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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Ⅹ 战后的小林一三
战败日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根据波茨坦宣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5年之久的战争终于结束。在大多数日本人茫然自失之时，小林一三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日本的将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在8月15日的日记。
小林将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批判为“共产主义”性质的经济，他主张“应该根据资本主义大修正，建造一个只要工作就能实现工作价值的世界，以及一个所有国民都可以怀揣希望的社会”。这在现实中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想法”，是只能留存在著作中的言论。不过，战败后日本的未来正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小林是这样说的。[1]
因为原子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和平自此到来。根据于本日正午颁布的诏书，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基础政治形态将会让日本踏上新的征途。根据波茨坦宣言，即使国家遭受排挤变得又小又穷，比起使国民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失去自由，沦落到失去自治的苏维埃国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认为现在的结果是多么的幸运啊。这么一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被苏维埃背叛、出卖，甚至遭到了被逼到赤身裸体地步一般的悲惨待遇，不如说这是天运，跌到最底层后再夺回我国的荣光。也许这是一个新起点，即使不认输，可能还是会变成这样，感谢上天尚未舍弃吾国。
小林对此显得意气飞扬。战败后的日本一直害怕会被交由苏维埃联邦管治，不过根据波茨坦宣言中的承诺，日本终于摆脱了经济统制，在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下，日本的未来可期。这也许是“天运”，是“可喜可贺的新起点”，因为上天并未舍弃日本。
就任战败复兴院总裁
不久人们便议论起小林即将担任战败复兴院总裁一事。1945年（昭和二十年）10月30日，小林一三在幤原喜重郎内阁之下，以兼任新设的战败复兴院总裁为条件，就任国务大臣。小林之所以进入内阁，是受到了吉田茂和近卫文麿的授意。吉田是幤原内阁的外务大臣，他强烈请求小林加入内阁。[2]
在小林就任战败复兴院总裁的11月5日下午1点，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大藏大臣在会议上说明了由其提出的财政再建计划大纲要点方案，希望能获得内阁会议的理解。在财政再建计划中，包含了一条征收财产税的方案。小林并不反对向那些在战争中获得利润之人和富豪阶级征收财产税，但他认为征收财产税否认了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也与将日本再建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方向相矛盾。
同时，小林还主张保证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安全，并提议将其活用到复兴方案上。即确保民间金融机构给予军需公司的巨额贷款，与日本银行的巨额借款相抵，保障日本金融机关的存款安全，将其活用为复兴资金。但是，幤原内阁在1946年2月公布了“金融紧急措施令”和“日本银行债券储存令”，实施了与小林构想完全不同的更改新日元以及封锁存款的措施。
小林主张将国有铁路、专营事业、电话事业、广播事业等国有企业交由民间经营。此外，为解决粮食问题，提出在北海道进一步提供马铃薯以作食用，推动“因地制食”。为解决住宅不足问题，提议免除新建出租房的固定资产税，并奖励建设出租房。对于观光事业，小林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吸引外国游客，并非建造赌场等低劣的旅游设施，而是要配备照顾到各个年龄层需求的娱乐设施。就这样，战败之初的小林为实现祖国的再建，持续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开除公职
就任战败复兴院总裁的小林一三，新年之后就被开除了公职，同盟国军队最高司令部（GHQ/SCAP）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月4日下达了开除公职的指令。小林曾在第二任近卫内阁中担任商工大臣，因而符合该开除令，于是在4月辞去国务大臣兼战败复兴院总裁之职。他在1951年8月6日被解除公职，开除时间长达5年之久。
被开除公职后的小林，除了每年1月3日的新年第一次茶会，以及12月19日的祖先忌辰之外，以药师寺会为首，经常利用位于池田府邸的四个茶室，由自己主持、举办茶会，其中有滩同人会、细流会、溪苔会等。同时，小林还是松永安左卫门、五岛庆太等人举办的茶会——延命会的常客。小林为阪急美术部发行的杂志《日本美术工艺》的每一期执笔“新茶道论”。他好像每天都过着醉心茶道的日子。
小林所说的“新茶道”，带有“应对新时代，即茶道的理想状态”的意味。[3]
安定国民生活要先从粮食入手，所以粮食和填饱肚子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住宅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由于战争轰炸的破坏，全国至今还缺少400万户左右的住房。新建住宅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每栋15坪左右的标准。关于劳动问题，需要强制规定几千日元的最低生活费基准。劳动基准法出炉后，需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女子以及未成年人的工作形势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茶道的社会生活还与过去一样毫无变化是不合理的。家中如果有用人的话，则需要上交使用用人税。若是规模大的府邸、宽广的庭院，则需上交住房税、庭院税，不知道这一切将来是否会发生改变，但连雇用一名女佣都很困难的时代即将来临。那么，茶道的世界将会如何呢？假设要召开一场茶会，茶艺师会过来，辻留、吉兆、川德等厨师也会被派过来，常来常往的旧货商也会过来，宗匠（注：在日本指的是和歌、俳谐茶道和插花等的师傅）也会过来。然后，还需负责捐赠事宜、接待宾客、安排入座、收拾草鞋、庭院洒水、摘掉幕帘的人。怀石料理需要两次汤水，两次食器，且每次都需美酒和丰盛的下酒菜相伴，厨房总是忙碌不已……这样一来，我认为茶道世界就过于无视当今的时势了，想要继续保持这奢侈作风，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合时宜的。
由于日本的战败，很多日本人都被迫陷入生活困境之中，所以绝不允许只有茶道世界还维持着曾经的奢侈。小林正在探索与战后社会相符的茶道的理想状态。
小林在被开除公职期间，对跃居公司经营首位的所谓的“三等要职”寄予了很大期望。他们被称为“战后派的财界人”，还被比作明治维新时期表现踊跃的安田善次郎和大仓喜八郎。小林认为战后派的财界人才是“闻名天下的革新根基”，代表着“时代的需求”。
但是，“战后派的财界人”也流露出一丝不安。这是由于日本当时正从大正时期的自由经济向“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统制经济转变，他们正处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却只能“一味地从事充当统制军部走狗的工作”。因此，即使美国前来号召着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仍旧不知道其真实的制度如何。可以说，这有些像在战争时期与统制经济作斗争的小林一般，是对战后社会的展望。
此外，小林在战争期间还以苏维埃联邦的第聂伯河发电所为模型，在富士山麓的原野上开发电源，设立了日本轻金属，生产制造铝。战后，电源的开发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小林的经验可以说为电源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4]
在小林被开除公职期间的4月24日，运输大臣大屋晋三的特使拜访了他的府邸。大屋大臣希望小林就任6月1日成立的日本国有铁路的总裁。虽说小林还处于被开除公职期间，但他只要提交解除革职的申请书，解除手续就会自动进行。但是，小林以76岁高龄为由拒绝了大屋大臣的邀请。第一任总裁兼运输次官下山贞则在任职不久后的一次出勤途中突然下落不明，其尸体最后被人发现（下山事件）。小林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5]：“若按照政府的计划取消开除，于6月1日就任第一任总裁，也许我也会和下山一样遭遇这样的不幸。”
重建东宝
小林一三倾注心血打造的东宝，在战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动争议，经营状况显著恶化。小林曾这样讲述当时的情况：“由于共产党战后的举动，东宝被卷入到严峻的劳动争议旋涡中。我这样说并非是自满，只是在当时的业界，东宝遭受的打击是最沉重的。即使在长达半年的罢工结束后，财政赤字还是在不断增加，入场税一直处于拖欠状态，高利贷的借款额也是越来越高，甚至陷入需要支付巨额利息的处境中。最终，新东宝脱离了公司的统制，并与之形成竞争的关系，陷入完全不被世人看好的悲惨状态中。”[6]
1945年（昭和二十年）12月，一部分东宝摄影所的职工组建了东宝摄影所职工工会。1946年2月，东宝全体职工组建了东宝职工工会，在同年3月要求全面提高薪水，与公司方面形成对立，并从3月23日起展开了15天的生产管理斗争。
1946年4月，松竹与大映等公司的职工集结在一起，组建了日本电影演剧劳动工会（日映演），东宝职工工会成为日映演的东宝支部。同年9月，日映演东宝支部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并要求公司方面承认日映演作为唯一交涉团体的地位。公司方面对其经济性的要求表示理解，但无法承认日映演的地位。最终交涉决裂，从10月15日到12月5日爆发了长达50多日的劳动大争议。
在大争议的高潮阶段，一部分与营业相关的职工从日映演离开，单独组建了东宝职工工会（第二工会）。演员大河内传次郎与长谷川一夫等人组织了反对日映演领导人的运动，一部分摄影所的职工与之步调一致，并单独组建了东宝摄影所职工工会（第三工会）。在50天的大争议期间，东宝的职工工会一分为三，公司方面则与新组建的两大工会签订了劳动协约。
在这种情况下，东宝的经营进一步恶化，陷入了自共产党进入公司以来最令人担忧的形势中。小林觉得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实在对不起股东们，因此即便自己还处于被开除公职期间，也积极参与到消灭财政赤字和共产党这两大“赤”的行动中。
1947年3月10日，田边加多丸在东宝的股东大会上成为新任社长。加多丸是小林同父异母的弟弟，是父亲甚八第二次入赘时生下的孩子。在加多丸就任社长之日，小林在日记中对其作出肯定评价。[7]
今日在东京召开了东宝大会，和预先计划的一样，由田边加多丸就任社长。如果今后组建新内阁的话，他最需要的就是勇气。
由于现在的日本不再需要资本家势力这种旧式力量的存在，只需要完备的事业经营组织，能够保证安全稳定、协力同心，以及基于满足公平分配的共荣精神的劳动力。如果公司能搭建这样理想的内部结构，利益的有无、多少等都是次要的。假如内部有想背叛此理想的叛徒，以及想破坏公司组织的反叛者，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将他们驱逐出去，而田边加多丸或许具备这种勇气。
小林想要以劳资协调、共荣精神为基础将东宝的经营理想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坚决将共产党员从公司内部清除出去。小林期待新社长加多丸能够拥有这种“勇气”，能够坚决实行该措施，不过加多丸本人对自己能否做到还有些许不安。
小林所讲的“共荣精神”到底指什么呢？在读完野坂参三的著作《亡命16年》后，小林曾将读后感记录在1947年4月27日的日记中[8]：“我认为，建立劳动人民能够支配的民主还不够，我主张必须建设国民全体都享有平等支配权的民主日本。这一点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手段、和平手段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小林赞同野坂主张的应该建设不仅限于劳动人民的民主，而是国民全体都能够平等支配的民主。这一主张正是小林所讲的“共荣精神”。
小林想要将共产党员从东宝彻底清除。1947年10月16日，针对东宝争议所制定的方针，他与社长加多丸以及哥哥七六、宗英交换意见并进行了“仔细的商谈”，希望七六、宗英能够“积极鞭策社长加多丸勇猛前进”，还与他们定下了协议。在当天的日记中，小林提到社长加多丸是“大好人，但不善管理他人”，而且由于其“优柔寡断”，批评他是否过于纵容劳动工会，并用激烈的言辞警醒加多丸必须按照制定的方针向前推进。[9]
像东宝这样优秀的公司如今竟落败到这般田地，是前社长大泽与第一劳动工会签署愚蠢的合同所造成的恶果。即使不得已被逼迫到如此境地，从田边加多丸新任社长之时起就该认清现实——关于这一点我主张尽快进行改革。伴随着改革，若是与第一工会起了大冲突甚至引发罢工，那就是我们的幸运，应该气势汹汹地勇猛前进。因为若不以此为契机，就算休整演出也要公开进行大改革，命运就会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从头再来的觉悟，并利落地勇往直前。东宝改革最终若不能将第一工会的共产党员清除的话，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虽然我在田边加多丸新任社长之时就如此提醒过，但是他还磨磨蹭蹭，最终落入到如今这般田地，实在是遗憾至极。若是能按照我们经过协议制定的方针向前推进的话，即便会引起相当激烈的冲突，但只要凭借勇猛的心，坚信正确的主张必胜，并以这种信念来推动改革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在此只祈祷他身体健康。
就这样，小林能够果断决定将第一工会的共产党员从公司内部驱逐出去，而社长田边加多丸却做不到。因此，在1947年12月27日接近日暮时分，小林坚决地进行了董事阵营的大幅度调整，新社长由渡边铁藏担任，加多丸则退居会长一职。在决定人事变动当天的日记中，小林是这样记述的：“关于东宝的改革，从田边加多丸新任社长不久开始，我大概劝告过他不下几十次，要断然实行改革。我一直以来都知道他是一位小心翼翼的人，但不承想直到今日，他还是没完没了地优柔寡断，观望不止。清楚看到他这段时期的慢性子之后，我彻底明白了他没有智慧，缺乏决断力，甚至没有胜任东宝社长之位的能力，因此不得不放弃他，实在遗憾。”[10]小林看清楚田边加多丸的能力后感到很失望，才决定将东宝托付给渡边。
新社长渡边为了谋求重建东宝，发表了“企业革新要领”，想要将人事权和经营权都收回到公司这边。但是，新社长渡边也不合小林的意。根据他在1948年2月15日的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社长渡边在前往大阪的芦屋吊唁平泽真时，曾拜访过小林的住宅，并与小林一起吃了午饭。在午饭期间，小林主张东宝的改革“若不以猛烈的斗争态度前进，必定实施不了”，但在渡边看来，他“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要舍弃通过和平协商这种简单的方针来解决问题”。因此小林“很严厉地批判了渡边”，据说渡边在“说完‘来到大阪后，受到您的教诲实在很感激，多谢款待’后便回去了”。[11]
1948年4月8日，东宝为了推进企业的合理化再建，公开声明将坚决整顿1200名职工。小林通过无线电广播了解到工会方面提议双方相互妥协并进行协商，他在4月9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根本性改革只进行到这种程度的话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够决断，不进行斗争性清扫，东宝一定会坍塌。”[12]
小林一贯主张应以坚决的态度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但由于自己已是被开除公职之身，不能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只能焦躁难耐地旁观。小林后来曾如此讲述过当时的心境：“碍于流放之身，我只能在一旁干着急，提心吊胆地看着这场改革。”[13]自4月16日起，以坚决整顿人员为契机，载入史册的东宝大争议开始了。争议大概持续了半年之久，于10月19日双方相互让步达成协议才最终结束。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日映演在摄影所的周围设置了路障，并固守在里面，所以为了让他们从这里离开，政府下达了临时处置的决定，出动了大约1800名警官，以及占领军、宪兵、战车、吉普车、卡车，甚至还出动了飞机，据说当时“只差没派军舰过来”。
这么一来，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议便就此结束，东宝的经营也随之落入到最低谷。1947年7月，田边加多丸就任社长时期，东宝便出现了1095万日元的赤字，进入到无红利状态，直至1951年7月一直持续着赤字经营。在这段长达5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宝一直处于既无亏损也无红利的状态[14]，造成赤字的要因之一在于它和新东宝的关系。
1946年，在东宝大争议期间，新东宝电影摄影所股份公司成立。随后，在1947年12月，以东宝社长渡边铁藏提出的“企业革新要领”为基础，拥有400万日元资本金的新东宝股份公司成立。该公司继承了新东宝电影摄影所的制作设备、器材以及公司职员。
在东宝大争议结束后不久，东宝与新东宝于1949年3月签订了一项合约，即原本分配给东宝的所有作品都委托新东宝去制作，而新东宝制作的所有电影则必须委托给东宝发行。然而，1950年1月，新东宝设立了新东宝分配公司，并决定将新东宝公司的作品全部委托给该公司发行。因此，放弃了自主制作的东宝陷入失去所有作品发行权的困境之中，赤字持续增加。说起来，东宝的渡边社长虽然成功平息了与共产党“赤旗”的斗争，但还是没能解决“赤字”问题。因而他于1949年12月辞去社长一职，由会长米本卯吉继任。之后的1950年9月，又由小林的长子富佐雄就任社长，富佐雄以促进企业再建、公司内部革新和经营健全化为目标展开经营。
被开除公职的小林，无法全面参与到东宝的经营再建中。在他1950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有10090人被解除了开除处分，不过我好像并没有在解除名单之列，原因不详”，从中可以感受到小林因不能解除革职，多少有些着急。[15]根据其1951年6月4日的日记，在面对新闻记者的提问时，小林的回答如下：“解除革职后，我想担任东宝的顾问，竭尽全力促进东宝重建。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既没有考虑，也没有任何意见。”[16]
1951年8月6日，小林在刚刚解除革职的第二天就成了东宝的顾问。接着，在9月28日，小林让现任社长，也就是其长子富佐雄辞职，自己于10月4日就任社长。他这样记录当时的心情：“回到东宝后，切身感受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成为负债之人。迄今为止我都在不断创造利润，如今却因为10亿赤字不得不对银行卑躬屈膝。如果只是银行的话还好，更过分的是还要对高利贷俯首帖耳，感觉已经没脸走在东京的大道上。明明很多人过去都能保持盈利，实在感到很难为情。”[17]
表1-9 东宝的营业成绩（单位：万日元·%）
[注] 中川公编【1954】，《东宝二十年史抄》（同公司）56页。
[注] 东宝的结算日一般在1月及7月，这里以年为单位统计。
如表1-9所示，小林复任社长之后，东宝的业绩便急速恢复，在1953年1月份就已经恢复到了15%的红利。[18]恢复的主要原因有经济转向繁荣，以及小林个人的良好信用等。在这种情况下，小林坚决实行了通过固定资产的再评估，以及增加资本充足自有资本，调整与新东宝的关系等措施。1952年9月，为了调整与新东宝的关系，小林将田边宗英派到了新东宝，令其担任会长。1953年2月，田边担任新东宝的社长。此外，当时东宝滞缴应交给国家的巨额入场税，并挪用公司内部未缴纳的入场税，小林制止了这一做法。
1952年10月16日，小林复任东宝社长后不久，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欧美，踏上了为期约两个月的视察之旅。1954年11月，小林迎来了东宝创立20周年，根据这次视察的成果，他对东宝的未来作了如下发言。[19]
我于昭和二十七年10月16日从羽田出发，踏上了为期约2个月的欧美视察之旅。期间在美国看到立体电影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当时还没有戴着眼镜观看的3D电影，没有FOX公司的西尼马斯科普系统宽银幕电影，也没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全景宽银幕电影。如果东宝一直维持现状的话是行不通的，我想配备可以上映新电影的电影院和摄影所，还想制作可以长期上映的优秀电影。为了电影的未来，希望可以妥善处理并完善所有设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全国都拥有优秀剧场连锁的东宝将不会改变其原有方针。
换言之，我想进一步推进平时提到的百馆主义。我在全国拥有百余所优秀的电影院，电影的制作费用包括给这些电影院进行配售的费用。理想状态是以后若想上映电影，请先到我们公司总部或分部的事务所进行协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便宜、在竞争中无往不利、几乎免费的价格。今后我也想继续积极参与剧场的建设。南街剧场在去年年末就已经开业，位于上野的剧场也开始着手建设，将稳步建成上野东宝剧场。接下来我还想参与到新宿、横滨等地的建设工程中去。重整摄影所，将其打造成当代之物，制作能够长期上映的优秀电影的同时，为全国的优秀剧场配备最新式的上映设备，使其既能上映优秀的外国电影，也可长期上映优秀的本土电影。这些事情都要由演出部门仔细敲定。
小林的“百馆主义”是不可动摇的。在复任东宝社长满4年后，小林终于有时间回顾过去20年的风风雨雨，畅想东宝的未来。
开始设立宝塚新艺道场
小林是在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8月6日才被通知解除革职的，而在上一年的11月3日，他就已经创办了宝塚新艺道场（1951年11月改名为宝塚新艺座）。为了吸引人们前往宝塚大剧场，第二剧场（即大剧场）开始公开演出，自上午11点起，观众便可免费入场观看各种演出。这和过去为了增加宝塚新温泉的浴客数量，提供免费观看少女歌剧的服务是同一道理。就像少女歌剧作为戏剧演出实现自立一样，新艺道场也被期待着能作为新艺能集团不断成长壮大。构思建立东宝新艺道场的宝塚歌剧理事长引田一郎，曾这样讲述过自己的抱负。[20]
从11月起便开始改造小剧场，将其改名为宝塚第二剧场，然后再创办宝塚新艺道场，每天上午11点以后便免费开放。回想起来，宝塚少女歌剧在创办之初，也是作为新温泉的余兴节目，向客人免费开放。我们想要将小众、有趣、值得欣赏的新艺道场打造成艺能百货商场。经过日积月累，也许这里能有优秀男性可以加入的歌剧团，从没有任何名人在此诞生的小剧场到可以推荐优秀歌手、舞蹈家、艺人、音乐家等的艺术殿堂。宝塚中剧场作为宝塚电影剧场，首次以“东京的门”作为首轮放映剧目，踏上了新的征程。之后，进一步改造中剧场的后台，组建宝塚文化俱乐部（临时称呼），开办高雅的夜总会。
战后的宝塚，被认为是“穷途末路，奄奄一息”，前途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小林是这么评价引田的[21]：“我在仔细考虑之后，对引田先生的深谋远虑感到震惊。他列出了各式各样的可行性计划，数都数不清，而且这些计划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如果能够真正实现，我相信宝塚有可能会再现战前的生机与活力，对此我感到无比欣慰。”小林还经常去听宝塚新艺座的演讲，但他严厉批评这些演讲：“大都是低级的，让人困惑。”但另一方面，小林对新艺座还是寄予了厚望，[22]他认为：“想要将这些打造成纯洁、正直、美丽、高雅且面向大众的作品，需要花费很多功夫。我还不至于完全失望，希望对新艺座能像对帝剧一样随意提出要求，让它不断进步。”
最终，宝塚新艺座的发展与小林所期待的完全相反。宝塚新艺座作为全面发展喜剧的剧团，一直演出到1972年8月。小林在其逝世的前一年，1956年11月29日还在访问新艺座。
在宝塚音乐学校举办的葬礼 1957年 84岁
突然的离世
1955年（昭和三十年）9月25日，小林辞去东宝社长一职，退居顾问，由其长子富佐雄就任社长。在实现东宝的经营再建后，他便正式将社长之位让给长子，此时的小林已经82岁了。
但小林的事业劲头并没有随之衰减。这一年的11月4日，小林在东宝总部召开了新宿巨蛋·体育场的发起人创立大会，在11月7日的11点还举行了体育场的破土典礼。1956年2月16日，小林创办了新宿巨蛋·体育场股份公司，就任该公司的社长。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小林讲述了自己在这一新事业上的抱负[23]：“10点在东宝的地下食堂召开了新宿巨蛋·体育场的创立大会，大会上任命了预定董事，并推选我为社长。日常工作还是交由年轻的新人去做，我想指导这些新人，为他们打造新式经营的学习模板。”
小林在1956年4月2日创办了梅田巨蛋·体育场股份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社长。梅田巨蛋·体育场在16日竣工开业，新宿巨蛋·体育场则在28日竣工开业。
与小林相关的多家公司赠送了一座他自己的半身像，赠送仪式于1956年12月27日在东京会馆举行。小林在28日出席了新宿巨蛋·体育场的开场典礼，进行了发言。30日乘坐特急电车“燕”返回大阪，在第二天听取巨蛋·体育场11—12月期间的业绩报告，知道成绩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小林才放下心来。
新年过后的第4天，小林便投身到工作之中。他在这一天去了一趟东宝，还在巨蛋·体育场转了一圈之后才回家。只要看小林的日记便会了解到，直到1月12日为止，他总是因为一些要事需要外出。但自1月13日起，别说外出了，连日记记述的内容也变得极其简单，只有日期和天气，20日以后甚至连这些内容都没了。小林正是在这几天之后离世的。
小林一三于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1月25日夜晚11点45分安静地离开了，结束了他84年的人生，死因是急性心脏病哮喘。各大新闻社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报道了小林的逝世。《读卖新闻》（1957年1月26日）在其“读卖短评”专栏里，对小林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24]
将比手推车要好一些的箕面有马电气轨道打造成今日的大阪急铁，还有宝塚少女歌剧、铁路沿线住宅地、位于终点站的百货商场、娱乐中心……小林各种各样的创意造就其多角度的经营，小林逐渐被人称为大阪的“今太阁”。他不遗余力进军东京，从少女歌剧出发，大力打造东宝的演出和电影，并在丸之内的正中央建立了一条大型娱乐街，与大谷先生的松竹平分天下。价格极其便宜的百货商场的开张让东京人大吃一惊，位列“甲州山猿”系谱的经营天才，大臣落第等都只是些许附录。从福泽谕吉那里学到的商人精神与大阪人合理主义的商业气魄相互融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敏锐、新颖的直觉，以及旺盛的事业欲望，在上了年纪后乘坐阪急电铁时，还不忘给电铁提出修改意见，这种真诚的态度贯穿小林一生。小林最后的事业——巨蛋·体育场，它像转动着的陀螺一样的机动力量和立体性，正象征着小林的人生与梦想。
从1月31日下午2点起，小林的葬礼在寄托了其希望的宝塚大剧院举行，由宝塚音乐学校主持，京阪神急行电铁的社长佐藤博夫担任葬礼委员长。大剧场的舞台被作为祭坛，身穿带有家徽的黑色和服和绿色裤裙的300多位学生，以及3000多位财界、电影界、演出界的相关人员参加了小林的葬礼。
这一天的宝塚冷雨霏霏，雨中还夹杂着细雪。为了表达对宝塚缔造者的敬意，沿路的土特产商店全部关门为其服丧，从宝塚新温泉的入口到大剧场附近一带挂满了黑白帐幕。舞台上缀满了全白的花朵，而在花朵的正中间挂着小林生前的照片，照片中的小林温和可亲。由宝塚管弦乐队在会场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丧礼进行曲静静地回荡在整个会场。小林灵前摆放着歌颂他生前功绩的正三位勋章一等瑞宝章（译者注：日本授予有功于公众者的勋章。勋位分为一等至八等），以及刻着“大仙院殿真觉逸翁大居士”字样的牌位。现场座无虚席，只有小林生前观看演出时常坐的“23号”席位空着。3月8日，东京的财界、电影界、演出界的相关人员在东京宝塚剧院召开了追悼仪式。
注释：
[1]小林一三【1991】，《小林一三日记》第2卷（阪急电铁）242页。
[2]小林一三“我的人生观”《全集》第1卷236页。
[3]小林一三“新茶道”《全集》第1卷372页。
[4]上述“我的人生观”《全集》第1卷237—240页。
[5]上述《小林一三日记》第3卷77页。
[6]小林一三【1945】，“东宝创立20周年之际”中川公编《东宝20年史抄》（东宝）3页。
[7]上述《小林一三日记》第2卷494页。
[8]同上，508页。
[9]同上，543页。
[10]同上，562—563页。
[11]同上，578页。
[12]同上，603页。
[13]上述“东宝创立20周年之际”3页。
[14]三宅晴辉【1959】，《小林一三》（日本书房）286页，上述《东宝20年史抄》56页。
[15]上述《小林一三日记》第3卷233页。
[16]同上，312页。
[17]上述“我的人生观”《全集》第1卷236页。
[18]上述《小林一三》287页。
[19]上述“东宝创立20周年之际”5页。
[20]引田一郎“杂感后记”《歌剧》1950年11月（伊井春树【2015】，“宝塚新艺座的创设——小林一三在新演剧方面的想法”《阪急文化研究年报》第3号[阪急文化财团]20—21页）。
[21]同上，21页。
[22]上述《小林一三日记》第3卷278页。
[23]同上，688页。
[24]本书是根据小林一三老先生追想录编撰委员会编《小林一三老先生的追想》中，于1980年发行的抄录版3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