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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Ⅰ 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登场
开始经商生涯
松下幸之助以松下创始人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他生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1月27日，那是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明治时期有三次企业振兴，也就是创业热潮，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刚好是第二次振兴期，经济史专家土屋乔雄称之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确立并奠定基础”的时期。[1]
这一时期，关西地区纺织业的山边丈夫、武藤山治等名扬后世的经营者崭露头角，松本重太郎等很多人也有机会得以在创业大潮中大显身手。幸之助的父亲政楠也是感受着这种时代气息的一代人。
幸之助出生于和歌山县的小地主家庭，属于农村的富裕阶层。他有七个哥哥姐姐，是家里第三个男孩，也是八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从小很受父母疼爱。如果生活一帆风顺的话，幸之助一家的生活也算衣食无忧，但生活不总是那么尽如人意，干劲十足的父亲政楠沉迷大米投机生意，失败后家道中落，全家被迫搬到和歌山市内经营木屐店，但是生意冷清，最后也倒闭了。这期间幸之助的二哥、二姐、大哥因为疾病相继去世，全家陷入困顿之中，幸之助走上了独自谋生之路。
1904年11月，年仅9岁的幸之助从小学退学，在母亲的目送下离开家乡只身前往大阪。他一开始在宫田火盆店打工，据说小小年纪的幸之助也有因为孤独哭湿枕头的时候，但他并不讨厌工作。晚年（91岁）时被问及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时，幸之助的回答就是“拿到人生中第一笔工资5钱白铜币”。
幸之助在火盆店只干了3个月，这家店就倒闭了。也算是缘分，之后他被介绍去了五代自行车商会（堺筋淡路町，后更名内久宝寺町）打工，地点在船场（译者注：船场是指大阪市中央区西北部的商业地带）附近，他在这里学习到了商业的基础知识。
当然，幸之助的工作内容不只是自行车的修理和销售，即使在寒冬早晨，擦拭、清扫工作也必不可少，他的小手在冰冷的水里被冻得通红。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自然十分节俭，在清理店铺门前时，如果捡到还能用的垃圾都舍不得扔掉，自己再继续使用。
“白砂糖是甜的，食盐是咸的，只要尝一下就能知道不需要理解，只有亲身去体验才能知道事物真正的价值。”这种根植于幸之助内心深处的行事风格是学徒时代的经历教给他的。[2]开始学徒生涯的时候，日本正深陷日俄战争泥潭之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消耗，但是时常传来的战果仍然让人们斗志昂扬，幸之助也感受到了这种活力。据说“人们排着队提着灯笼高喊着南山攻下了、我们夺取了203高地”。[3]在这样的时代下，幸之助看到年纪相仿的孩子们每天早上去上学，感受着不同境遇的差异，促使他更加拼命地工作。他曾感慨学徒生活的各种体验“塑造了我的人生观”。[4]
作为一名对待顾客极尽礼貌的商人，这是学徒时期培养起来的态度，已成为幸之助无比宝贵的财富。这种态度时常带来感动，尤其能深深打动日本企业家。
被誉为“丰田汽车中兴之祖”的丰田英二就是其中一位，他任常务董事一职前往松下电器（以下简称松下）的工厂参观学习时“感到肃然起敬”，因为“当时刚刚到达门口就看到相关人员已经整齐地站在那里迎接等候，再一看，发现最前面站的竟是松下先生”。[5]当时的英二50岁左右，而幸之助已是古稀之年。
幸之助并非只对待最重要的客户时才表现出这种态度。松下的第三任社长山下俊彦说：“不管对面是谁，他都一视同仁地极尽礼貌。即使在代理店感谢会上，一位看起来像是店员的人走过来，他都会走上前去深深鞠躬，然后倒上酒走到大家中间敬酒。这绝对不是作秀，而是内心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礼貌，是表演不出来的。”[6]
向员工表示感谢
幸之助不仅对顾客如此，也曾对自己员工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少年时期命运带给幸之助的不幸反而使这位企业家的人生更加丰满厚重，接下来我们继续追寻他的传奇人生。
少年幸吉的天分
据说幸之助被老板五代音吉称为幸吉，五代夫妻都很喜爱他。音吉有个哥哥，青年失明，靠按摩起家，之后做土地房屋中介的才能逐渐显现，最后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这个人就是创立大阪第一所盲哑学校的五代五兵卫。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幸之助的父亲在这里也获得了一份工作。
五兵卫有时会去音吉的店里看看，幸之助就会机缘巧合地听到他的一些故事。据幸之助说，五兵卫进入待售的建筑就能鉴定出其价值，因为拥有这种能力，才获得顾客的信赖并取得成功。[7]
后来幸之助曾对自己的员工提到五兵卫的这种能力，并告诉他们应该尽量做到一进入工厂车间就立刻判断出车间里的杂音是不是正常，是准确运转的杂音，还是有废品产生的杂音。[8]结识五兵卫，确实给幸之助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幸之助渐渐记住了工作内容，有时还能发挥出自己的勤劳伶俐，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优势。曾有这么一件事，同事贪污店里的商品被发现后，幸之助说如果不惩罚那个人，自己就会辞职，这让老板十分困扰，不过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一直到晚年，幸之助都在坚持这种追求公正的态度，确立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经营哲学，那就是经营者必须基于是非曲直作出判断。
还有一件趣事，讲的是幸之助在第一次接自行车订单时，直接按照顾客要求打了九折，老板训了他一顿之后让他再去找顾客交涉，结果幸之助难过地哭了起来。
通过电器工作学习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父亲去世，幸之助成为松下家的一家之主。他继续当学徒，在1910年左右，开始考虑换一份工作。虽然父亲生前曾交代他要“以商立身”，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度离开了父亲为自己规划的道路。那时大阪市刚刚制订“在全市铺设电车铁路，建设交通网的计划”。“电车通车后自行车的需求就会变少，自行车行业的未来并不乐观。与此同时，电气事业的未来会怎样呢？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开始起伏。虽然很对不起老板，但是还是想给自己放个假，然后转行吧。”[9]半生传记《我的行事风格与想法》中如是写道，那时他只有15岁。他回忆道：“如果说当时转行的理由，虽然可以说是直觉告诉我‘接下来会是电气的时代’，但说实话当时我真没有考虑那么长远，只是偶尔见到电车会想到电灯公司，想着当学徒的话只能在盂兰盆节（译者注：又称中元节、鬼节，是日本仅次于元旦的盛大节日）和元旦的时候休息，但是进入电灯公司，一个月就能休息两次，仅此而已。（此处有删减）应该说，我正想着要换份工作，电车就突然出现，这好像就是所谓的命运吧。”[10]
决定改行的幸之助请求姐夫龟山长之助帮忙，希望能够进入大阪电灯公司工作。但是他只能等有岗位空缺的时候再入职，不能立刻进入公司，就在姐夫的工作单位樱花水泥公司当临时搬运工。
虽然目前的工作让幸之助的才能无用武之地，但在这期间他经历了一件事让他坚信自己可以时来运转。他的工作场地在一片填海造陆的土地上，往来都是船只。在收工回去的船上，一个船员脚下一滑掉进了海里，站在船帮上的幸之助也被那人拖入水中。好在当时是夏天，死里逃生的幸之助经常讲起这件事，并把运气好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作为识人用人的重要标准。
后来幸之助获得在大阪电灯工作的机会，成为内线组的一名见习工。作为室内布线施工负责人的助手，幸之助负责新设、增设电灯，并最终晋升为一名负责人。对电灯有需求的客户包括有产阶级的私宅、工厂等。幸之助清楚地记得这个时期的经历，度过新鲜的每一天，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客户，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也感受到了世态与人心的微妙。幸之助参与了通天阁（译者注：位于大阪市浪速区德展望塔，是大阪有名的观光地）的电灯工程和芦边剧场改建为电影院的工程，还在寺院大殿的顶层阁楼上布过线施过工。他曾经在随感中写过当时的辛苦，以及完成施工从现场出来后自由轻松的感觉。[11]
大阪电灯时代的幸之助（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最右边）
幸之助工作的大阪电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据经营史学家橘川武郎研究，为了与东京电灯抗衡，鸿池善右卫门和住友吉左卫门等关西财界巨头联名成立这个民营企业，并于1906年与大阪市签订有偿合同，保证了公司在大阪市内电灯行业的垄断地位。[12]公司虽然是民营性质，但具有公共性质的实体企业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正与幸之助倡导“企业是社会的公共财产”的伦理道德观相契合。
对专利和实用新型产品的浓厚兴趣
幸之助工作一切顺利，他天生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对通宵工作也毫不在意。然而，不知是不是高强度的工作影响了身体，生来体弱的幸之助患上了肺尖黏膜炎，自那以后他和疾病再也没有分开过，也因此幸之助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与疾病相处，感受疾病”的态度。
幸之助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在18岁时进入关西商工（夜校）读书，修完预科进入本科之后，由于跟不上听写的课程中途退学。这算不算挫折呢，应该算吧。在20岁时，有人通过姐姐给他介绍了“来自淡路的姑娘，她高等小学、裁缝学校毕业后来到大阪在京町堀的一户人家当见习女佣”，1915年（大正四年）9月，他们很快完婚，新娘就是此后一直陪伴在幸之助左右的井植梅野。[13]
也是在同一年，幸之助开始思考电灯插座改良问题。[14]这个想法是从电气设备施工的现场经验得来，当幸之助把这个想法告诉上司主管希望被公司采纳时，对方指出了其中的缺陷。但是幸之助仍心无旁骛地改良，独自向专利局提交自己的实用新型产品申请，并于1917年1月24日注册成功。这是《实用新型法》（1905）制定十多年后的事情，当年注册的实用新型技术总共有27项。那一年日本的专利注册数是1448项，美国是41248项，英国是9347项，意大利是4040项，德国是7399项，法国是4100项，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注册数相比有明显的差距。[15]从这个专利数也能清楚地看到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工业力量与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差距。
后来幸之助在提到松下技术能力的发展时，曾经以专利和实用新型技术等工业所有权申请数量多为例说明。[16]为向近代科学技术做出贡献的发明家们致敬，在松下（Panasonic）总公司内树立了12个铜像，其中有发明家爱迪生、马可尼、平贺源内（译者注：江户时代日本的博物学者、兰学者、发明家等，被称为日本的达·芬奇）、丰田佐吉（译者注：日本发明家，日本织机改革家，丰田自动织机的创立者。其子为丰田汽车的创立者丰田喜一郎）等。在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设立自己铜像的时候，幸之助曾和小说家松本清张交流关于发明的话题。幸之助说自己会告诉研究员：“你们要走向街头去寻找灵感”，他也当即表示会将松本提出的产品规划传达给研究员。[17]有关企业的专利管理，其实本可以申请专利保密，但是幸之助的却将它们薄利卖给竞争对手，并对他们使用自己的专利乐见其成。
幸之助一边对发明倾注热情，一边勤奋工作。1917年他又一次晋升，成为最年轻的检查员，工作就是对施工者安装的电灯巡回检查，若发现问题就让其返工。
这份工作也是当时施工人员努力的目标，成为检查员后，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热情接待。因为当时人们“闻电丧胆”，这样的工作无疑能让人安下心来。[18]
幸之助深得检查员这份工作的要领，但是也正因如此，他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渐渐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儿什么。而且他的肺尖黏膜炎也没有治愈的迹象，身体日渐消瘦，医生劝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对于依靠拿日工资生活的人而言，一天不上班，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家里陆续传来噩耗，不仅是哥哥姐姐，再婚的母亲也患病去世。在这样的日子里，幸之助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呢？
热情引来多方支持
1917年（大正六年），幸之助下定决心从事制造电灯插座的工作，并向大阪电灯递交了辞职申请。“虽然主任您两次都说我的插座不行，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想去尝试一下。能够被公司采用当然很好，若不行我就想自己做一个试试。如果失败了我就再回公司，今后不再考虑其他事情，即使被其他工人诋毁我也只会努力在公司工作。仅此一次，想自己去尝试一次，请让我去做吧。”[19]
虽然就这样“奋不顾身地向着光明的前途”独立出来，但就算加上退休金等，当时全部的资金还不足100日元。[20]好在在大阪电灯一起工作的林伊三郎愿意借款给幸之助，资金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人员方面除了林伊三郎，还有另一个同事森田延次郎，再加上妻子梅野和她从淡路岛叫来的弟弟岁男以及幸之助一共5个人。
但是，作为主心骨的幸之助并没有关键的核心技术，他并不知道电灯插座的主体合成物的制造方法。于是他们从其他制造合成物的工厂周围捡来原料的废渣进行分析，虽然可以说是有勇无谋之举，但这时一位愿意告诉他们制造方法的贵人出现了。这个人也曾是大阪电灯公司的同事，之后跳槽到制造合成物的工厂上班，并在那里学到制造方法。幸之助的热情就这样引来了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但独自创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原料的进购、搬运等重体力活都由岁男来做，森田延次郎和林伊三郎负责销售。他们奔走于大阪市内，才卖出了一百个左右，销售额还不足10日元。这种愁杀人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最终导致资金告急，梅野还去当铺变卖了东西。如今来看不得不说大阪电灯的主任的意见是正确的。林伊三郎和森田延次郎相继离开，事已至此他们再无力支持幸之助。
幸运降临
“我觉得命运这个东西很不可思议。虽然每个人都会制定各种各样的目标，但是很少有人能心想事成，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然而，所谓的希望就是有时候也许另一条相反的道路反而更适合自己，并引领自己走向成功。”[21]所以，关键在于认识到自己知道的只是世事的冰山一角，不要一直对某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每天都要保持好心情。那时的幸之助只有22岁，这个年纪就能在困境中做到不焦虑实在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他依然没有考虑换份工作而是专注于改良灯座，好运终于从天而降。
1917年（大正六年）年末，幸之助接到了生产1000个电风扇底盘的订单，下订单的是川北电气企业，当时仅次于芝浦工厂和三菱电机的著名电风扇制造商。这个订单是一位批发商介绍的，他是在林伊三郎和森田延次郎沿街兜售灯座时知道幸之助的，之前的汗水总算没有白流。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阪一个叫作猪饲野的地方，[22]也是幸之助口中“为了生计”拼命工作的时候。产品如期交付，幸之助获得了最初的收益，他的工作开始被社会认可。后来一位与他交情颇深的经营者向井植岁男问起幸之助的事情，一直与幸之助同甘共苦的他这样回答：“我并不认为年轻时候的松下君是一位有着出色才能的人，但是他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他身体非常虚弱，经常生病，由于经常思考还患有严重的失眠，血压也高得吓人。虽然数次从死亡线上被救过来，但他抱着对事业特殊的热情一心一意地做了50年、55年，最后成为具有坚韧意志力的人。”他还说：“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有智慧的人，但是像幸之助那样努力工作的人今后是不会再有了，别的先不说，以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环境。”[23]
岁男在战后创立了三洋电机，有着世间少有的企业家之称的他，在65岁时发行了自己的作品《大型公司员工等待论》，并被大家所熟知，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有痛苦、也有困难。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和幸之助在创业初期资金、经验、设备、技术、信用都一无所有的时候，这样一来很不可思议地就找到了出路，也得到了启示”。[24]
自己创业时机到来
幸之助第二年很快就收到了2000个底盘的追加订单，生产改良灯座的事情就先放到一边，集中生产底盘。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初心，但也没有顽固不化，而是面对现实。企业情况开始好转，人手开始不够用，场地也变得不够宽敞，于是他迁往大开町一丁目，并创立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
开弓没有回头箭。1918年（大正七年）3月7日，他们在新厂址生产出了底盘之外的新产品——改良插头。当时一般家庭里只有一两个电灯，这就需要延长电线，让人们能够在比较远的地方打开电灯，插头也就有了需求。为了能降低成本和生产难度，幸之助利用旧灯泡的灯座代替螺旋部分，就像幸之助所说“与其说是新产品，倒不如说是废物利用”，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成本。[25]
这个产品进入市场后比同类产品要“便宜三成”，而且还注册了实用新型专利，销量也扶摇直上，就这样松下在“业界打响了第一炮”。[26]当时合成物原料的生产方法在各个工厂都是保密的，但是在松下工厂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只要是信得过的员工，哪怕是刚刚招进来的，都会让他理解这份工作需要保密并教给他生产方法。
虽然有朋友提醒幸之助这个方法普遍都是在家族内传承，但他认为本来这也是别人告诉自己的。在干电池制造行业，20世纪初（明治末期）出现了权威的生产商，但工厂里“掌握了干电池制造方法的工人从大正初期开始就以家庭产业的形式独立生产干电池”[27]可以说幸之助顺应时代的潮流做出了合理的选择。
注释：
[1] 土屋乔雄（1967）《日本经营理念史续》（日本经济新闻社）21~23页。该书指出，始于明治初年的“为培育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推出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时代”，大体在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的时候就“结束了”。书中还以研究者的角度通过回顾大正和昭和时期的历史把握日本资本主义的变迁，并探究与日本企业家经营理念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一段富有启示的内容。作者也作为涩泽荣一德传记资料编纂者广为人知。
[2] 松下幸之助（1966）《写给年轻人》（讲谈社）23~24页。
[3] 松下幸之助（1960）《工作梦，生活梦》（实业之日本社）27页。
[4] PHP综合研究所编（1991-1993）《松下幸之助发言集》13卷（PHP研究所）192页。另外《松下幸之助发言集》在1991-1993年间共发行45卷，在引用各卷的时候，在各章的注释中省略了具体的发行年份。
[5] 丰田英二（1982）“顾客至上精神”福田赳夫·堺屋太一《松下幸之助全面研究5 走近真实的他 72人的随笔》（学习研究社）158~159页。
[6] 山下俊彦（1987）《我当上了社长董事长》（东洋经济新报社）156~157页。
[7] 松下幸之助（1983）《随记》（PHP研究所）18~25页。
[8] 上述《松下幸之助发言集》28卷289~291页。
[9] 松下幸之助（1962）《我的行事风格与想法》（实业之日本社）29~30页。另外本文中没有特别加注的记述主要参照半生传记和社史《松下电器五十年略史》（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10] 松下幸之助（1971）《意气风发》（PHP研究所）185页。
[11] 上述《松下幸之助发言集》8卷130~132页。此时的随想刊登在松下的公司内部杂志《松风》（1964年8月）。
[12] 橘川武郎（2004）《日本电力发展的活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42页。大阪电灯于1923年转让给大阪市、大同电力后解散。该书详细论述了当时的变化过程。
[13] 上述《我的行事风格与想法》46页。
[14] 松下幸之助（1979）《决断经营》（PHP研究所）25~28页。
[15] 专利厅（1955）《专利制度70年史》（社团法人发明协会）134页、146~150页。
[16] 例如上述《松下幸之助发言集》34卷中收录的在国家共荣会总会上的演讲（1956）。
[17] 同前面13卷360~361页。
[18] 上述《工作的梦想，生活的梦想》41页。荻原古寿（1925），在《大阪电灯株式会社沿革史》186~187页中记载道“作为一种宣传方式，把玻璃瓶悬挂在公司门前，往里面装上水，放入锦鱼，在水中打开电灯吸引众人的注意以展示电灯的安全轻便”，那个时代还需要通过认真准备实物宣传来普及与电有关的知识。虽然不清楚幸之助当时是否已经知道这种宣传方法，但是后来独自创业的时候他采取的就是实物宣传销售的方式。
[19] 同前面《工作的梦想，生活的梦想》45~46页。
[20] 上述《我的行事风格与想法》56~57页。
[21] 松下幸之助（1974）《经营心得帖》（PHP研究所）91页。
[22] 松下幸之助（1974）《员工职业》（PHP研究所）195页。
[23] 林辰彦（1985）《实录·井植学校》（钻石销售编辑企划）8~9页。
[24] 井植岁男（1967）《大型公司员工等待论》（文艺春秋）211页。
[25] 上述《松下幸之助发言集》13卷359页。
[26] 上述《我的行事风格与想法》66页。
[27] 日本干电池工业会（1960）《日本干电池工业史》（该会）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