常好，所以我不舍得就这么离开啊。’”二人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权四郎当时是帝塚山学院的理事，据说他知道庄野先生当时在外游历，所以就约好在这里见面[67]。年近六十的权四郎还努力开发铁管，因此有很多逸事，而这件事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件。
权四郎曾担任很多职务，在这里我们说一下他曾经参与关税改革的事。1925年（大正十四年）8月，久保田权四郎、栗本勇之助、大阪特许铸铁管代表员工前岛孙七、永濑铁工所所主永濑庄吉、隅田川精铁所专务董事清冈荣之助，共五人联名上书提出“有关铣铁进口关税的陈情书”[68]。
在陈情书中，权四郎几人指出铸铁管的出厂价（每吨）是95日元，其成本构成如下：（一）铣铁费用61.34日元（铣铁54日元，熔解损耗占铣铁原价7%为3.78日元，组装占铣铁原价1.5%为0.81日元，冒口、充型及其他占铣铁原价2.1%为1.13日元，原料铣铁利息1.62日元）；（二）工费16.2日元；（三）耗材11.33日元；（四）工厂开销6.13日元。所以能够算出铣铁费用占工厂出厂价的65%。他们申述铣铁关税上涨将会带来多大影响，明确表明反对提高关税的态度。
1924年度的铣铁进口量是19.5154万吨，其中孟加拉铣铁有3.241万吨，尼泊尔铣铁5.8353万吨，塔塔铣铁7.4391万吨，汉阳铣3万吨，其中大部分用来制造铸铁管。
“从根本上讲，像铣铁一类的原材料，用来生产国民生活的必需品，应该尽可能降低税率，使之低于一般物价。基于国家经济问题考虑，其重要性是无须多言的。”这是铸铁管厂商的心声。所以权四郎站在了反对提高铣铁关税运动的最前列。
1926年铣铁关税上调一事搁浅，取而代之的是，制铣企业需要缴纳奖励金。后来针对钢铁关税上调一事，权四郎和栗本勇之助也立场一致。
1928年（昭和三年）1月12日，在财政部召开的“反对钢铁关税上调的说明会”上，首先由栗本发言，讲道“本次联合了所有实业团体及联合组织（以钢铁和木材相关企业为主），结成同盟会反对关税上调”[69]。其后在针对印度铣铁价格上涨时该如何应对一事上，权四郎回答道：“印度铣可造出优质产品，所以原料价格上涨与否，我们都需要使用这种原材料进行配合。”而且还强调了印度铣铁的重要性，“国内铣由于含硅量较高，含锰量较低，所以在生产使用时会产生各种问题”。
对于铣铁的年使用量一问，权四郎回答道：“每年都有增无减，我们公司和栗本公司两家就能使用14万—15万吨。国内铣和印度铣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比例。”进而权四郎还表明了大家的立场：“我们将来会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我们有自信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都会胜于外国产品。因此对于这种提高原材料的做法倍感荒谬。”
1926年（大正十五年）铣铁关税上调一事虽然被搁浅，但是1932年（昭和七年）国家不顾权四郎等人的反对，提高了关税。新税率是每吨6日元。当时的进口铣铁平均价格大约是24日元，如此一来，关税再加上每吨4日元的奖励金，这一举措对于国内制铣企业的保护效果非常明显[70]。
注释：
[1] 久保田铁工所（1921），《久保田铁工所概要及简历》（同所）。
[2] 吉田宁“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大正十年12月。
[3] 大阪市政府社会部调查科编纂（1921），《劳动调查报告》第11辑（同科），31—32。
[4] 同上“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
[5] “久保田铁工所出现怠工战术”，《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9月22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6] “各工厂相继开始实施‘8小时工作制’与‘9小时工作制’”，《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10月2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7] “员工提出淘汰冗员”，《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5月4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8] “久保田铁工所职工对公司决定的委员制度愤慨之余提出要求书”，《大阪朝日新闻》，1921年7月8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9] “工厂协议会规定”，收录于上述之“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
[10] “久保田铁工所尼崎工厂设置工厂委员会”，《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9月16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11] “委员选举须知”，收录于上述之“久保田铁工所工人状况”。
[12]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毕业于尾道商业学校（久保田铁工所（1950），《社债发行说明书》，4）。
[13] 小田原大造（1962），“我的简历”，《我的简历》第16集（日本经济新闻社），93。
[14] 收录于内务省社会局劳动部1928年12月发行的小册子《本国团体交涉及劳动协约的概况》，54。
[15] 《日本社会运动通信》，第58号（日本社会运动通讯社），第53页中所记载的新闻“久保田铁工所尼崎工厂工潮”，发行于1929年7月8日。
[16] 同上，《日本社会运动通信》，第67号，第36—37页所记载的新闻“久保田铁工所恩加岛工厂工潮（大阪）”，发行于1929年9月9日。
[17] 待遇研究会编纂（1927），《雇工待遇内部规章集》（同会），320—322。
[18] 同上，331—332。
[19] 平佐惟一编（1922），《机床展览会报告附录》（机床展览会赞助会），16—18。
[20] 同上，197。
[21] 泽井实（2013），《机床之梦——日本机床工业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54。
[22] 后藤敬义（1975），“DATSUN的量产与技术革新”，社团法人汽车工业振兴会编，《日本汽车工业口述记录集》，汽车史料系列（二），74—75。
[23] 久保田笃次郎（1975），“从高哈姆式三轮车到DATSUN”，同上，《日本汽车工业口述记录集》，64。
[24] 吕寅满（2011），《日本汽车工业史——小型车与大众车的两条路》（东京大学出版会），191。
[25] 久保田权四郎“有关特别对待利来号小型汽车之请愿”，大正十三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A05032272200，国立公文书馆）。
[26] 同上，久保田笃次郎论文（1975），66—68；浅原源七（1975），“日产汽车史话”，同上，《日本汽车工业口述记录集》，105—106。
[27] 同上，久保田笃次郎论文（1975），64。
[28] 大阪府内务部工务科（1925），《鼓励国产相关调查》（同科），1。
[29] 农林省农务局（1926），《优良农用器具机械的相关调查》（同局），1。
[30] 《ENGINEERING》第14卷第2号（ENGINEERING社），第68页所记载的新闻“农林省对小型发动机的对比评审结果”，发行于1926年2月。
[31] 片冈帝一（1926），“小型久保田石油发动机”，同上，《ENGINEERING》第14卷第3号，92—93。
[32] 冈部桂史（2003），“战争期间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经营史学》，第38卷第1号（经营史学会），28—29。
[33] 大阪府内务部编（1927），《大阪府主要工业概况》（同部），62。
[34] 同上，冈部论文（2003），29—30。
[35] 大日本农会编（1934），《优良农用器具机械的相关调查》（同会），14。
[36] 日本汽车工业振兴会编（1973），“日本汽车工业史座谈会记录集”，汽车史料系列（一），第57—58所收录的“第三次座谈会闲话汽车工业”中浅原源七的发言。
[37] 同上，冈部论文（2003），30、43。
[38] “户畑发动机特约店”，《日刊工业新闻》，1934年10月10日。
[39] 冈部桂史（2010），“久保田铁工所与三菱商事——以20世纪30年代为中心”，《名城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15号（名城大学综合研究所），77。
[40] 竹下百马·猪股昌孝编（1941），《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创业50周年纪念庆志·满洲久保田铸铁管股份公司创立五周年纪念志》（久保田铁工所总务部文书科），48—49页及专利明细。
[41] “主要技术人员名簿及简历”（收录于《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机械部》，昭和八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C05023225800、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42] 同上，根据专利明细得以确认。
[43] 《发明》，第34卷第5号（发明协会）第48页所记载的新闻“为节约煤炭做出贡献的久保田铁工所”，于1937年5月发行。
[44] “鼓励国产的错误之举”，《读卖新闻》，1930年10月25日。
[45] 久保田铁工所（1935），“我司简历”，《久保田高级铸铁管》（同所）。
[46] 田中勘七（1933），“关于提高铸铁管材质的实际业绩”，《铁与钢》，第19卷第3号（日本钢铁协会），169。
[47] “水道铸铁管之联合销售具体计划”，《中外商业新报》，1931年5月29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48] 久保田铁工编（1970），《久保田铁工八十年的道路》（同社），92，在本书图1中1926年久保田的市场份额是55%，两种数据之间发生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
[49] 同上，94。
[50] 1921年（大正十年）3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年6月就职于久保田铁工所（同上《社债发行说明书》，4）。
[51] 同上，《我的简历》，103—105。
[52] 《新经济》第10卷第3号（新经济社），第12页所记载的新闻“肌肉发达的深海鱼——小田原大造”，于1950年2月25日发行。
[53] 关于主要产业的企业联盟活动状况请参考桥本寿郎、武田晴人（1985），《两次大战期间日本的企业联盟》（御茶水书房）。
[54] 冈崎哲二（1993），《日本的工业化与钢铁产业——经济发展制度比较分析》（东京大学出版会），176。
[55] 久保田铁工所编纂（1951），《日本铸铁管事业发展史》（社内资料），57。
[56] 同上，“水道铸铁管之联合销售具体计划”，《中外商业新报》，1931年5月29日。
[57] 大阪市水道部给水科（1934），“大阪市水道专用铸铁管的今昔”，《水道协会杂志》第13号（日本水道协会），10—11。
[58] “采用离心式铸造法实现铸铁管的工业化生产”，《日刊工业新闻》，1934年8月3日。
[59] “泗水市铁管订单完成交货 久保田铁工所”，《大阪每日新闻》，1931年12月27日（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
[60] 三宅总领事发给芳泽外务大臣的报告，昭和七年2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90418222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61] 小林义彦（1934），“2万吨高级铸铁管发往墨西哥”，《工业日本》第2卷第4号（工业日本社），99。
[62] 同上，《日本铸铁管事业发展史》，59。
[63] 同上，久保田笃次郎论文（1975），63。
[64] 大井清一（1942），“铁管的未来”，水道协会中国四国支部编纂《水道协会第11回中国四国支部会议记录》，68。
[65] 日刊工业新闻社编（1934），《日本技术专家总览》，昭和九年版（同社），477。小林义彦在1934年时就职于日本铸铁管合资公司（大阪）。
[66] 挟间祐行（1940），《瞧，这个人——久保田权四郎传》（山海堂出版社），153。
[67] 同上，159—162。
[68] “有关铣铁进口关税的陈情书”，大正十四年8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120831371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69] 大阪铁工业同行联合会，《反对钢铁关税上调说明会概要》，昭和三年1月12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A08071606200、国立公文书馆）。
[70] 奈仓文二（1984），《日本钢铁业史的研究——1910年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结构特征》（近藤出版社），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