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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Ⅸ 就任商工大臣
成为访意的经济使节团副团长
1940年（昭和十五年）3月15日，小林一三在东京电灯的董事会上表达了自己想要辞去社长一职的想法。小林计划在辞掉社长后退隐大阪，最终在众董事的请求下依旧留任社长。董事们提出的条件为小林只需要每月参加一次董事会即可，小林认为这样既对身体无碍，又能见到老朋友，便改变心意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此外，副社长新井章治晋升为继任社长。
董事们在会议上讨论这一话题时，接到了由原外务大臣兼外务省外交顾问佐藤尚武打来的电话，不久之后又接到了乡诚之助的电话。两人都有事想与小林商量，于是前来拜访。乡诚之助先找到小林，询问他如果辞去东京电灯的社长一职，是否愿意作为民间的亲善使节出访意大利。之后，外务省方面派出的代表佐藤也来了，请求小林一定要作为民间代表出访意大利。
1940年3月29日，小林与佐藤尚武、片冈安（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等人一起被任命为派遣到意大利的亲善使节，并在4月10日下午2点，以访意经济使节团副团长的身份搭乘“榛名丸号”从神户港起航。访意经济使节团一行共有22人，其中包括满洲国财界和关西财界的代表。一行人经过门司，于14日下午2点抵达上海。
意大利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不仅与满洲国互派使节来往，在经济方面还签署了日德意通商协定。抵达意大利后，小林等人便开始到意大利各地参观学习。1940年6月10日，一行人在威尼斯接到了意大利参战的通知。到当前为止，欧洲战场方面虽然已有德国正在与英、法两国交战，但是意大利并没有加入战争。访意使节团原计划从法国起经由英国、美国然后再回国，不过由于意大利的参战，他们无法再顺路前往英、法两国。他们收到了外交部下达的经由西伯利亚回国的指示，因此，小林等人便向着柏林出发了。
7月3日夜晚，小林下榻于柏林的一家酒店。在那里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他对希特勒全盛时期德国经济水平之高感到震惊，并作了如下发言：[1]
战后的欧洲会变成怎样尚且不谈，当下不得不承认的是，欧洲已经成了德国的天下。若英国真是会打算盘的高明之国，此时应该与德国握手言和。不过，战争虽费钱，一旦取得胜利却会一本万利，所以此时正为胜仗振奋不已的德国会不会答应和解还很难说。
见识到了德国深不可测的工业实力和国内整合方法后，我认为这么一来，欧洲有可能会完全在德国的掌控之下。
访意使节团从柏林出发到达莫斯科，随后在西伯利亚乘坐火车，由于是铁路的缘故，使节团无法全员一起回国，小林等人便先行出发，留下后出发的佐藤等人。他们从西伯利亚铁路换乘到南满洲铁路，于7月16日夜里到达大连。在这一天，米内光政内阁全体辞职，翌日天皇便下达了由近卫文麿组阁的敕命。7月19日，分别为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候补的近卫文麿、松冈洋石、东条英机、吉田善吾等人，在近卫的私人宅邸——荻外庄（位于杉并区荻漥的近卫文麿的私人宅邸）召开集会，共同协商“南进”与“强化枢要”等国策。近卫在6月24日就已经辞掉了枢密院议员一职，以此表明自己推进新体制运动的决心。7月6日社会大众党解散，7月16日政友会久原派解散。1941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
小林到达大连之后，从近卫文麿那里接到了立刻回国的电报。原计划于7月21日乘坐“拉普拉塔丸号”并下榻大和酒店的小林，只身乘坐20日上午10点出发的“吉林丸号”前往门司。刚到达门司，就又接到从福冈坐飞机回国的通知。
就职第二任近卫内阁商工大臣
1940年（昭和十五年）7月22日傍晚，小林一三乘坐道格拉斯飞机到达羽田后，发现机场聚集了众多东京电灯和阪急电铁的要员，他们也是到达机场才得知小林即将成为第二任近卫内阁商工大臣。但问题是，近卫为何会任命小林为商工大臣呢？
介绍小林和近卫两人认识的人，是在1930年创办了《政界往来》杂志的记者木舍几三郎。木舍在小林即将前往意大利时，在驻地的日式饭馆为小林举办了送别宴会，并邀请近卫参加。据说当时近卫就已经决定，如果下达了再次组阁的敕命，就邀请小林进入内阁。[2]
就这样，小林在到达羽田当日的晚上8点前往霞山会馆面见了近卫总理大臣。近卫在深夜为小林举行了天皇亲自任命的仪式。小林参加仪式后，发出如下感慨：[3]
这实际上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参拜皇宫，所以对什么都不熟悉，连停车廊在哪里都不知道，完全一无所知，就这样在皇宫里心醉神迷地漫步。因为被皇宫的尊贵打动，忍不住觉得悚惧，意识已经不知道飘向了何方。实在是万分感谢在高贵的御园中当值之人，通过他们的指引我才能回到家里。不过那天夜里由于太过兴奋而一夜无眠，打心里感受到这次任职是日本国民精神的体现。自己出生的时候就是孤儿，又在甲州乡下长大，如今竟被任命为如此光荣的官职，说是感激涕零也不为过。
小林将大臣之职看作是“光荣的官职”，在甲州乡下长大的孤儿竟然当上了大臣，还在宫中参加了天皇亲自任命的仪式，对此实在是感激不尽。小林的友人——评论家小浜利得曾犀利地指出，小林是拥有“时代思想”的人，而他对大臣的这种认知也正是其“时代思想”的表现。此外，第二任近卫内阁的成员有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外务兼拓务大臣松冈洋石，内务兼厚生大臣安井英二，大藏大臣河田烈，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司法大臣风见章，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农林大臣石黑忠笃，商工大臣小林一三，通信兼铁路大臣村田省藏，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以及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
但在1941年4月4日第二任近卫内阁改组之后，小林与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都被辞去了大臣之位。尽管小林当上大臣时感激涕零，但在任时间只有短短的8个月。任职商工大臣期间，小林处理的重大工作有两件，即作为经济使节访问荷属东印度，以及批判由统制官僚提出的“经济新体制”草案，并删去了该法案的主要部分。
访问近卫文麿府邸 1939年 66岁
与岸信介的争执
在近卫新体制下，商工大臣的候补者除了小林以外，还有商工次官岸信介、领导新兴财阀的鲇川义介以及历任企划院总裁、大藏大臣等的青木一男等人。1940年（昭和十五年）7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岸信介呼声很高”。实际上，近卫在7月20日把岸信介叫到荻外庄，在7月21日报道这件事的《东京日日新闻》也讲到岸信介有望成为商工大臣。
在7月21日的早上，近卫如上述所说的那样，给在吉林丸船上的小林发送了让其中途坐飞机回国的电报。有人猜测小林成为商工大臣，是近卫与岸信介在荻外庄会谈中做出的最终决定。[4]
岸信介与松冈洋石、鲇川义介二人都有姻亲关系。他作为商工官僚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活跃，但由于受到广田弘毅内阁的商工大臣小川乡太郎的疏远，被商工省驱逐，因而逃到了满洲。在满洲，岸信介作为“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负责人，通过让鲇川的日产财阀移驻等举措大显身手，并在1939年10月作为商工次官重返商工省。近卫想通过松冈拜托岸信介就任企划院总裁兼国务大臣，不过岸信介认为企划院总裁由在满洲国作为国务院总裁、总务长官而大显身手的星野直树担任更为合适，便拒绝了近卫的请求。这么一来，近卫又拜托岸信介就任商工大臣。岸信介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认为自己还是留任商工次官一职比较适宜，建议商工大臣由合适的财经界人士担任。根据岸信介的《断想录》描述，近卫曾讲过：“说实话，我还是很希望由您来担任商工大臣，请您务必接受。”岸信介后来曾这样说过当时的心境：“年轻的我对此感激不尽。”近卫便接着询问他谁比较适合做商工大臣，在他还难于回答之时，近卫又问道“你觉得小林一三先生如何”。岸信介由于不太了解小林一三，所以就没有给出什么意见。小林就任商工大臣一事就这么决定了下来，而岸信介则在小林的手下继续担任商工次官一职。[5]
以上便是小林成为商工大臣的经过。因此，小林虽然就任了商工大臣，岸信介也并未对其进行信任投票。当大臣更替时，按照惯例，次官为了获得信任会主动提出辞职。小林与岸信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僵硬。通过岸信介的《断想录》可以了解到，小林在担任大臣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便将岸信介叫到大臣室，对他讲道：“虽然世人都认为我和你发生了争执，但是我是不会和你争执的。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与人争辩，不过却从未因跟人争辩而吃过亏，我可是很擅长争辩的。我和你争辩若是辩赢，大概会被人讲小林都一把年纪了，一点也不像一个通晓人情世故的人。若是输了估计也会落下话柄。所以不管怎样，我与你争辩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又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6]顺便说一下，小林一三与岸信介的年龄相差了24岁。
前往荷属东印度
在就任商工大臣后不久的1940年（昭和十五年）8月28日，小林被任命为前往荷属东印度的特派使节，并于8月30日的夜里从东京出发，9月2日在门司港口乘坐日昌丸号，朝着荷属东印度（荷兰在东印度诸岛的殖民地，相当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前进。同行的人除了东京电灯的要员岩濑英一之外，还有来自外务省、企划院、大藏省、通信省、拓务省的官员以及陆、海军的4名军人（陆、海各2名）等20人。此行的目标是为了推动日本与荷属东印度之间贸易的顺利进行，与荷属东印度政府当局展开交涉。
在这一年的4月，德军开始对挪威和丹麦进行闪电式作战，可以预见德军对荷兰、比利时的进攻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荷兰自身都卷入到了战争旋涡的情况下，其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的国际地位将会如何变化，这是日本最关心的。由于日本从荷属东印度进口大量的石油和铝土矿，而在荷兰本国都参战的情况下，荷属东印度将会更加接近英、美、法等国，日本担心这会不会阻碍其与荷属东印度的贸易往来。
关于前往荷属东印度的特派大使的任命也引发了一个小纠纷。从米内内阁时起，特派大使的派遣就是一个长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近卫内阁时期，方针有所改变，特派大使不是由外交官担任，而是由实业界的大人物推荐的人选担任。但到了1940年8月，小矶大将升为候补，他甚至还笼络了东条陆军大臣和吉田海军大臣。经过多次变动，最终竟然决定派遣小林这位商工大臣。
9月2日下午5点，小林从门司港向着荷属东印度出发。在9月12日抵达荷属东印度后，从9月13日起到10月20日，小林不知疲倦地与荷属东印度当局进行了长达一个月左右的交涉。小林的措辞很直接，即想要从荷属东印度进口石油。最开始，交涉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在9月27日日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之后，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荷属东印度面对和自己的敌对国德国结成同盟的日本，态度随之强硬了起来，交涉也没有谈拢，小林好不容易才达成了让交涉可以继续进行的约定，于10月22日回国。
继任为荷属东印度使节的原外务大臣吉泽谦吉，负责继续跟进与荷属东印度的交涉。虽然从这一年的12月到1941年6月都在持续交涉，但最终还是没有谈拢。日荷会谈决裂后，根据所谓的ABCD包围网，日本被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拒之门外。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决定加入到太平洋战争中。
围绕“经济新体制”
在小林外出期间，由岸信介等人敲定的商工省“经济新体制纲要实施方案”被提交到企划院，并确定成为企划院方案。这个纲要实施的目标是实现“资本和经营的分离”，即全面实现由国家管理生产。围绕这个方案，分为“维持现状”派和“革新”派，两派激烈对立，这也是商工大臣小林一三和商工次官岸信介之间对立的一个明显表现。[7]
小林赞成树立“经济新体制”，不过其内容却与军部和官僚有着明显的冲突。经济方面的新体制是“基本国策纲要”，并作为“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支三国经济自主建设的基调，确立国防经济的根基”：①确立日满支一体，包容大东亚的协同经济圈；②通过官民协力，实行计划经济，特别是始终坚持一元化统管主要物资的生产、配给、消费，并以整备这种机构为目标。
企划院根据这个“基本国策纲要”，策划了“经济新体制”方案，其目标是确立以公益优先、高度计划经济为原则的经济新体制。因此，希望确立生产、配给、消费的全面性计划经济。关于重要产业，一方面要将“卡特尔”和“托拉斯”以全新形式重组，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革新商业道德，在此基础上，确立一元化的配给机构。另外，在农业部门，则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的协同化为目标，推动新农业生产体制建设，希望能够重组农业团体，重建农村生活。总而言之，“指导者原理”的确立，试图通过区分开经营和资本，抑制利润等纳粹党派的统制经济思想，重新改组日本经济。
企划院制作的“经济新体制”方案在1940年11月12日被第一次提交到内阁会议。随后，以小林商工大臣为首的财界和政党出身的阁员，强烈反对这种无视民间企业创意和责任的方案。最终，企划院的“经济新体制”方案，在经过5次经济阁员恳谈会商讨后，被大幅修正，“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于1940年12月7日通过内阁会议。
但企划院草案中的“为应对紧张时局，需资助国防和国家体制的完成，因此要谋求充实的军备、安定的国民生活、恒久繁荣的国民经济”，被更改为“企业应以民营为本位，只在特别必要的场合才由国营以及国管公司经营”，增加了这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内容。此外，原草案主张的“整理统合中小企业”被更改为“正是中小企业维持和造就了经济新体制”，并增加了附言，“在中小企业的维持变得困难的情况下，应互相进行自主的整理统合，另应资助中小企业顺利转移”。总之，还是尊重了中小企业家的自主性。
和企划院取得密切联系、领导制定“经济新体制”方案的商工次长岸信介，以及他领导的“革新派官僚”，想要根据“经济新体制纲要实施方案”，为作为经济新体制中心的新产业团体成为重要公共机关提供法律依据。针对企业，他们则试图根据“指导者原理”制定一个能赋予他们更多指导统管权限的“产业团体法”，但这些计划都被小林破坏了。
这段时间，小林与岸信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岸信介想要向归国后的小林汇报其外出期间的相关事务，并对其说明经济新体制的相关问题，不过小林都以有自己的考虑为由拒绝了。即使岸信介向小林询问经济阁员恳谈会的审议内容，小林也会以这是机密为由不予回答。岸信介终于忍不住愤慨，说道：“大臣之前讲过不会与我争辩，可是现在难道不是大臣在找碴儿与我争辩吗？大臣不听经济新体制事务当局的说明，也不讲经济阁员恳谈会的内容，也不说明自己的意见。这么一来，我根本无法尽到作为商工次官的职责。若大臣如此找碴儿挑衅，那我们之间必定会起争执。”[8]
企划院事件
小林还在丸之内的工业俱乐部时就曾对财界众人讲过，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新体制就是“赤（共产党）”，还指责布票也是“赤”的这一观点。这么一来，岸信介与小林的对立确已成为定局。在1942年12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经济新体制纲要实施法案”被确定下来，但岸信介认为企划院的草案在经济阁员恳谈会上被删掉了关键内容。
12月28日，在鲇川义介和高碕达之助的斡旋下，小林和岸信介达成和解。岸信介评价小林的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最彻底的产物”，[9]这样的立场表明，两人的对立不可能彻底消除。12月进行了内阁改造，平沼骐一郎刚一就任内务大臣，就发生了企划院事件，即企划院的官员因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幕后关系而获罪被捕。因这次事件，小林决心以岸信介在幕后操作这些官僚为由使其辞职。小林向平沼内相表达了岸信介很难管理的想法，并从平沼那里得到了“商工省的人事全权交由大臣处置”的承诺，便向松冈洋右恳请让岸信介卸任，但被松冈劝阻，最终没有成功。在这之后，小林直接冲到岸信介家中，逼迫其辞职。岸信介询问了近卫的意向，了解到如果大臣与次官发生冲突，除了次官辞职外别无他法，因此坚定了其辞职的想法。
但在1940年12月到翌年3月召开的第76次议会上，小林被追究泄露企划院草案的罪责。众议院议员小山亮坦言，小林曾私下让渡边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渡边铁藏浏览企划院的草案，这种行为足以构成泄露机密罪，小林因此受到攻击。此外，小林偷税的嫌疑也被大做文章。
在会议期间，小林还不至于被逼到辞职的地步。但是议会刚刚结束，小林、星野两位大臣就被迫辞职，商工大臣由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继任，企划院总裁由兴亚院总务长官代理的陆军中将铃木贞一继任，两人均作为国务大臣进入内阁。自此，小林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逐渐不被接受。根据名为政界往来社的出版社社长木舍几三郎的说法，在当时的背景下，小林、金光庸夫（厚生大臣）、秋天清（拓务大臣）、村田省藏（通信大臣）等阁员强烈不满政府统管经济的做法，对军部也进行了批判。[10]
小林刚刚辞掉大臣之位，就立刻在《中央公论》（1941年5月号）上执笔投稿《大臣落第记》，本来打算连续投稿数期，由于受到宫内省不谨慎的非难而被迫中止。《大臣落第记》中刊登了小林对各种各样的人的评论，还能看到小林眼中反对企划院的“经济新体制”方案的自己，并不是从大臣“落第”，而是实现了精彩的“及第”。[11]
注释：
[1]“打新欧洲的算盘的小林先生在柏林的讲话”《东京朝日新闻》1940年7月5日。
[2]阪田宽夫【1983】，《我们的小林一三——纯洁、正直、美丽》340—341页。
[3]小林一三“大臣落第记”《全集》第7卷391页。
[4]上述《我们的小林一三》345—346页。
[5]岸信介【2014】，“断想录”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岸信介的回想》（文春学艺丛书）386—387页。
[6]同上，388页。
[7]同上，55页。
[8]同上，389页。
[9]同上，58页。
[10]木舍几三郎【1961】，“《大臣落第记》前后”小林一三老先生追想录编撰委员会编《小林一三老先生的追想》（阪急电铁）192—193页。
[11]小林一三“大臣落第记”《全集》第7卷381—3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