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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X 二战后的企业改革与管理
久保田铁工所的经营环境
1945年（昭和二十年）12月22日久保田铁工所股东大会上，选出公司董事长久保田权四郎、副董事长久保田藤造、专务董事小田原大造、常务董事川端俊吾、董事吉田千束、监察村上谦三、董事朝仓乘之辅等职。
与此前1944年9月的董事阵容相比，久保田静一、田中勘七、久保田信博、高桥政藏、大出利吉、久保田笃次郎等均已退出董事会[1]，这种体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实施。1946年8月，久保田铁工所成为公司会计紧急处理法颁布后指定的特别财会公司。作为债权方，住友银行的野田哲造、战时金融金库保管铃木祥枝、社长权四郎和专务董事小田原四人组成特别财务管理委员会，开始商讨复兴计划。
此后，公司的财务运营全部按照公司财务应急处置法进行，直至作为特别财务公司的整顿前夕，公司在财务上无权分配股息和红利，这极大地限制了公司的运营。
同时，国家开始支付战争赔偿。1946年8月，堺、恩加岛、武库川三家工厂受命支付赔款并奉命保全作为赔偿品的生产线设备。次年9月，久保田铁工所提出了解除作为指定赔偿单位的申请。结果，除了生产机床的武库川工厂第四机床厂外，其他工厂均如愿解除了指定赔偿。
此外，1947年12月《排除过度经济集中法》（《排集法》）颁布。次年2月，矿产工业部门首次指定了257家公司，久保田铁工所赫然在列。市场占有率高的铁管和石油发动机部门的分离已然成为棘手难题。
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在回答书中指出，久保田公司的铁管产品，包括非常有竞争力的钢铁管和混凝土铁管，其产品市场占有率接近一成，石油发动机包括全部的内燃机在内，其市场占有率约一成。这个回答书公布之后，久保田公司的增资、设备转移、选任董事等各项重要事项均需要经过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的审核。此后，《排集法》的执行大幅缓和，到1948年末久保田铁工所已完全解除了指定监督。
与此同时，1945年末总公司、东京分店、尼崎、恩加岛、神崎、堺、武库川、隅田川工厂共八家企业组成劳动工会。次年2月统一成立了全部公司参与的久保田铁工所劳工会联合会，并于7月召开了第一次经营协议会。1946年4月，久保田第二铁工所陷入了劳资纠纷，双方交涉深陷困境。久保田第二铁工所再建无望，于1949年停产关闭。
1946年6月，久保田铁工所签署以劳资协议为重点的协议合同，期盼劳资同心，致力于战后复兴。
就这样，1949年良好的劳资关系已成为久保田铁工所的“公司优势”。具体来说“劳动工会严格执行各项规定，不仅调停各项纷争事项，还经常呼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时至今日，已然远远超出了战前水平，达到了月2.3亿日元的生产规模[2]。”
被指定成为特别财务公司后，久保田铁工所进行了企业再建重组。1949年1月，基于企业再建整顿法律向大藏省提出了认可申请书，并在3月审批通过。此后，久保田铁工所增加投资，在1949年5月末实施了新旧结算合并，7月取消了特别财务管理人登记，完成了历时近3年的企业重组再建。
企业的管理危机和权四郎的隐退
如前文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久保田铁工所先后被指定为特别财务公司、战争赔偿指定公司、过度经济集中排除法指定公司，极大地束缚了公司的自主经营权。
久保田铁工所较早地着手改善劳资关系，并在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重新获得了企业的经营权。
据小田原大造说，1945年10月权四郎召回小田原到总公司[3]，恳请他：“想请您帮帮我这个垂暮老人[4]。”小田原接受了权四郎的请求，这就是前面所说董事新体制制定的前提和背景。
在久保田铁工所编著的《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中，作为公司发展史上的特例，开篇即是“众所周知，社长即我等之带领者。自公司创立以来艰苦卓绝奋斗了58年迎来了公司今日之盛况，社长之功不可没。这位日本铸铁工业行业的巨人，今因高龄之故引退，决定让位于长子静一”。小田原大造按照原文宣读了“声明书”（1947年12月29日）。
声明书中首先声明是“在前任、现任社长的认可下公布本声明书”[5]。于是，权四郎退居顾问董事，静一在1949年2月23日就任社长。
在《百年久保田》中对权四郎当年引退的内情如此写道：“昭和二十二年末，虽然权四郎决意引退，但想一直奋斗到解除集中排除法之日。”[6]但是，这种解释必须进行补充说明。
持股企业整顿委员会证券部业务科所编写的“公司调查表”（1947年9月20日）中显示，当时股东会委员有社长久保田权四郎（1930年12月就任）、副社长久保田藤造（1945年12月）、专务董事小田原大造（1945年12月）、常务董事川端俊吾（1945年8月）、董事朝仓乘之辅（1946年6月）、董事米田健三[7]（1946年6月）、监察牛尾荣次（1946年6月）。自1945年12月开始，董事吉田千束和监督村上引退，久保田信博出任常务、米田和朝仓出任董事、牛尾就任监察董事[8]。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7月末，公司注册资金已从3600万日元增加到6300万日元（截止到1948年5月，缴纳资金为4725万日元），久保田铁工所的增资从1948年10月1日的1.33亿日元，增加到1949年5月15日的2.8亿日元。
同时，在权四郎辞任后的第五天，即2月28日的临时持股总会上增加投资从1.47亿日元，涨到2.8亿日元 [9]。1948年10月的增资（140万股、7000万日元）“企划书”中，截止到同年9月20日现任各董事的持股状况如表12所示。
当时，作为“代理董事长”的久保田静一赴任，他在1942年12月到1945年12月间任副社长。但在1945年12月的“社会调查表”中并未体现久保田静一的新职务。1949年2月权四郎从社长职位引退，成为顾问董事。静一就任社长，藤造就任副社长，其他重要职务如表12[10]。权四郎从社长职位上引退一事在1949年9月就已经决定。
表12 久保田铁工所股东及持股状况（截至1948年9月20日）
[出处] 久保田铁工所“企划书”，昭和二十三年9月2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A0403119400、国立公文书馆）。
同时，“企划书”中有如下说明：“目前为止因为公司内部关系的缘故，公司股东占据了大部分股权，昭和十四年（1939年） 8月注册资金以200万、400万日元的速度成倍递增，同时公开股份彻底进行控股管理。截止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 7月，持股人约2800人，没有占据一成以上投资持股人。”权四郎和其儿子（静一、藤造、信博）持股总额分别为130690股和126万股，占比10.37%[11]。因为前面所述持续增资的原因，久保田家族的持股比率继续急速下降。
1949年2月静一就任为第二任社长，同年年末由于健康原因辞去职务。次年1月，59岁的小田原大造继任成为第三任社长。到1967年12月就任公司董事长，小田原在社长的职位上工作18年。藤造副社长是在1950年5月引退社长职位后就任董事长职位，也就是说藤造就任董事长是在小田原之后，是小田原的继任者。同时，常务董事信博在1960年12月卸任。
权四郎卸任顾问董事五年后，也就是1954年，时任久保田铁工所董事长的久保田藤造追随其父志向，在文章中写道：“我开始接触公司是在大正十年（早大政经毕业后），而时至今日，父亲作为一个创业者已然奋斗了70年。与父亲相比，我做得还远远不够。”[12]此时，久保田铁工所的企业统筹管理被认为是稳定的，藤造所想为何，所言及的“不足”之处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同时，久保田铁工所在1953年6月更名为久保田铸铁，个中缘由是因为在申请发行公司债券时，有一个小插曲。大藏省的负责人惊讶地说道“铁工所怎么能申请发行债券呢？”得到的答案是“公司早已不再仅是一家乡镇企业了。”此后才更换了公司的名称[13]。
公司更换名称，并不能说这就代表着权四郎从此与自己一手创建的久保田铁工所再无瓜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资金调配
久保田铁工所在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6月，注册资金6300万日元中尚未到位的2025万日元征收到账，但对公司发展来说仍是杯水车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与住友银行保持借贷关系，久保田铸铁成为同街的住友银行道顿堀分行最大的信贷客户。当住友银行无法再提供借款时，总经理小田原大造和财务科长广庆太郎四处奔走，又从安田（富士）银行争取了7500万日元的融资。
在这次融资当中，小田原总经理为银行提供担保物品，承诺“我以我的身体作为担保，请您务必贷款给我”。深受感动的难波分行行长与总行协商，花费两天时间说服了银行的三位常务董事，为久保田铁工所成功融资7500万日元（分3000万日元和4500万日元两次支付[14]）。
前文所述1948年10月7000万日元（实际到账6710万日元）增资资金主要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金融金库借款的返还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特别补偿税款、住友银行信贷还款和企业流动资金[15]。因此，从安田银行得到的7500万日元融资真可谓“久旱逢甘霖”。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与银行交涉时小田原的言行，几乎是一位有公司所有权的经营者才会有的行为，也昭示了当时的久保田铁工所的实际归属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产状况
因为久保田铁工所的船出町工厂曾80%被焚毁，所以一度借用布施工厂（归属久保田第二铁工所），将剩余设备尽数转移后持续生产。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11月船出町工厂复建后设备再次归还，同时恩加岛工厂的衡器生产设备也转移到船出町工厂，实施衡器的集中生产。其他工厂所受战争的损耗较小，几乎没有影响到正常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恢复了生产[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久保田铁工所恢复生产的有武库川、尼崎、恩加岛、铸钢、船出町、堺、隅田川共七家工厂。1949年3月的各种类产品产量如表13所示，其中铸造类产品产值7亿3739万日元，机械类产品产值4亿9841万日元。铸造类产品依次是铸铁管、钢块铸模、一般铸造品，机械类产品中小型石油发动机依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负责发动机生产的堺工厂“号称东洋第一发动机生产工厂，拥有让美国经济使节团都赞叹的流水生产作业，年产25000台”。此外，久保田公司的另一优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生产状态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与其他很多已从生产军需品转为其他机械生产的公司截然不同[17]”。
表13 各类产品产值（1948年10月—1949年3月）（千日元）
[出自] 久保田铁工所《公司概要》1949年5月，21—22。
如表14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期的久保田铁工所在铸铁管生产方面持续拥有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1950年久保田铁工所开始能够生产真正意义上的金属型铸铁管，次年在隅田川工厂开始生产金属离心力铸铁管[18]。
表14 各公司铸铁管生产状况（吨）
[出自]《金属》（阿古德出版社）第21卷第12号806页记载“离心力铸造法的铸铁管生产”（1951年12月）。
1951年3月，据《东洋经济新报》报道，久保田铁工所的生产动向为“实业大体分成铸造和机械两个部门，前者的主要产品——铸铁管占全国产量的七成，已经与栗本铁工所分割，能与专门生产铸铁盒的神户铸铁一决高下。机械部门的核心产品石油发动机远远超出其他公司，长久以来一直占据全国首位。但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均是围绕着被称为‘久保田铸造’的铸造产品发展起来的。这种铸造产品的品质保证惠及公司的其他产品，十分有利于销售。并且公司的事业发展模式能够适应和平或战争的任何情况。因此，久保田铁工所与其他几家机械公司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产速度快、周期短，业绩稳定。”[19]权四郎任职顾问董事期间，久保田铁工所坚持以铸铁管和铸造产品为核心的生产体制，产品在各自的领域里面独领风骚。
权四郎成为企业顾问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久保田铁工所第六代社长三野重和就任（1948年入职），他在回忆权四郎时说道：“我入职后在财务部工作了三四年。任顾问的老先生不时来公司视察时，偶然见到我打电话向工厂调查不合格产品比率的问题。老先生让秘书提示我的上级说‘那个年轻人不了解生产现场才会被糊弄，让他多去工厂学习学习。’……此后不久，老先生还出乎意料地把自家精心栽种的柿子专程送到公司给我。”[20]
此外，1957年9月权四郎在接受记者阿部真之助的访谈中说道：“不论如何，现任社长小田原（小田原大造、大阪工商行会副会长）入职我们公司40年以来，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让别人来坐社长的位置我还有所担心，但他能够全力贯彻我的设想，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21]权四郎忍受了卸任社长前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作出了上述回应。
1959年11月11日，89岁的权四郎在家中辞世，被授予正五位勋三等旭日中绶章。
注释：
[1] 关于这次董事会人事调动，1946年6月就任监督职位的牛尾荣次评论说：“小田原大造一人长期担任专务董事，而同时就任的田中仅做了2年的常务董事就引退了。此间种种如今难以推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定有什么内情。”牛尾荣次[1967]，《牛尾荣次随心小史》（私藏版），43。
[2] 竹下百马（1949），《公司的优势》（久保田铁工所），7—8。
[3] 帝冢山私宅府邸中的西式建筑被大阪军政部征用，成为大阪师团司令部最高责任人穆伦斯的宿舍，权四郎则迁居邻近的和式建筑。据说此后穆伦斯与权四郎关系紧密。引自久保田铁工所编著（1970），《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同一公司出版），271。
[4] 小田原大造（1961），“我的履历书”《我的履历书》第16集（日本经济新闻社），126。
[5] 以上内容摘自《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323—324。
[6] 久保田公司简史编写委员会（1990），《百年久保田》（同社），95。
[7] 1928年（昭和三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入职久保田铁工所（久保田铁工所（1950），《公司债权发行企划书》，5）。
[8] 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证券部业务科“公司调查表”1947年9月2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A04030119400、国立公文书店）。
[9] 久保田铁工所，《第33期业务报告书》(昭和二十一年8月11日至昭和二十四年5月31日)，79。
[10] 前文所述《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277—278。
[11] 久保田铁工所“企划书”1948年9月2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A04030119400、国立公文书店）。
[12] 久保田藤造（1954），“白手起家的工业大亨——久保田权四郎”，实业之日本社编著《事业是如此诞生的——记创业者》（同社），264。
[13] 同上《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338。
[14] 以上内容摘自广庆太郎（1988），大阪府“浪花私塾”编《置身于天真之地》（布雷恩中心），56—57。
[15] 同上“企划书”。
[16] 同上《公司债权发行企划书》，10。
[17] 以上内容摘自久保田铁工所《公司概要》1949年5月13日、18—19日。
[18] 摘自《金属》第21卷第12号，（阿古德出版社）806页登载的报道“利用离心力铸造法的铸铁管制造”。
[19] 摘自《东洋经济新报》第2490号（东洋经济新报社）57页登载的报道“确保增幅股息的久保田铁工所”（该刊1951年9月1日发行）。
[20] 三野重和（1991），“回忆录发行寄语”机械写真排版（企划、编辑）《追思久保田权四郎老先生的遗志》（久保田权四郎老先生像章设计委员会）。
[21] 摘自《三景周刊》总刊第290号（扶桑社）31页登载的报道“接受阿部真之助的访谈 昨天·今天·明天 久保田权四郎”（本刊发行于1957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