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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Ⅲ “大众本位”的经营理念
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
小林一三将“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作为阪急百货商场的经营理念。对重视“大众本位事业”的小林来说，这句话是其经营思想的集中体现。那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阪急百货商场的经营实况。为了做到“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小林孜孜不倦地尝试了各种办法。
尽管昭和经济危机来势汹汹，阪急百货商场的业绩仍然取得了平稳发展。如表2-4所示，各期的营业额都高于营业费用。在阪急电铁的《第46回营业报告书》中，关于1930年（昭和五年）上半年阪急百货商场的营业成绩，是这样记述的：“尽管经济始终不景气，店里还是迎来了很多顾客。营业额与前期相比甚至取到了显著增加的好成绩。不仅有本公司沿线的顾客光顾，还得到大阪市内北部一带顾客的关照，相信有望实现业绩蒸蒸日上的经营盛况，前途无限光明。”[1]
表2-4 阪急百货商店的经营
[注] 阪神急行电铁股份公司《营业报告书》各期。
就像《第46回营业报告书》中预测的那样，阪急百货商场的营业额在此之后还在持续增加，这是因为“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这一方针被正式确立下来，1931年12月1日，卖场、食堂的面积扩大了两倍，营业额因此显著增加。1935年上半年“沿线多次遭遇水灾，对营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2]但在这一年的10月6日，大阪市营地铁梅田线正式完工，连通了阪急电铁的梅田车站与地铁。1936年3月21日，第4期工程正式完工，卖场、食堂的面积有所扩大，阪急百货商场的经营“也始终保持平稳增长，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3]公司员工数量也在增加，1930年3月还只有60人，到1933年3月就已经超过了100人，到1936年3月更是壮大到了110人。[4]
在这期间，小林为了实现“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下了很多功夫，尝试了直接经营、建造旁系工厂等方法。阪急商场时代的1927年1月28日，小林在北区小深町的阪急电铁高架下开办了直营的糕点制作工厂，工厂的占地面积仅45坪。伴随着百货商场的逐步成长，糕点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1929年10月30日，在北区芝田町的高架下新建了170坪的工厂。1934年11月14日，在阪急电铁宝塚线三国车站附近建立了新式工厂，制作的产品主要有纯西式糕点、纯日式点心、长崎蛋糕、面包、冰淇淋、咖啡、果子露等，特别是冰淇淋，除了在梅田阪急食堂、地下卖场、宝塚食堂、宝塚酒店、神户食堂等地售卖，还出口到遥远的满洲地区。[5] 1.5钱一个的带馅面包和5钱一个的奶油泡芙都是秒速售空，如果顾客同时购买50种市价10钱的西式糕点，就可以统一以5钱一个的价格购得。[6] 1934年2月，在北区芝田町高架下的制作糕点工厂的内部一隅创设了阪急制药所，生产制造阪急共荣药。共荣药的种类有头痛片、感冒片等共25种，并批发给以共荣药房为首的全国各地的药房。[7]
小林甚至还将衬衫等纤维杂货的生产制造发展为阪急百货商场的旁系事业，在北野杂货制造所进行。该制造所在1929年2月6日，也就是阪急百货商场开始营业的前两个月，以3万日元的资本金召开了创立大会。自那之后，便在阪急电铁高架下开设了一个50坪的工厂，主要用以生产制造衬衫、手帕等纤维制品。1934年9月，其资本金增至10万日元，经营规模也随之扩大。最初，该工厂有着专务董事堀尾真次郎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但他支持小林“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的理念，“最终，由于铁路沿线住宅地的居民几乎都是工薪族，所以将需求量最大的衬衫、手帕等作为商品主力生产制造，并将当时最低市价为2.8日元的细棉布衬衫以1日元低价出售”。[8]阪急百货商场之所以积极进行个人品牌的销售，是因为与三越等起源于江户时期的衣料店相比，想要保证固定的货源比较困难。
1929年3月阪急商场的资产额（商场、食堂设备、商品现有总量）达到160839日元，在同年10月改名为阪急百货商场之后，资产额增长到了1390481日元，共增加了10倍左右。阪急百货商场的卖场面积与阪急商场时代相比，虽然已经扩大许多，但是没过多久又变得拥挤起来。
阪急百货商场在1931年2月着手第二次扩张计划，扩张工程在这一年的11月完成。从12月起，阪急百货商场变身为占地面积628坪，总面积6181坪，包含地下卖场在内共有6647坪的大型百货商场。阪急百货商场的第3期扩张工程，在1932年11月完工后，总面积高达15000坪，成为大阪最大的百货商场。
第3期扩建开业后，小林一三亲自担任百货商场的部长并负责采购业务。1933年1月确立了由4个营业部和总务科、食堂科等组成的经营组织。此外，为了使商品配备更加完善，计划充实4楼的吴服（译者注：即和服，江户时代以前称吴服）卖场。1934年9月，制作了由小林一三署名的问候书，内容如下。[9]
阪急百货商场为了更好地服务电车乘客，从经营食堂开始，拓展至其他领域。虽然开业时规模很大，但是吴服卖场的诸位不论是采购员还是店员的服务都尚未熟练，有很多怠慢之处实在抱歉。不过，就像叫花子乞食3年后也会比现在强3倍一样，阪急百货商场的吴服卖场通过店员的培养也可以逐渐达到外销的程度。总之，我们在想方设法地向前发展。在别处的商店，这种类型的店员大概有四五人，而目前我们已经达到了10个人。这样一来，我们既有提供咨询的人员，也拥有只要客人下单就绝不会让他们失望的自信，因此接下来吴服店的诸位也会将阪急百货商场的真正价值发挥出来，能否得到大家的赞誉，还请拭目以待，在此再次进行问候。
小林认识到，阪急百货商场与拥有三越等起源于江户时期的吴服店的百货商场相比，虽然在招徕客人和价格低廉方面占优势，但在采购和备齐商品方面处于劣势。因此，他借着第3期扩充的机会开始外销，进一步优化备货品种，扩大吴服销售。小林为了贯彻“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的经营理念，努力克服阪急百货商场的缺陷。
1934年9月1日，阪急百货商场在阪急总部大楼7楼的西馆，开设了以地方小零售商为对象，主营批发的“大阪物产馆”。为了谋求与消费者和中小生产者共存共荣，开设以批发为主的百货商场，这一想法在阪急百货商场开业之初就已经萌生了。
阪急百货商场在开设大阪物产馆时，刊登了一篇名为“批发业开业指南——9月1日开店，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的广告。据此可以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批发业者一般都是等待产地的办事员来店采购商品，或者是让驻扎在产地的店员采购。这样一来，批发店的采购员与生产者之间会出现私下交易，商品价格自然是“批发商本位”，损害了一般消费者的利益。为了让地方的小零售商能够以“消费者本位”进行采购，开设了以“比别处物美，比别处价廉”为方针的大阪物产馆，并将其作为阪急直营的批发类百货商场。
在大阪物产馆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交易，是因为：①这是阪急电铁的副业；②不需要支付房租和摊位费；③奉行现金展销主义，简单易行；④拥有大量的直营、旁系工厂。大阪物产馆批发的商品主要有男士内衣、妇人小孩内衣、手套、袜子等杂货类商品，不过将来计划扩张到食品材料以及住宅用品领域，并以“批发经营衣食住方面的生活必需品”为目标。[10]
小林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计划“再增加1万坪，这样就可以成为日本第一的百货商场”。[11]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如果在大阪的梅田开展百货商场事业，不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就会出现竞争者，且固定资产不在1000万日元以上就不会有盈利，也无法封锁竞争者。
1935年10月6日，大阪市营地铁梅田站正式完工，使阪急电铁的梅田车站和地铁间的连通成为可能，阪急百货商场的业绩因此有所提高。1936年3月，东馆在第4期增筑工程后落成，大大扩张了卖场和食堂的面积。在1936年上半年的阪急电铁《第58回营业报告书》中记述道：“由于这一期增筑工程的完工，大大扩张了卖场面积。内容整备自不用说，在经营方面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最终，卖场逐步提高信用度，博得了顾客的好评，业绩始终保持平稳增长，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成绩。”[12]
国民戏剧——普通民众的娱乐项目
东京宝塚剧院在1933年（昭和八年）12月29日竣工，从第二年正月2日起开始公演。备受大众瞩目的是，伴随着东京宝塚剧院的开业，“大众本位的、明快的东宝式新演出法”得以实施，具体内容如下。[13]
一、演出时间从下午6点开始（4点开场），到10点结束，一共4个小时。周末和节假日的日常演出从下午1点开演（上午11点开场），到5点结束。
二、在开演4小时的基础上，努力减少幕数，每次的休息时间设置在20或30分钟。
三、将来在这种演出方式被鼓励施行之时，剧场将不再提供饮食服务，在剧场内只能利用20或30分钟的休息时间饮茶。为了配备顺应这种趋势的服务设施，剧场需要翻新修建。
四、关于本剧场的餐饮设施，在地下一层有西式食堂，4楼有竹叶亭，3楼有菊屋等，无论是食堂还是小卖店，确立了这样的方针，即所售商品的价格都与剧场外保持一致，不存在任何提价的情况。因此，像在剧场内将原本50钱的商品提价到80钱出售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五、为了避免售票方给予所谓的“同伙”优先权及大型折扣这类情况发生，预售票数和当日销售票数各占一半。如果3楼也进行预售的话，场内的饮食、休息等服务要与一、二楼一样，保证观众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一般大众通常都要在白天工作8个小时左右，所以演出时间不能只考虑到有空闲的人群，因而定于从下午6点开演，10点终演，一共4个小时（周末和节假日则是从下午1点开演，5点终演，进行两次公开演出）。在考虑国民的消费水平之后，将票价分别定为2日元、1.5日元、1日元、50钱，将预售和当天所售票“对半”处理，以此来回应大众的需求。食堂、小卖部等出售的商品价格与市面一般价格相同，废止了“剧场都会贪图暴利的陋习”。[14]当时，松竹是在下午3点开场（4点开演），关于入场券的销售，还有一种“同伙制度”存在，即演员自己强行将入场券推销给别人，剧院则在暗中提供帮助。不过，东京宝塚剧院推行的是“坚持以大众本位销售门票”的“明快至极的演出法”。[15]也就是说，小林将剧场经营“从另一个阶级的风俗习惯里衍生出的不务正业，转变为普通的事业来经营打理”。如表2-5所示，东宝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积极开展剧场的经营事业。如图2-5所示，收入虽然获得显著增加，却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表2-5 东宝的剧场列表
[注] 远山静雄【1943】，《东宝十年史》（东京宝塚剧场）34—38页。
[注] *是成为东宝经营时的年月日。
图2-5 东宝的收入·盈利的变化（1933年下半年-1945年上半年）
（单位：日元）
[注] 东宝30年史编撰委员会编【1963】，《东宝30年史》（同社）358—359页。
[注] 上期是指2月1日—7月31日，下期是指8月1日—翌年1月31日。
大众酒店——“二等卧铺的延伸”
小林在经营宝塚酒店和六甲山酒店时饱尝辛酸，在1935年（昭和十年）9月到1936年4月这一期间，小林视察了欧美国家，并提出了将大众酒店作为“二等卧铺的延伸”这一商业模式的构想。[16]这一构想的原型是拥有3000间客房，当时世界上最高级的酒店——美国芝加哥的斯蒂文斯酒店（即后来的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在停留法国巴黎期间，小林临时带着绘图回国。“二等卧铺的延伸”的酒店类似于现代的商务酒店，是方便快捷、房费便宜的“大众酒店”。[17]
小林坚信，只有尽可能给大众带来便利，并且每日都有钱进账的事业，才会取得繁荣发展。而这次的欧美视察之旅进一步坚定了小林的想法。用这种观点来审视日本酒店业的话，会发现以外国游客以及一部分富裕阶层为目标的帝国酒店和位于箱根宫下方的富士屋酒店等一流酒店都处于亏损状态，没有任何盈利。由于两家酒店的房费每晚都是10日元以上，只有极少数的富裕阶层才会去那里住宿，称不上是面向大众的酒店。
小林计划在有乐座附近建设大众酒店，并让东京电灯工务科长冈部荣一调查民营企业科长阶层的职员在去东京出差时，公司提供的日津贴和住宿费分别是多少。调查结果显示，该阶层职员从公司那里得到的日津贴和住宿费总共是6—8日元，很显然他们住不起帝国酒店那种每晚10日元以上的地方。因此，他们有的投宿在住宿费便宜的日本旅馆，有的投宿在朋友或亲戚家里。如果选择投宿在朋友或亲戚家，难免会感到拘束，且被投宿的一方也会感到困扰。此外，像这样的朋友或亲戚大多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外，来回路上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乘坐出租车的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第一酒店 1938年
因此，小林考虑到，如果在交通特别方便的东京市内建造一个每晚只需花费2—3日元，也就是和火车二等卧铺差不多的价钱就能入住的酒店，可以预见它的需求量一定很大。即使出差补贴只有6日元，入住2日元酒店还能剩下4日元。他们在付完伙食费和交通费之后，还能给妻子儿女多少买些土特产。
话虽如此，并非只是房费便宜就行。民营企业科长阶层的职员都是一些高学历且注重外表的人，所以从酒店的玄关到大厅都要丝毫不逊色于高级酒店，而且还必须配备最新的设施。
但是，如果要给豪华大厅配备最新的设施，而只收取帝国酒店五分之一的房费，可能会入不敷出，这就到了小林发挥本领的时候了。首先，他通过缩小客房面积来增加客房数量。去东京出差的职员在白天都不会住在酒店里，他们只在夜里才回房间休息，所以即使房间小一点也没关系。其次，减少酒店员工的数量，尽可能排除一切浪费行为。社长办公室一般都很宽敞，且位于向阳采光好的南侧，即使放在酒店里也是最好的位置。而小林放弃了这一做法，将社长办公室移到地下室。另外，在筹集资金方面，以低利息借到了和资本金差不多的金额。总之，小林为了能取得收支平衡想了很多办法，他就是如此这般考虑大众酒店的事业经营的。
1937年（昭和十二年）1月9日，第一酒店于东京新桥站附近开业，其实现了小林大众酒店的构想。
当时，在铃木三荣的味之素控股公司中担任常务理事的土屋计左右这样讲述第一酒店在正式开业前的经过：1936年夏，位于新桥的读卖新闻社的旧地皮将被出售，传开了土屋是否会买下它的议论。土屋找到社长铃木忠治和专务铃木三郎助协商，提议将地下1楼作为饮食街，地上1楼作为商店街，2楼作为出租房，3楼以上则全部当作酒店。铃木忠治也是东京电灯的董事，特别佩服小林一三社长，便让土屋去询问小林的看法，三井银行的后辈土屋便去拜访了东京电灯的社长。小林将“我这次环游世界一周的感受是，今后的生意要与大众直接挂钩，需要想办法不断地为大众提供便利，只有每日进账的事业才会繁荣兴旺。为此，我创办了阪急电铁、阪急百货商场，之后是东宝电影公司。此外，还有一项以大众为对象尚未被开发的生意就是大众酒店”作为开场白，讲述了自己关于大众酒店的构想。最后，小林还讲道他不会把酒店经营交给专业人士，必须由外行来做，并就此作了如下解释。[18]
对于那些被称为专家的酒店经营老手来说，我的方案是完全不能被理解的。我曾经也跟大仓男爵讲过这些话，但是根本没被采纳，他反倒认为我这个外行不知所云。听说你与帝国酒店的犬丸是同级生，你千万不要去跟犬丸协商。因为只有毫无酒店经营经验的外行才会进行革新式的经营，酒店员工除了厨师以外全部都要聘用外行，目前的员工都存在因循守旧的弊端。还要废除一切小费制度，由公司支付他们固定工资。就当下情况而言酒店经营对于外行的你来说还是很合适的。我在东京开办宝塚剧院时，也没有雇用任何一个有演出经验的松竹人。简言之，就是以大众本位为目标，将酒店变成像荞麦面馆一样的必需品。很久以前听说过鳗鱼店的掌柜因为鳗鱼的诅咒上吊自杀的故事，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掌柜自杀是因为经济原因，鳗鱼店在经济景气时的生意很兴旺，不过在过去10年里，只有前3年的经济比较景气，后7年经济一直很低迷，鳗鱼店最终也破产了，这才导致了掌柜自杀。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荞麦面馆的掌柜自杀。
在小林看来，酒店经营的专家很难打破原有观念。大众酒店的经营要交给不被原有观念束缚的外行进行革新，这一点很重要。之后，小林以低廉的价格将国铁新桥站附近的读卖新闻社1000坪左右的地皮买到手，当然也多亏了《读卖新闻》的社长正力松太郎的好意。此地位于东京市中心，除了国电之外，还有地铁、城市电车、城市公交等交通工具，交通非常便利。官厅街、银座大道、日比谷娱乐街也在该地附近。
1936年（昭和十一年）9月25日，在东京市京桥区室町二丁目的宝桥公寓二楼设置了第一酒店的创立事务所。该创立事务所在翌年3月转移到新桥的第一酒店建筑现场的东南角。第一酒店的建设地由正力松太郎（723.9坪）和东京电灯（238.5坪）持有。正力将从前持有者——王子制纸那里收购的土地，以买入价出售给小林，相应地，小林社长欣然承诺会将东京电灯的持有地转让给正力。
小林持有1000股股份，成为发起人之一，其余的发起人共10人，分别是：平沼亮三（贵族院议员），今村信吉（东京帽子专务董事），高桥龙太郎（大日本麦酒专务董事），土屋计左右（铃木三荣常务理事），山内贡（野村合名总理事），筱原三千郎（服部贸易社长），平野保助（原三井银行上海支行长），望月军四郎（横滨仓库社长），铃木三郎助（味之素总店、铃木商店专务董事），铃木三千代（铃木商店董事）。
第一酒店在1937年2月3日得到了宿屋（旅馆）营业许可，并在翌年4月27日得到了酒店营业的许可，这一天还举行了开馆宣传会，于29日开始营业。酒店客房共有626间，能容纳691人，总建筑面积达5400坪。当时，自诩规模最大的帝国酒店的客房数是270间，能容纳398人，第一酒店的规模要比其大两倍以上。虽然第一酒店的客房和浴室都比较狭窄，但是大厅很宽敞，还装饰有从意大利进口的“豪华”大理石，全酒店配置的都是最新的空调设备，一举成为“东洋规模最大的商务酒店”。
最初只开放了2—4楼的客房，但由于客房利用率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增加，5月便开放了5、6层，6月开放了7、8层。房费方面，无浴室的单人间是3日元（最初是2.5日元），有浴室的是4日元（最初是3.5日元），两者都需交30钱的服务费，而东京—大阪间的二等卧铺票价是上铺3日元，下铺4.5日元。可以说小林所说的作为“二等卧铺的延伸”的大众酒店的建设真正得以实现。
表2-6 第一酒店的房客数量和利用率
[注] 第一酒店股份公司编【1992】，《托付梦想 第一酒店社史》（同社）52—53页，98—99页。
[注] 房客数量是指一天平均下来的人数。利用率是指房客人数在容纳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在经营方面，当时其他旅馆及酒店员工的收入都是依靠客人给的小费，而第一酒店将其改为月薪制。此外，酒店还采纳了小林“员工最好都是与酒店业无关系的外行”的建议，聘用的员工全都不是酒店业从业者。
自从第一酒店全馆开始营业，一天的平均房客人数和利用率如表2-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酒店实现了相当高的利用率。因此，第一酒店在开业一年以后，就取得了酒店业界首年实现一成盈利的好成绩。1939年3月，在小林的斡旋下，第一酒店以405651日元的价格从仁寿生命保险收购了587.9坪的新店用地。[19]
注释：
[1]阪神急行电铁《第46回营业报告书》1930年上半年23页。
[2]阪神急行电铁《第56回营业报告书》1935年上半年22页。
[3]阪神急行电铁《第58回营业报告书》1936年上半年22页。
[4]阪神急行电铁《营业报告书》各期。
[5]狩野弘一编【1936】，《大·阪急》（百货商场新闻社）118—121页。
[6]关于阪急百货商场的三国糕点制作工厂，参照了阪急百货商场史编集委员会【1976】，《阪急百货商场股份公司25年史》（同社）140—141页。
[7]上述《大·阪急》121—122页。
[8]同上，123—125页。
[9]上述《阪急百货商场股份公司25年史》139页。
[10]上述《大·阪急》44—52页。
[11]小林一三“我的生活方式”《全集》第3卷184页。
[12]阪神急行电铁《第58回营业报告书》1936年上半年22页。
[13]小林一三【1943】，“东宝10周年之际”远山静雄编《东宝10年史》（东京宝塚剧场）53页。
[14]上述“我的生活方式”《全集》第3卷126页。
[15]上述《东宝十年史》54页。
[16]上述“我的生活方式”《全集》第3卷126页。
[17]小林一三“我的人生观”《全集》第1卷250页。
[18]土屋计左右【1961】，“小林老先生与大众酒店”小林一三老先生追想录编撰委员会编《小林一三老先生的追想》（阪急电铁）392—394页。
[19]根据第一酒店股份公司编【1992】，《托付梦想的第一酒店社史》（同社）29—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