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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Ⅳ 东京通信工业的诞生
1. 进军东京
借停战之机“立刻进军东京”
随着东京的战争日趋激烈，日本测定器公司从东京撤离到长野县须坂，将拥有两万平方米苹果园的造纸厂改造为新的厂址。从东京一同迁来的员工再加上在当地新录用的员工，日本测定器公司一跃成为拥有800名员工的大工厂。须坂没有遭受空袭，也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公司的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制造出了秘密通话装置防窃听音叉等产品。
然而做军工订单时，必须按预定设计一一照做，没有发挥创意的余地，这让井深感到非常无趣。不仅仅是感到无趣，井深很反对将科技应用到置人于死地的战争中去。他甚至认为，领土的竞争也可以用类似于科技竞赛的方式解决。这样，就不会有战火硝烟，技术也能得到提升与发展。井深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战争结束，能够面向普通消费者进行生产，来一场工程师之间的竞赛。[1]
当时，井深的岳父前田多门正在轻井泽，能够通过近卫文麻吕掌握到详细的战争动向。近卫还会特意前往轻井泽，与前田讨论战局。通过与岳父的交谈，井深预料到了日本必然失败的下场。盛田也预料到了战败的结果，在停战前一周来到井深在须坂的住处，二人彻夜长谈。作为军人的盛田认为日本战败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二人对停战后的打算做了详细的探讨和计划。
虽说已经预见了日本的战败，但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井深还是受到了打击，但他立刻就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在公司内部，有一些“长野残留派”认为没有必要如此慌张，在长野生活也还好，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再迁往东京也不迟，而井深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越早迁往东京越好。井深曾对日本光音时代的朋友樋口晃说：“樋口，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战争结束后我要立刻去东京！”[2]认为自己的人生大概只有50年的井深，当时37岁，时间不等人。
1945年（昭和二十年）9月，井深与7个朋友一同回到东京，在日本桥白木屋三楼的一间屋子里挂起了“东京通信研究所”的招牌。这就是索尼的起点——位于白木屋的一间屋子。然而，井深等人虽然下定决心回到了东京，关于事业的具体想法却还不成熟，资金来源也只有井深自己的钱。为了筹集到启动资金，井深等人绞尽了脑汁。在开会的时候，众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在荒野上开一个高尔夫球场，或者涉猎食品产业、生产和果子（译者注：和果子，一种日式点心，以小豆为主要原料）等。
但最后大家还是在“电子企业还是要专注于电子产业”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刚开始想到制造烤面包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生产烤面包机的工厂，模仿他人在井深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最终决定生产在木制的桶形容器底部安装螺旋电极的电饭煲，但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索尼的第一件失败商品。
与盛田昭夫注定的重逢
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也诞生了成功的产品——把一根真空管做成的简单收信线路放置在小木箱里的适配器。它是一种通过简单安装，就能将收音机变成短波接收机的装置。虽然在黑市弄到高价出售的真空管费了一番周折，但成品却收获了不俗的销量，在昭和二十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蓝铅笔”版块，曾与井深的岳父前田有过一面之交的记者这样介绍该产品：
近日，文部大臣前田的女婿、原早稻田大学理工科讲师井深大，在日本桥白木屋三层成立了东京通信研究所，不追求利润，一心投入改造实用型接收器，并致力于普及通过附加装置改造的短波接收器。（此处有删减）如若今后开放民间广播许可，各家私立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用以前的接收器可能会出现混线的情况。据说通过改造或者使用附加装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3]
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看了这篇报道前来咨询的客人在白木屋的小屋前排起了长队。然而比这更重要的，就是盛田在10月6日名古屋版的《朝日新闻》上读到了这则消息。
盛田对这则与好朋友井深有关的久违的喜讯感到非常激动，立刻写信给井深表示想要去东京与他会面，并希望能协助他的事业。井深立刻回了信，表示欢迎盛田来看看新公司，并告诉他目前的经营条件非常艰苦，只能自掏腰包解决员工的工资问题，急需新的资金来源。
盛田来到东京白木屋的小屋时觉得“一看就觉得可怜”，但井深的脸上却散发着光彩。[4]盛田原本是受高中恩师的邀请，到东京工业大学做讲师而来东京的，但经过与井深的探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月，两人终于决定一起创建一家新公司。这时距两人初次见面只有一年，但两个人却已经开始了共同的梦想。
但两个人要建立自己的公司，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要说服盛田的父亲。盛田家是造酒世家，已有350年以上的历史。历代的一家之主都自称为久左工门，盛田昭夫应是第15代家主。据盛田说，在当时的日本，家里的男孩，尤其是长子，要放弃继承家族产业而去从事其他工作可是一件天大的事。[5]于是盛田、井深，还有辞去文部大臣不久的前田，三个人一起乘坐夜车前往盛田的老家去求得老人家的同意。那是昭和二十一年四月。
盛田昭夫的家人亲切地接待了井深和前田，“那时候受到的款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黄油果酱面包和红茶，简直是太美味了！”井深后来和盛田怀念道。[6]盛田家还拥有一家面包厂，生产的面包口味非常棒，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吃了上顿没下顿、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在大家融洽交谈之际，井深和盛田向盛田的父亲谈起了新公司的计划和寄托在它身上的梦想，并说明盛田是这项新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员。对此，盛田的父亲表示，儿子昭夫是要继承家业的长子，自己也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如果说儿子是为了打磨自己，或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而想要从事其他工作的话，我觉得是有必要的”。然后望着儿子笑着说，“你小子可要好好做自己喜欢的事！”盛田听到父亲的话欣喜万分，井深却感到异常惊讶。后来井深说：“我还以为会更难呢。”[7]实际上，盛田的父亲能够做这个重大决定，其原因也和前田分不开。后来据盛田回忆，父亲曾对他说，“因为这是前田信赖的事情，那就尝试一下吧”。[8]总之，如果没有盛田的父亲在这一天做出的决断，索尼公司就不会存在了。后来，盛田的父亲在资金方面也给予了井深和盛田许多支持，并且十分相信井深和儿子以及公司的未来，从没有催促过两人还款。
2. 前往品川御殿山
东京通信工业的成立
终于，井深和盛田共同出资，于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 5月7日成立了东京通信工业。成立当天有30人到了现场。首任总经理为井深的岳父前田多门，资本金19万日元。当时38岁的井深任专务董事，25岁的盛田任常务董事，田岛道治任顾问一职。田岛是与前田并列为“新渡户四天王”的其中一人，也是前田的好友。他与前田都是新渡户以及内村鉴三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基督教徒。前田向田岛求助道：“我的女婿正要开始创业，可一分钱也没有。能不能麻烦你联系一下银行。”当田岛得知井深是和盛田昭夫一同做生意时，表示如果是盛田的儿子那就一定要支持。曾在爱知银行任常务、昭和银行任行长的田岛，非常了解盛田家。他不但响应了前田的求助，还同时表示，因为都是年轻人的公司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愿意做公司的顾问来监督大家。[9]
坐在作为公司用车购买的Datsun汽车中的井深大。1946年 38岁
田岛立刻拜访了当时帝国银行（现归属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万代顺四郎。万代是当时日本屈指可数的银行家，在金融界被誉为“神一样的存在”。[10]
田岛问万代，有几位认识的青年工程师在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事业，万代先生可否鼎力相助，帝国银行可否向他们提供援助，万代听罢就说：“好的，可以！”立即答应了下来。[11]
当时的东京通信工业还是一个没有资金又充满了风险的小规模公司。万代的决断意味着，在刚刚停战的这段时期里，银行有着愿意和企业一同冒险的气魄。并且万代没有要求公司拿出工作计划，也没有对公司进行审查，这位金融家就是这样为了梦想拼一把的井深和盛田着想的。与万代一起见证了东京通信工业起步时期的小山五郎回忆道：“事实上，对科学，尤其是科技一窍不通的我，被井深远大的理想启发，开始坚定地相信眼前的这个小公司将来必成大事。但是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索尼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个世界知名的公司。”[12]
后来，万代成为公司顾问。被GHQ解除职务后，万代辞去了其他所有职务，只继续着东京通信工业的工作，1953—1959年任会长（译者注：在公司或公司的联合体中，身为公司代表人或处于类似地位的实权人物）职务。万代拯救了在起步阶段为资金发愁的东京通信工业，在资金周转和融资方面大大地帮助了陷于窘境的井深和盛田。万代后一任的帝国银行行长佐藤喜一也将这样的援助延续了下来。这些金融机构坚信着井深和盛田新事业的前途和重要性，它们的支持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京通信工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公司的监察人一职，由在战前第二届、第三届的近卫内阁、战后的铃木贯太郎内阁、东久迩宫内阁担任法治局长的村濑直养担任。这样，38岁的井深与25岁的盛田，得到了经验丰富、在政治财经界拥有丰富人脉的年过花甲的“大家”以军师的身份给予的鼎力帮助。东京通信工业就从这里启航了。田岛、村濑是前田的朋友，在振兴东京通信工业的过程中前田的人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实力超群的他们，解除公职后（前田、村濑、万代）开始大力支持年轻人的事业。在公司的管理上，这些“大家”给予了很多建议和帮助；在公司的经营上，野村胡堂以及盛田的父亲也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援。
东京通信工业起步还不到一个月时，位于白木屋的小屋就不再适应公司的规模，于是公司在长野县小布施村的一座废弃工厂开设了长野工厂，并增加了员工数量。公司渐渐走上了正轨。然而，随着战后复兴，白木屋的商品渐渐多了起来，必须要扩大卖场空间，所以公司从白木屋被赶了出来。于是，井深又在东京的吉祥寺以及三鹰区租赁了工厂。因为事业扩大需要资金，昭和二十一年八月将资本金增至60万日元，其中依然有野村的大部分资助。同年，日本进行了新旧日元兑换，为了积攒新日元，井深同大家一起开发了许许多多的新产品。
其中，就有将两张美浓纸（译者注：手工制作的厚而结实的日本纸，因原产于岐阜县美浓而得名）黏在格子状的细镍铬合金丝两面，再加上软电线，制成的“电热垫”，这算是有些偷工减料嫌疑的产品。这件产品最初被冠以东京通信公司的名字出售，对此井深于心不安，于是改以“银座nessulu商店”的名字出售。当时正值入冬时期，加上商品价格亲民，电热垫每次刚刚生产出来就销售一空。然而当时日本早晚电压不同，白天加热的垫子到晚上就会在强电压下被烤焦，因此投诉不断。因为严重的话有可能引起火灾，所以井深一直惦记着高电压问题，甚至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将各地的员工集中在一起
虽说曾有过这样的尴尬事件，东京通信工业还是渐渐发展起来了。然而，这次公司又不得不从三鹰的厂址搬走。井深和盛田忙于寻找新厂址，“我们两个经常说，‘如果能找到可以让公司所有人一起工作的场所就好了’。”除了四处奔走寻找厂址，当时井深和盛田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好不容易筹钱弄到了一台小货车，可公司只有井深和盛田两人有驾驶执照。因此两个人不仅要作为经营者办理公司事务，还要到黑市上去采购材料和工具，负责商品的装卸货和运输、配送。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年末，井深二人找到了位于品川御殿山的一处废弃的破旧工厂，终于把分布在各地的员工们集中在了一处。现在依然能够看到保存下来的以索尼冠名的建筑3号馆，在两条道路中间立着一块纪念碑，这块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索尼公司在日本桥后的第二个创业地址而造，它就位于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公司旧址处。[13]
昭和二十二年正月，东京通信工业的两个工厂以及办事处就都集中到了御殿山。这座工厂非常破旧，地板嘎吱嘎吱地响，木板做的屋顶布满了缝隙。每当下雨时，在屋内也要撑着伞。井深说，“即使这样，大家也为聚集在一处，接下来可以一起工作而感到高兴。”[14]因为，“对追求技术发展而感到激动、肩负着社会使命的人们真正地凭着人格的认同聚集在了一起，秉持着合作精神，尽情地发挥着技术和能力”，这正是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中提到的理想，终于在御殿山得到了实现。“令人身心愉悦的理想工厂”的建设，就从御殿山开始了。
在工厂角落里的八张榻榻米大小的夜班室中，每个月都会召开负责人会议。每次开完会后在榻榻米上吃小笼屉荞麦面成了惯例。不仅是像总经理前田、顾问万代、顾问田岛、监察人村濑这样的大领导，有时三井银行总经理佐藤喜一郎也会参加。这些“大家”，一边吃着荞麦面一边听着井深和盛田讲话的内容。前田等人，大概已经将战后日本的未来寄托在井深和盛田的身上了。后来，井深和盛田完美地回应了这种期待，东京通信工业以及索尼公司日后的发展印证了这点。
盛田昭夫（时任常务，26岁）和井深大（时任专务，39岁）1947年5月
搬到御殿山的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夏天，于工厂前。左三为井深大、左四为盛田昭夫
注释：
[1] 井深大[2010]，《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Goma书房新社）203页。初次出版为1991年，Goma书房刊。
[2] 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998年4月、索尼公司发行）33页。樋口晃对井深大的追忆。
[3] 盛田昭夫[2012]，《【新版】MADE IN JAPAN——我们的体验型国际战略》（PHP研究所）75页。另外，因在停战后不久，井深曾于早稻田大学任教。在这篇报道中以原早稻田大学理工科讲师的身份被介绍。
[4] 同上书，76页。
[5] 同上书，77页。
[6] 同上。
[7] 同上书，78页。
[8] 杂志《经济界》（1983年4月26日刊）中的盛田的采访“正因为不同寻常，索尼才得以成长”。http://net.keizaikai.co.jp/archives/7054。
[9] 后来，田岛于1948（昭和二十三年）年6月被芦田均首相任命为宫内府长官（首任宫内厅长官）。田岛在职5年，为战后的皇室改革做出很大贡献。卸任后，先后任东京通信工业监察人、董事会长、顾问。
[10] 前述《【新版】MADE IN JAPAN》117页。
[11] 索尼广告部[2001]，《索尼自述》（WAC）27页。另，在本书末尾处标有“本作品于1998年3月由WAC出版发行”，次为再版，但内容大致相同。
[12]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 59—60页。索尼社葬中的友人代表小山五郎的悼词。曾任三井银行、日本樱花银行行长的小山五郎于1976—1998年任索尼社外顾问。
[13] 以上东京通信工业成立时间参考井深大[2012]，《井深大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我的简历》（日经商业人文库）53—66页。
[14] 同上书，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