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关西企业进驻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冲击

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成为政治格局变化的转折点。当月25日，在大阪日华经济协会召开了紧急常务理事会议[1]。

东京的日华实业协会，大阪的日华经济协会均有参会。这些地处大阪周边，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实业家们推举谷口房藏为首任会长，喜多又藏为副会长。当月28日12个团体聚集到大阪工商会议所，以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的名义要求确保在华企业权益，并要求针对中国政府的抗日运动立即戒严。

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有人对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忧。东京海上火灾保险专务董事，自由贸易倡导者著名的平生三郎[2]（1933年就任川崎造船厂厂长）在1931年9月15日与内阁总秘书长川崎卓吉、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会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日本陆军的动向。

井上感叹说：“非议日本陆军说如入无人之境者真是不知世间疾苦，现如今的无政府状态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3]”事变爆发后，平生也深忧未来的发展趋势，说道：“我方陆军专横肆意的行动终将陷国民于恐慌，恐怕难以平复民怨。”（9月22日）。平生的态度在11月发生了变化，在当月11日大阪工商会议所召开的“参与九一八事件实地调查的参议院议员众人”报告会中，有人汇报了“反日、排日、侮日、抗日”的状况，并阐述说：“若不在此时打击，那些中国人会更加诬蔑日本，将在中国东北无立锥之地，不仅如此，或许还会提出返还台湾，要求朝鲜独立。”

听到这些后的平生感叹说“真是字字珠玑”。同时，在听到了东京商科大学教授上田贞次郎提出的反对占据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倡议时，平生回答说“这种想法太危险了，赶快放弃吧。会危及你的生命的。”12月16日，在款待拓务次官堀切善次郎的宴会上，平生认为只要国际上提倡保护主义的话，日本就会受到生存威胁，因此日本“应致力于扩张领土、扩大free trading（自由贸易）的范围。”

栗本勇之助的对华态度

1932年（昭和七年）4月28日，大阪朝日报社主办方召开中国东北考察座谈会。权四郎虽然没有参会，但如第一部分所述参加了满蒙派遣团（团长栗本勇之助）的大阪工业会成员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考察感想。

团长栗本勇之助强调了中国东北作为燃料提供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没有廉价的抚顺煤炭，就没有日本现在的产业革命成果。燃料越便宜对日本工业发展越有利，这样才能有克服关税堡垒进军海外市场的能力。”

接着栗本主张优先考虑开发中国东北地区的原料和燃料行业，“我本着建立日本与中国东北的经济共同体的想法参加了考察，但现在实现这个设想还为时过早。如果现在目标得以实现，日本将与中国东北经济共死。我们应该摒弃构建经济共同体的空想，积极推进把中国东北建设成理想国的计划。但是作为投资对象，除了铁与煤炭，目前为止并未考虑其他方面。”

此后，栗本自己多次提及“满蒙经营论”，“从日本对待‘满洲国’的政策来看，将来从名义上和从实际上都会成为支撑日本国民经济的生命线，这点毋庸置疑。因此，期待‘满洲国’能够健全地发展，并且时刻与日本保持完全的信任关系，这是绝对必要的。”[4]同时，“满蒙开发不可否认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是提高亚洲经济生活水平，促进亚洲和平的重要发展阶段。”栗本所持观点的前提是“没能正确意识到‘满洲国’的重要性的人只是认为满蒙开发作为日本生命线，需要满足日本国内的单方私利。这些人只是单纯至极地认为‘满洲国’是日本的满洲，不需要考虑日本要为满洲做什么。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让人意识到满洲的3000万民众的利益必须和保持日本的国防线、生命线目标相一致。”[5]

但是基于长期考虑，栗本对满蒙开发的现实性论点为：“满蒙开发的前途堪忧，难题甚多。至少需要30—50年的规划建设。今后会有许多日本人迁居满蒙生儿育女，这些孩子作为二代移民安居乐业之后，日本的满蒙经营才能就绪。[6]”

当然栗本持有这样的观点时，柳条湖事件的真相尚未披露。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处女作中所述“庄严地宣布基于‘3000万民众的意愿’‘满洲国’独立之日，其首都是日本军的管辖地，溥仪此后的即位之日，也是在日本军队的掌握之中。新政就任仪式是非公开的，只不过日方顾问挑选了200人出席”。[7]栗本并不了解这个情况。

久保田权四郎的中国东北经济观

权四郎参加了1932年（昭和七年）4月大阪工业会派遣的满蒙考察团，对满洲经济有着直观的印象。

一方面“本次视察的满蒙之地，的确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但却是个落后的农业地区。虽然现如今就谈及工业开发尚属过早，但对工业资源开发，土地开发等有助于工业发展的各项生产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铸铁产品方面作用甚笃。”另一方面权四郎呼吁：“虽然铁和煤炭资源丰富，但价格不菲，如何降低价格将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如今的‘满洲国’，对于一直深受满铁庇佑的日本国人来说打破了南满的局限，将以全‘满洲国’为舞台发展日本的工业，从这个角度讲满蒙的确是日本的生命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权四郎基于自身经验，结合日本近代的工业发展轨迹对满洲经济现状做出的解读。据权四郎说“本次考查满洲经济现状时，我不由回顾起日本近代铁工业的发展，一时百感交集难以自拔。日本明治中期的铁工业建设尚属起步阶段，生产条件恶劣，技术拙劣，出口高级铁制品根本无望。国内需求因为国民购买力低下，批量生产无望，均是家庭小作坊式兼顾维修机器的经营状态。都是靠着经营者的吃苦耐劳才有了今天的工业发展局面，……其中辛苦一言难尽。那个时候劳资同进退，虽然方法拙劣却能专心致志。统观全国人口不过3000万，和现在的满洲人口相当。能够取得上述成就实属不易。”

权四郎主张说：“现如今日本铁工业发展受限，即使是优秀企业也不乏倒闭的情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失业问题严重，期待进军满蒙能够成为挽救国内工业发展的良药。”

权四郎还提倡说：“不适合大量生产普通机床，这对于出口来说成本不合理。莫不如生产日本国内需要的简单机械和修理普通机床作为过渡生产的目标。……现在生产过剩的日本铸铁机床设备，应与日本工业互补发展实现共荣共辱。成功的关键就要看现在的‘满洲国’民众能否像当初明治中期的日本人那样勤奋了。”想要基于当时的工业发展阶段性差异，构建完美的日满经济互补模式[8]。

在第一部分中，曾提及这一时期权四郎利用“满洲国”价廉丰富的铣铁和劳动力进行铸铁生产，获得了开拓亚洲市场的资本。但是为了获取廉价丰富的铣铁，就必须建设基础设施，权四郎判断将会大量需要铸铁水管。基于这个构想，1935年12月满洲久保田铁工所正式成立。

当初在进军中国市场上持谨慎态度的栗本铁工所态度也有所转变。栗本勇之助在1931年、1932年、1936年、1939年四次来到中国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10月，还在抚顺成立了栗本铸铁工厂，1943年在朝鲜仁川收购了朝鲜炼钢厂，1944年4月又成立了朝鲜栗本铁工所[9]。

住友财阀投资中国东北

1934年（昭和九年）9月，满洲住友钢管有限公司在奉天市（今沈阳市）附近的鞍山开业，成为住友合资公司的下属企业[10]。住友伸铜钢管投资12万股、住友合资公司投资8万股，旨在把昭和炼钢厂的圆钢铸造发展为无缝钢管生产。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2月，住友电缆制造厂主管小畑忠良[11]、住友合资公司常务理事川田顺住来到满洲，与“拒绝财阀”的呼声相左，受到了关东军的热烈欢迎[12]。当年8月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小矶国昭否定了“拒绝财阀”观点，积极招揽来自日本方面的投资。

1933年10月，小畑与住友伸铜钢管公司的专务董事古田俊之助再次来到满洲考察，并在1934年7月携同住友伸铜钢管公司的常务董事春日宏来到满洲，积极筹备组建公司。即刻在鞍山建设工厂、改造了一部分伸铜钢管尼崎工厂的设备，运送到鞍山的工厂，在1935年10月完成了厂建工作。

久保田铁工所在1933年开始也屡次派人去现场考察，并于1935年7月开始着手建设工厂[13]。如前文所述，满洲久保田铸铁管公司的成立受到了满铁和昭和炼钢厂的鼓舞颇多，住友财阀在“满洲国”的投资也是意义深远。

注释：

[1] 以下内容摘自石井宽治（2012）《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30—231。关于财阀对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参考同书第7章“日本资产阶级对九一八事变应对政策”。

[2] 平生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毕业于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1894年入职东京海上保险公司。1917年（大正六年）成为该公司专务董事，作为甲南学院的创始人，致力于港口购买行会的创建。1933年（昭和八年）就任川崎造船厂厂长一职，主导了这家公司的重组再建。1936年在广田弘毅内阁任文部大臣，1937年成为日本铸铁会长，1941年成为钢铁统治会会长，1942年就任重要产业统治团体协议会会长。平生作为大阪自由通商协会常务理事主张自由贸易，九一八事变成为平生重大转变的契机。

[3] 以下内容引自泷口刚（2014）“自由通商运动和九一八事变”《阪大法学》第64卷第3、4号（大阪大学法学会），803、805、808—811。原材料为甲南大学所藏《平生釟三郎日记》。

[4] 以下内容摘自“大阪工业行会诸位如何看待满洲”，《大阪朝日新闻》，1932年5月3日、8日。

[5] 以上内容摘自栗本勇之助（1932）“基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满蒙经营论”，大阪工业行会编《工业》第76号（大阪工业会），1、3、6。

[6] 同上报道2页。

[7] 埃德加·斯诺（1987），《远东战线》尾谷善久译（筑摩书房），189。

[8] 以上内容摘自久保田权四郎（1932），“关于满蒙的铁工业”前文所述《工业》第71号，67—69。

[9] 栗本铁工所编（2010），《栗本铁工所 百年纪念刊》（同所），55—60。

[10] 以下内容摘自山本一雄（2010），《住友总公司发展史》上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061—1066。

[11] 小畑中良的哥哥英良（最高官阶为陆军大将。先后任职驻英武官、参谋总部部长、航空军司令官等）、弟弟信良（最高官阶为陆军中将。先后任职驻美武官、缅甸军参谋长等）均为陆军军人。忠良说：“我与军人的关系很好，并不像其他的企业家那样对军人有诸多的顾虑。”摘自安藤良雄编著（1971），《昭和政治经济史证词》中卷（每日新闻社），117。

[12] 小畑证实说“川田擅长与人相处，从不得罪军人。因此与小矶（小矶国昭——引用者注）等住友公司的高层领导关系不错。……此后与住友的其他人也相交甚笃，自然比别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出处同前注119）。

[13] 市川重三郎（1941），“回顾公司草创的5年”，竹下百马、猪股昌孝编《庆祝久保田铁工所创业50周年纪念志·满洲久保田铸铁管股份公司创立5周年纪念志》（久保田铁工所总务部文书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