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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I 井深的思想特质
1.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人
不断追求人类的幸福
井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中创立了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并将它培育为世界企业中的佼佼者。井深作为工程师、企业家、经营者享誉世界，声名远扬。然而与事业上的成功呈明显对比的，是他私人生活的失败。晚年时期，井深投身于教育领域，并且迷上了与“气”相关的内容，沉浸在非科学的世界里。能够解释存在于井深人生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的，正是他私人生活的失败。因为井深通过自己的人生，深切地体会到，人的一生无法全部用科学理性来解释，只靠科学理性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1]
年少之时，井深作为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的一名优秀的创新科技者崭露头角，被称为“天才发明家”，获得广泛关注。在大学阶段发明了“动态霓虹灯”，并在1937年（昭和十二年）参展于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获得了优秀发明奖。在专利局作为“天才发明家”而得到赏识，进入PCL公司工作，并受到优待，刚刚进入公司便参加了专家云集的技术会议。工程师井深的职业生涯前途无量。井深一生的事业伙伴盛田在初见井深时，也称他为“优秀的电子工程师”，表述了在陆海军和民间工程师参加的科技研讨会上井深起到的作用。[2]
井深是一名公认的极为优秀的杰出工程师。但是，当井深身边的人们讲述井深其人魅力的时候，与他对技术的追求相比，更多的是强调他对人类幸福、对人类本身意义的追求。
井深先生伟大的地方，（此处有删减）在于他对人类幸福的不懈追求。
井深先生是一个让周围的人都想要帮他实现梦想的、永远保持着少年一样纯粹的好奇心的人。（大贺典雄）[3]
我认为，井深先生不仅仅有着身为伟大的索尼公司创立者的一面，还有着追求人类的无限可能和幸福的教育家先驱的一面。（此处有删减）回看井深一生的轨迹，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人类本身的意义。（此处有删减）井深先生身上那少年般的感性与纯粹，令所有人为之动容。（多湖辉）[4]
以工程师的身份开始自己事业的井深，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技术，而是全人类的幸福。追求人类的幸福，可以说成为井深的人生意义之一。井深对人类自身的力量有着很大的信心，他尽自己所能，使人类自身的力量发挥作用。井深认为，用自己的强大力量，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在索尼创新精神之中，也蕴含着“最大限度激发人类自身潜能”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东京通信工业的人才管理法则之中，“人格主义”与“实力主义”同等重要。
各自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能力，不断打磨、不断进步。并且，别出心裁的灵感会使它更加出色、更加精彩。
作为开拓者，索尼要给予人类无限的启发和信任，将不断开发人的能力作为自己的使命。[5]
井深将开发人的心灵与能力，即“育人”，作为“必须由自己来完成的事业”。[6]对于井深来说，“育人”也就是“培育真正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本质。通过这一点，可以感受到独自一人抚养井深长大的母亲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井深从各位前辈身上受到的积极影响。
对教育的看法
将相信人的力量、不断将人本身的力量激发出来这件事作为第一要务的井深，在离开索尼一线之后，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中去。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在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中的公司成立目的的最后“国民科学知识的切实的启蒙活动”中有所体现。井深对于教育的想法，不仅仅是在他离开一线，有了充裕的时间之后才开始实践这么简单。实际上，这是井深一生的事业。
在索尼公司的盈利还没有现在这样可观的时候，就已经将其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设立“索尼小学科学教育振兴基金”（现“索尼儿童科学教育计划”，以小学生及中学生为对象），以支持在科学教育方面出色的小学，同时用于“幼儿启蒙”等。井深与有着40多年交情的本田宗一郎共同发起的童子军活动，也是人才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每年，索尼员工的孩子都会得到公司的礼物——一个书包。这一传统开始于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虽说当时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在那样艰苦的时期，井深依然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准备价格昂贵的书包，于是这项传统就坚持了下来。一有机会，井深就会边说着“祝贺你”，边亲自将书包交给孩子们。这是井深每年春天最为期待的一项活动。[7]在1988年的书包赠予仪式上，当时80岁的井深亲切地告诉刚刚进入小学的孩子们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这样说道：
当然，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聪明。但是，有一件事比让自己的头脑变得聪明更加重要，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人。请大家将这句话牢记于心。[8]
教育即育人。井深的好友本田曾说：“在学校中教书固然有必要，但‘教书’的内容总会成为过去，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未来’。”对此，井深表示赞同：“是的，‘未来’，也就是育人。”[9]井深在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认为早期教育在幼儿的才能开发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因此于1969年成立“财团法人幼儿开发协会”，并亲自任理事长。两年后，井深又着手撰写《幼儿园开始就迟了》一书，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可以看出，井深将幼教乃至胎教，以及中小学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井深所提倡的“育人”，是在“人类的能力产生于‘环境’之中”这一信念的支撑下进行的。因此，井深认为教育的开展一定要越早越好，并且对“人类的性格和能力等是由遗传决定的”这一说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井深坚决地表示：“我坚决站在这种思想的对立面上，想要努力地将环境的重要性传达给大家。”[10]这里井深所提到的“环境”，是指妊娠时，或者在这之前母亲的思想准备。因此，井深所强调的幼儿教育，不仅“从幼儿园开始就迟了”，而是“甚至从出生开始就已经太晚了”。母亲的行动、母亲的思维等，这些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种“环境”，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因此，在幼儿开发协会有面向准妈妈们的课程——“产妇沙龙”。
每年惯例的书包赠予仪式上，父母与孩子一同参加。结束后的全体合影。1975年
“站着的话肩膀就会酸得不行，所以从去年开始变成坐在椅子上完成仪式。这样一来就能平视孩子们，也能看清孩子们的表情了”（1989年）。摄于1990年 81岁
与开发了小提琴早期教育方式“铃木方法”的铃木镇一的相识，被认为是井深投身于幼儿教育的一个原因。在位于长野县松本市的铃木的教室里，四五岁的孩子们在演奏着门德尔松的协奏曲。看了这一幕，井深确信，只要给孩子们创造充满音乐的环境，就能够培养出热爱音乐的孩子。但是，促使井深对教育如此关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患有智力低下的次女多惠子。
2. 培养“真正的人”
次女多惠子和父亲井深
井深对教育的关心，与智力低下的次女多惠子的出生和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井深亮说：“父亲对幼儿教育的关注，以及对孩子们成长为‘更优秀的人’的追求，我认为，是因为二姐多惠子而产生的。”[11]作为家长，井深没能在患有智力障碍的女儿身上付出足够的心血，也许是这样的反省促使井深投身到幼儿教育事业中去。井深亮也曾记述道：“姐姐一不高兴，就会乱扔东西发脾气。也许父亲一直都很遗憾当初没能更好地培养姐姐。”[12]
井深曾说：“人类被赋予的最大使命，就是为后世培养优秀的继承人。（此处有删减）如果不能尽最大努力去培养更好的下一代，就不能说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而这种使命，只有通过幼儿教育来实现。”[13]自己到底有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身为父亲，到底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两个问题，也许井深从事幼儿教育时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吧。
井深对教育的投入——成立幼儿开发协会、积极投身于幼儿开发之中等，开始于索尼公司走上正轨、成为被世界认可的大公司之后。在这之前，井深一门心思在公司的发展上，分给家庭的精力少之又少。多惠子出生于昭和十五年，据说井深是在女儿即将升入小学时注意到她的智力障碍的，当时大概是昭和二十二年。
这正是索尼刚刚起步的重要时期。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之中，井深又是与岳父前田多门一同坐着夜行电车赶去爱知县说服盛田的父亲，又是为了自己四处奔走，还要赶紧寻找工厂用地，正是事业起步最艰辛的时期。一直认为自己的人生时间很有限的井深，先后创立了日本测定器和东京通信工业，拼了命地抓紧战前和刚刚停战后的所有时间。
在这样忙碌的时期里，井深和妻子发现了小女儿的缺陷。当时两个人感到“极其震惊”。[14]这对本来就和与自己性格不合的妻子产生矛盾的井深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井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必须要面对女儿的疾病，但作为公司的领导者同样不可以放弃公司的前途。当时的井深，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处于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艰难境地。
人自身的强大力量
公司的创建、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对一直热爱事业的井深来说，也是这样。即使在战后的混乱平静之后，井深家也从未有过全家一同出行，或是愉快地围在桌旁吃饭这样的幸福时光。在与妻子不和的状态中，井深既要承担公司起步阶段繁忙的工作，又要为了治疗小女儿的疾病四处奔走。对小女儿的教育不尽如人意，也是必然的结果。井深亮回忆道，井深在小女儿的教育上，走了许多弯路。当时的医学并不如现在发达，因此诊断与治疗可能并不系统。
作为父母，井深和妻子没有照顾好小女儿。虽然这不是井深一个人的责任，但这样痛苦的经历，促使井深投入幼儿教育中去。井深亮写道：“姐姐并不是智力发育迟缓，只是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没有接受合适的教育，IQ才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此处有删减）父亲之所以这样关注幼儿教育，也是因为这一份复杂的愧疚之情吧。”[15]
然而，在井深面临家庭生活的巨大不如意之时诞生的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其内容却给人以巨大的希望。由此，能够感受到井深身上所蕴含的人的强大力量。不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井深从未怀疑过人、怀疑过人自身的力量。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即使处在家庭生活岌岌可危的状况之中，井深也没有绝望，而是坚强地、乐观地生活下去，不断寻找着生活的希望。
井深还是从得知女儿疾病后的绝望之中站了起来。他利用自己的工作间隙，拜访医生、走访儿童福利机构。在经过了许多调查之后，小女儿读小学中年级时，井深决定将她送入儿童保育机构。但在保育机构的十年教育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她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只拿出其中的一个字却不认得。能够机械地数数，但同样无法单独识别数字。这样的教育真的可以吗？多惠子的未来到底会怎样？我的心里不禁产生这些疑问。”井深回忆道。[16]
担心女儿未来的井深，决定帮助与自己同样的父母，为残障儿童们设立一个即使父母去世后也可以安心生活的场所。井深强烈地感受到了作为父母的能力界限。即使作为索尼的领头人担任着繁重的任务，井深也会在百忙之中与残障儿童的父母进行交流、设立能够使这些孩子们工作、自立生活的设施。这就是设立于索尼厚木工厂附近的“杉菜会”——现在位于栃木县鹿沼市的社会福利公司“希望之家”。为了帮助孩子们生活下去，井深将索尼公司的一部分工作迁到了“杉菜会”——将索尼公司产品的说明书放到塑料袋中。看着努力工作的女儿的身影，井深感到非常开心和欣慰。
严格的自立要求——由爱而生
井深尽自己所能，在大分县别府市设立了一所名为“索尼·太阳”的专门雇用残障人士的机构。起初，别府市的残障人士机构“太阳之家”联系到索尼公司，希望能够承包一些工作。以此为契机，井深开始了对别府残障人士机构的帮助，以促进机构经济上的独立。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故事。[17]那是在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太阳之家的经营者畑田和男联系到井深，询问是否可以让太阳之家承包一些工作。井深一边赞扬“工作做得不错嘛”，一边向畑田询问对方机构是否具备能够承包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当畑田回答不上来时，井深说道：“承包是有一定风险的。即使是索尼，也会有不景气的时期，这时我们的订单量就会减少。如果让残障朋友们一同承担这份风险的话，到时候我真的无法承受。”随后告诉畑田，“完善好组织和人员后，再来找我谈吧”——井深通过对工作上的要求，来帮助残障人士走向自立。工作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井深一边给予残障人士以温暖的关怀，一边严格地督促他们走向自立。这才是真正地为残障人士着想。这也许就是一名残障人士的父亲的独特思路。正是在这其中，能够体会到井深用情之深。在那之后的第7个年头，太阳之家完善了组织和人员，终于具备了承包索尼公司的工作的能力。
精力充沛的时候，即使工作再忙，井深也会每年抽出一两次的时间到大分的太阳之家看一看。有时还会跟一同向太阳之家提供帮助的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一起前往，夜晚在住处还要一直聊到深夜。“多惠子好像我人生中的十字架，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18]对残障人士的一切帮扶、支援活动，都是在井深这一想法的支撑下进行的。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就是井深的“十字架”，在其中，他找到了生命的希望、人生的光芒，还有自己一生的使命。
小女儿的残疾是井深投身教育的重要契机[19]，对人类的力量、人类自身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坚信，是井深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支柱。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人类心灵和能力的开发做出贡献。在1989年，井深说道：“当我发现‘在孩子的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时，可以说是这20年最让我激动的事情了。”[20]对他来说，育人并不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而是只有通过激发人类自身的能力，每个个体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在幼儿开发协会的三田课堂上与宝宝做瞪眼的游戏。1989年
井深一直坚信，教育的本质是激发人类本身的潜能，只有通过教育，人类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类。
3. 对东方的关心
超越了近代合理主义的崭新的知识探索
在退居二线后，井深除了关注幼儿教育以外，还对超能力、通过把脉得知疾病病理的脉诊，以及东方医学等这些非西洋、非合理、非科学的世界十分感兴趣，并沉浸其中。在索尼公司内部，受井深兴趣的影响，开设了脉诊研究所、ESPER（超能力研究所）等。脉诊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平成元年）（1993年与ESPER研究所合并，并更名为生物信息研究所），井深亲自担任所长。其设立是基于井深涉猎医疗领域的强烈愿望。刚刚成立的脉诊研究所，同时也用作面向员工的诊疗室，是一个小规模的机构。井深自己也曾有过脉象不稳的状况，因此研究所主要进行“脉象”的研究。然而井深除了“脉诊”以外，还对“气功”“针灸”“指压疗法”等各种东方医学产生了兴趣。后来，研究所更名为M·I实验室。M·I是井深（I）大（M）名字首字母的结合（译者注：“井深大”的日语读法用罗马字表示为Masaru Ibuka），但据说当时已经卧病在床的井深本人强烈反对这一命名方法。但因为M·I又可以解释为Medical Information，所以最终仍然以该名字命名。[21]实验室的设立，遭到了社会上严苛的评价。有人说井深“已经老了”，还有人说这些举动简直无聊，怀疑井深的思维出了问题。[22]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井深会对这些领域产生兴趣呢？也许可以用井深那无休止的好奇心来解释。或许也可以说老年井深的思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再或者，在井深心中，科学、技术、生产活动，以及教育、非科学的世界，这些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说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促使井深拥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去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呢？
80年代后期开始的范式转变
在井深将目光转向东方医学和“脉诊”的同时，也有企业开始关注同样的领域。那就是日本的代表性化妆品公司资生堂。[23]资生堂是于1872年（明治五年）成立的首个开设了洋式配方药房、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化妆品公司，其生产的护肤品享誉世界。当时的资生堂，正着手解决一些化妆品行业在女性肌肤护理方面的难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更多的女性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肌肤敏感问题，许多人开始出现遗传性皮肤炎的症状。另外，干性和油性特征混合的肌肤问题（曾称为“复杂性皮肤”）也困扰着很多女性。在那之前，只有“干性皮肤”或“油性皮肤”两种肤质分类，因此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护肤品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青春痘的问题也开始困扰着女士们。精神压力的增大、肌肤所处的环境变化以及饮食等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现代生活方式导致很多情况复杂的肤质种类出现了。自己的皮肤变得不受自己的控制，让许多女性感到非常困扰。
针对这些女性的皮肤问题，资生堂推出了具有对症应对肌肤问题效果的新产品。在此推动下，化妆品品牌、产品数量逐年增加，化妆品市场走向了复杂化、细分化。产品之间的功效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并且化妆品品牌开始在脱离消费者的情况下进行频繁的更迭。另外，杂志、电视上出现的化妆品宣传开始泛滥，消费者陷入了无法选择的混乱状态。不知道针对自己的皮肤该选择什么样的化妆品的消费者们，开始对不断推出各种新产品的资生堂等现有化妆品厂家产生了怀疑的情绪。
因此，消费者们转向了用未曾出现的新概念进行开发的化妆品厂家。这些新兴厂家以“不仅仅通过研究肌肤，要通过研究人体全身来进行化妆品开发”，“倡导无添加、追求大自然的价值”为口号进行自我宣传，以资生堂为首的老牌公司的市场，开始慢慢被这些新兴厂家侵占。很明显，以往的思考方式已经渐渐脱离了时代，消费者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从前的理念。
在公司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资生堂开始了以向消费者提供新的消费理念为目标的“新价值品牌”的开发。当时正是1993年（平成五年）——脉诊研究所更名为生物信息研究所的那一年。为了进行开发，资生堂公司设立了智囊团（相当于内阁）以推进开发进程，智囊团的中心（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即当时的总经理福原义春。8名智囊团成员（相当于内阁大臣）分别被任命为各个部门的部长级别职务。这是展示了资生堂成功决心的“终极”人才配置。
新价值品牌以“从混乱走向秩序，为肌肤和心灵开辟一块圣地”为基本概念。将心与肌肤从一片混乱中解放出来，为消费者提供真正可以安心选择的化妆品，是新品牌的使命。然而，以“自然”“健康”“生命”“生态学”为焦点的开发行动遇到了瓶颈，“破解密码”一样地寻找新的价值关键词的行动还要继续下去。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后，“从东洋风格的角度定义的生命力化妆品”这一新概念诞生了。对于将西欧特别是法国的近代文明、西欧的方式方法积极地吸取过来，将其加入日本元素、不断在化妆品市场推出新产品的先驱性公司资生堂来说，全面推出东洋价值观这一行动意味着一次范式的转变。
之所以能够想到这样的范式转变，是因为意识到了东方思想的整体观、有机的关联思想恰好可以解决现代女性的烦恼。皮肤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身心、环境都紧密相关。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压力、不规律的生活、睡眠不足等问题使得女性更加疲劳，加之恶劣的办公环境，以及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地球环境的恶化，现代女性的肌肤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本来的肌肤平衡就变得更加容易被破坏。肌肤表面的水分平衡，也会随着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身体状况的不同、情绪的波动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原本只有“干性皮肤”“油性皮肤”两种的肌肤分类方法，开始无法应对新的肌肤问题。
为了应对增加的复杂肌肤问题，学习东方医学，用包含了身心与环境的整体思维来重新思考肌肤问题、使肌肤恢复本来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于是，能够使肌肤恢复健康状态的“生命化妆品”——AYURA诞生了。生命化妆品，就是以东方医学中的整体思维为基础，重新对人的肌肤进行思考后诞生的，使作为生命体的肌肤重新获得生命的化妆品。
超越合理主义
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人体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考虑，而后者将人的身体分成独立的领域（内科、外科等）。另外，东方医学将人的身心与生命放置于自然之中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东方医学中，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
与之相对，西方医学不会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是独立地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进行诊断。井深对此非常怀疑。过于先进的西方医学的问题正在此处。正因为身为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井深才会明白科学合理性的局限。井深亮也曾说，“父亲专门研究电器工学，是从技术的田地里一路走来的科学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抱着对科学的合理性的坚定信仰而一路走来的。但是，正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才会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的。”[24]支撑着这样的井深思想的，是“科学，并不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相分离，相反，它最贴近人类生活”[25]这一将人类本身作为一切基础的井深式哲学。
在井深对东方医学进行研究的同时，社会上正在展开一场对以普遍性、非个性、还原主义、专门化、细分化为主要特征的机械地（即无视人类情感地）看待现实的，近代知识认知体系的探讨。1980年以后遍布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因此而产生。当然，井深也受到了这风潮的影响。他之所以将目光转向了新范式下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原因。
4. 新范式
——推翻“近代科学”界限的尝试
后现代与超近代的知识探索
井深曾这样说道：“不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模拟技术，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当然，考虑今天或者是明天的事情固然必要，但新范式的意义远要比此更广。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这件事关乎人心，以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思维来考虑，物与心二者内外呼应。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打破近代科学范式的最为关键之处。请大家记住，如果不接受范式转变，不采取以‘物’来满足‘心’的思考方式，那么就会逐渐被21世纪淘汰。”[26]井深敏锐地感觉到了打破近代科学范式的必要性。“物”与“心”二者内外呼应，因此索尼公司也有必要开始范式转换，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也要加入对人心的思考。否则，索尼的产品就不再能够使顾客得到满足。井深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近年来，以“从有形消费到无形消费”为关键词，消费的对象不单单停留在商品层面，企业在提供商品的同时还要为顾客提供一份经验或是感动。这种思想在整个市场迅速蔓延。井深在25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27]1992年索尼公司内部开展了一次由管理层主办的主题为“索尼范式转换”的研讨会。井深非常赞赏这次主题，于是从早上开始就非常期待地准备参加。然而会议内容并没有和“范式转换”产生太大联系。后来，曾任总经理、董事长的出井伸之回忆道：“其实将员工们聚在一起探讨范式转换，并不会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对现状的改善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在开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当出井邀请井深参加会后的宴会时，井深边说“你来一下”边将他拉到一旁：“你知道范式转换是什么意思吗？给我说说看。”说完，把出井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时井深也许是想要告诉出井，要抱着长远的、非连续的眼光（译者注：指整个过程不会呈连续上升状态）大胆地看待范式转换的过程。
之所以后现代主义开始得到关注，是因为自然环境破坏问题、身心健康问题等这些无法用还原主义的观点进行线性处理的实际问题，用笛卡儿以来的近代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了。“高度科技化的知识存在方式”[28]开始被人们重新审视。也许将对此的讨论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行为显得有些草率，但总的来说，这场讨论也就是对一直以来支撑西欧的近代合理主义的一种批判行为。
笛卡儿之后，一直在发展的近代科学和它背后的近代文明，一直被看作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人们一直相信，是近代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与发展。由于对客观普遍的知识的崇拜，社会科学也开始像自然科学一样，追求“科学”的知识。在企业活动中，为了掌握市场动向也会通过市场调查来收集数据，然后花时间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随机抽样法的出现以及样本数量的增加使得统计越来越精确，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客观普遍的数据。
然而，近代合理主义所支撑的对知识的科学的探求，并不是绝对的。就像最近导致了日本大地震的福岛核电站的大灾难所告诉人们的那样，即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推测，不可预知的灾害仍旧会发生。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科学的认知方式开始被重新重视，在哲学、社会学领域开展了激烈的探讨。然而回顾历史，其实早就出现过对笛卡儿所创造的科学体系的疑问。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拓了现象学的胡塞尔就曾提出过问题。虽然人类已进入了基于近代合理主义的科学的知识探索的阶段，但人类互相残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一个问题：人类在危机面前，欧洲各学说本身也没了用处。胡塞尔认为，危机的根源，正是在于近代科学并没有处在人类本身、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而井深所重视的正是人类本身。
伽利略所认识的以数学为基础的概念上的“世界”，已经被我们日常真正生活于此的世界——仅有一个的现实的世界、一个我们通过亲身体验而认识的、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所替换了。认识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29]
身为“少数人”的井深
当胡塞尔向以合理主义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认知方式抛出疑问时（1936），井深正在PCL公司的植村的提携下，作为一个优秀的年轻工程师崭露头角。1936年（昭和十一年），也是井深结婚的那年，当时井深也许还不知道胡塞尔是何许人也，更不会对工程师的基本知识——还原主义抱有什么疑问。井深是在那之后的人生中，才体会到靠合理主义无法解决的生活中的辛酸苦辣。
像胡塞尔一样将所有的概念都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对合理主义所支撑的近代认知的重新审视的行动，在很久之后才成了一定的规模。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1980年以后，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新生一代对世界既有秩序的反抗现象在世界各地蔓延的时期。以往的以科学合理主义为基础的近代化，反而给人类带来了环境的破坏等危及人类存亡的危害。如果考虑到这些，像资生堂或是井深所思考的以生命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就是时代的必然。与此同时，如果将人体看作一个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的整体的话，也就不能舍弃人的精神世界来单独考虑人类或人类的认知体系。西田几多郎曾提出“行动的直观”，即知识是有行动性的。
然而，即使是后现代主义时期，在工程、技术学界，也没出现什么对近代科学的批判性探讨热潮。因为如果否认了还原主义，那么工程学本身就不会成立。在工程学界，持有像井深一样的思想的人是绝对的少数。自己不被理解让井深感到非常痛苦。[30]井深所提倡的“新范式”对于索尼公司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样的存在，当时在公司内部并没有被广为接受。
不是声音，而是音乐
井深不喜欢数字技术是出了名的。这会不会是因为井深已经上了年纪，无法接受新事物而执着于古老的模拟技术呢？答案是否定的。就像对新范式的探讨所体现的那样，井深对数字技术的排斥，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出生于明治四十一年的“模拟技术时代”工程师，才对新技术抱有抵触感。
从NHK（译者注：日本放送协会）进入索尼工作的中岛平太郎，对井深大对数字技术的抵触情绪感到很困惑。据说在如何说服井深上费了很大劲。井深是成立于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的日本音响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从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开始，13年间一直担任第二代会长。当时，正是磁带、唱片和媒体被一点一点数字化的时代。
在数字化过程的初期，井深对于数字技术的导入抱有很大的疑问。中岛曾向井深提出想要研究数字技术，得到的回复却是“比起研究那些，不如先想想办法提高音响的收益”，意思大概是模拟技术领域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井深批评中岛说：“你根本不去体会音乐，只是单纯去听声音，所以你根本做不出来好的设备。”对此中岛反驳井深道：“井深先生，听过声音之后不去分析它，才真正做不出来好音响。”后来中岛在谈及与井深在音响上的分歧时，这样说道：“也许这样说太过夸张，但当时的分歧可以说是‘艺术’与‘科学’的对立。”
中岛是这样对井深解释数字化的用途的：
如果用数字技术，波形受到何种干扰都不会被影响。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矫正得到比之前更加完美的波形。在模拟技术中困扰大家的变形、杂音、频率颤动，以及音频复制后的质量下降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中岛感觉井深并没有打从心里认同他的说法。他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通过“声音”和“音乐”这两个用词来看就会发现，中岛与井深对整件事情的认知有着本质的区别。
世界首个晶体管录像机——“SV-201”发布。1961年
在索尼总部的设计研讨会上，井深对商品的关注从未减弱。1993年 85岁
暗默知与形式知
如果要认识关于音乐的两种看法的区别，就要先清楚知识有两种形式。起初，知识是以暗默知（tacit knowledge）的形式诞生的。人们通过实践，直观地得出知识。就像生活中经常出现“不知道如何说”的情况，人们经常会无法用具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之中，具有暗默知的特征的知识占大部分，可以说暗默知是人类知识的一大特质。人类可以思考一些超越语言的事。另外，以语言或文章等形式存在的知识被称为形式知（explicit knowledge）。暗默知是人类通过实际经验得到的带有主观性的知识，而形式知则更加客观、能够在各个集团间共享。如果定义二者的关系的话，可以说在形式知的背后，存在着数量更加庞大的暗默知。
中岛所说的可以进行数字化的，只不过是作为形式知的声音本身。具体来讲，就是乐谱只不过是可以被输入的数据。与之相对，井深所追求的是音乐。音乐由形式知（乐谱）和暗默知（音乐诞生的环境）共同构成。音乐家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作曲。因此，所做的音乐中包含着其诞生的时代的背景和作曲家本身的思想。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1840）的背后，有着生活在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贝多芬内心的情感。斯美塔那（译者注：19世纪的波西米亚作曲家）的《我的祖国》（1874—1879）中，包含着被邻近大国支配的捷克的苦难历史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祈求民族独立的斯美塔那的愿望。因此，在形式知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加丰富的暗默知。
表1 人类可以思考超越语言的事情
当演奏家把握了这一层暗默知后，就可以完成一场动人的精彩演奏。演奏家在挖掘和体会作曲家的情感的同时，也加入自己对作品的情感和理解，这才能够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一场经典的演奏，是演奏家与作曲家的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典的演奏会因演奏家的不同而不同。当人们欣赏音乐时，也会体会到作曲家的情感。因此，音乐会上对曲目的解说是必不可少的。读着音乐背后的故事，观众们才能体会到音乐诞生的背景。这样，在欣赏整个曲目时，观众自身的情绪和经历也会对所听到的曲目产生影响。演奏者与听众之间也会发生协同作用，观众就会被音乐打动。每个观众体会到的感动也会各不相同。
理解了暗默知，声音就会变成音乐
如前所述，欣赏音乐，不仅仅要欣赏声音，还要理解其背景。当理解了声音背后的暗默知，那么声音就自然变成了音乐。乐谱上所看不见的暗默知——音乐背后的故事，与音乐无法分离。同时，暗默知也无法通过数字技术完全转换成形式知。这就是为什么井深会将声音与音乐二者的区别作为问题来看待。
年轻的工程师虽说对工作很有热情，但他们往往只去注意机械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不养成去聆听“音乐”的习惯，就不会做出好的机械来。[31]
让顾客感到满足的商品要用心来做，决定是否满足于一件商品的因素也是人心。这些最终都无法归结于科学。井深对“人类是什么”“什么样的科学能够带给人类幸福”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井深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哲学，是解决近代认知方式的局限性的一种答案。
有人说，21世纪是评价精神的时代。（此处有删减）我感觉，接下来人类之间的问题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评价和批判，这样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32]
1989年（平成元年），80岁的井深在索尼的入职仪式上对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的发言中的这段话，与井深的岳父前田多门于停战后，在广播中发表的那段面向年轻人的讲话有着共通之处：“人们只是被培养成为有用的工具，明治初年以前的精神教育的根源却已经被埋没。这个弊端，无论如何都要改正过来。”
5. Synthesis=统合
通过统合来迈向创新
当井深开始关注东方医学时，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了西方医学。井深在“思考二者的关联之处。并且一直主张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加法，而必须是乘法”。[33]硬件与软件、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之间也是如此。并且早在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中也写到了“电器与机械的统合”。
另外，应当避免只开发电子、器械的单一模式，要将两者结合，保持自身开发创新的个性，制造出无法被超越的独创产品。
井深“重视统合”的思想，一生都未曾改变。
如果我们的思想只是硬件“一边倒”，那么将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只有尽可能地挖掘和开发软件，才能够走向世界。[34]不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模拟技术，都只不过是被用的工具罢了。[35]
当井深提到这些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硬件与软件的对立概念，并不是想要否定某一方，而是要去实现双方的统合（Synthesis），也就是“The Best of Two Worlds”（两个相对世界的统合）的实现。Synthesis意味着乘法，也就是不否认任何一方地将两个对立的概念统合起来，将二者的长处发挥出来，达到“1+1>2”的效果。例如，在数字化的问题上，就能够看出井深这样的态度。如前所述，正是因为井深追求的是音乐而不单纯是声音，才会批评一心想要将音乐数字化的中岛。但井深不是在否定尝试数字化这个行为本身。据说当中岛完成激光唱片的商品化后，将第一件作品拿到井深面前时，井深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非常高兴。他对中岛说：“祝贺你。也谢谢你。确实音质很不错……但是啊，中岛……我觉得这件作品很好，但你可不要认为模拟技术就应该被抛弃了啊。”[36]
井深对统合、协同效果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据井深亮说，井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于有些固执地遵守着自己的规则，但却从不强求他人。”[37]井深能够包容每个人的个性。因此才会出现像井深与盛田这样的搭档，才会获得仅凭井深一己之力无法得到的成果。
井深与盛田的关系是这样的。井深与盛田之间有着强有力的技术上的联系（并且二人都是自己领域优秀的专业人士）。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年龄。井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计算等那些麻烦的工作，全都由盛田来帮我完成。我只要想着实现自己的梦想，去拼命地实现它就可以了。我要感谢大家为我创造了这样的条件。”[38]另外，对于盛田来说，他无法放着井深不管。井深亮曾回忆道：“如果不去帮助他的话，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有着很大的梦想，又很有人格魅力，但他的行动总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不自觉地想要去照顾他。父亲也有依赖别人的一面：会不自觉地依赖周围的人，交给别人一些任务。但即使这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父亲的这项才能是与生俱来的。”[39]井深与盛田两个人很互补。可以说两个人是造物主和执行者或是创新者与市场家，又或是追求完美的幻想家与将他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执行者。但是，两个人却创造了即使召集全世界的搭档也创造不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仅凭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世界。所以说，仅凭井深或是盛田任何一人，都不会有东京通信工业，也不会有索尼公司。
与本田宗一郎的交流
同样，这种协同效果在井深与本田宗一郎之间也有所体现。井深第一次认识本田是在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当时，井深是在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地方的一家小公司通过流水线实现了排量为50 cc的发动机的量产的新闻时，见到了本田的名字。“当时我想，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家伙！于是就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井深回忆道。[40]当时正是东京通信工业艰难的时期，当井深读到和自己的公司一样的小公司居然实现了发动机的量产的新闻时，也许受到了一定的刺激。以此为契机，井深与本田40年的交往开始了。
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互不过问对方公司情况或是工作状况。两人之间还有另一条重要的约定，那就是两人互相都不许拒绝关于公益事业的请求。因此，两个人的交流基本都是在公益事业方面进行的。通过这条约定，本田担任了索尼公司发起的科学教育振兴基金的干事，以及幼儿开发协会的理事，并且还让太阳之家承包了一部分熊本工厂的工作。井深则应邀担任了童子军日本联盟的理事长。两人所开展的公益事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达到开发人类本来潜能的“育人”这一目标。
与本田宗一郎在童子军的营地。1977年 69岁
在自己收藏的相机中间（莱卡、禄来福、宝丽来SX-70、ZENZA BRONICA等）。1975年 67岁
性格迥异的两人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交往，就是因为两人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井深和本田都非常有好奇心，一有新事物出现，都会立刻扑上去。在工作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唯我独尊。两人在哲学和人生这些更高的层面也有着共同之处。井深与本田之间“所追求的目标，或者夸张一些来说，两人的哲学与思维方式高度一致”。[41]
巨大差异中的共同基础
实际上，本田与井深的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42]就像井深一直追求“建设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的理想工厂”一样，本田则始终追求充满“三个喜悦”的工厂建设：购物的喜悦、售卖的喜悦、制作的喜悦。只不过，这不是本田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本田告诉员工们，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靠包括新员工在内的所有本田公司员工，通过有机结合“人类的本性”与“科学的本性”，以将本田公司建设为对每个员工都有价值的公司为目标的自主工作。这一点，正好与井深在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中写到的“凭着人格的认同聚集在一起，秉承着合作精神”如出一辙。本田告诉员工们：“我也在努力将公司建设成为比其他公司更能够给员工提供工作价值的场所。但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
如果员工们都能够向着将公司变得更好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就不是问题。在这一点上，本田与井深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作为有名的“学历无用论”的提倡者，本田告诉员工们：“我希望你们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里没有人会阻止你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张，那么将你们这些新鲜的血液注入本田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就是新本田的力量源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胡乱发言，本田要求员工在发表自己的想法时，要秉持着极高的“道德心”。因为“讨论”这个行为本身，要在“尊敬和正确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另外，在本田的公司管理中，“信任”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是将个性不同的人集中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关键所在。无法体现在语言中的“信任”，比华丽的语言更加重要。因此，本田也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培养员工之间的信任感。
在创新方面，本田也同样将梦想看得非常重要。本田公司创新的推动力就是“创新”。梦想的力量，则是本田公司的原动力。从摩托车厂家发展而来的本田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机动车开发与制造、喷气机开发制造领域取得成就，甚至是能够开发出服务于超高龄化社会的、帮助行动不便者移动的人形机器人“阿西莫”，并正在朝着其制造而努力，都是因为本田公司以“移动的乐趣与精彩”为中心的梦想在起着作用，使整个公司不断向前发展。本田自身当然也非常重视梦想。被大家称作“吹牛大王”也完全不在意，大大方方地讲着自己的梦想。面对困难之时，比起在创意上下功夫，本田更依赖于“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智慧”。这不是说在遇到问题时还要思路清晰地分析解决方法，而是在被困难当头一棒之时还要坚持着在困难状况之中寻找突破口。
人生与哲学两方面的共同点
本田宗一郎思想的深处，与井深一样有着对人类思考能力的坚定信仰。“拿来的东西不管怎样就是拿来的东西。不管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都没有意义。只有大家自己努力思考出来的成果最珍贵。我相信大家的智慧和能力。”本田曾对员工们说。但是，也不可以忘记“技术，终究是服务人类的一个手段”。正因为“技术不是万能的”，所以必须要明白“在人类的基础上使用技术手段，才会得到人的喜悦”。
与井深在东京通信工业创立宗旨中所写的内容一样，本田也追求着“在人的成长过程之中，以身心两方面的成长为目标”的主体性经营的实现。正因为这样，哲学作为工作中的行为准则，在本田的经营理念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没有理念的行动仿佛是一件凶器，而没有行动的理念则是没有价值的。
Action (technology) without philosophy is a lethal weapon.Philosophy without action (technology) is worthless. (Honda Philosophy)
在这一思想上，与井深、本田一样具有革新精神的史蒂夫·乔布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Itʼs in Appleʼs DNA that technology alone is not enough. Itʼs technology married with liberal arts, married with humanities that yields us the results that makes our hearts sing. (Steve Jobs) [43]
（不单纯依靠技术，是苹果公司的DNA。技术是自由学科，只有在与人性结合之后，才会使我们心潮澎湃。）
统合，意味着不排斥不同的事物。不论是井深还是本田，都不曾因为差异而将他人拒之门外，而是理解差异、包容差异。然而相对立的两个概念的协同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一定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才会有效。在本田和井深之间，虽然有着许多的不同点，但在人生与哲学两方面有着共同的基础。甚至在井深与本田创业30年后以苹果计算机、iPhone、iPad等产品不断挑战创新高度的史蒂夫·乔布斯，也同二人的哲学有着共通之处。
哲学，也可以说是“自由学科”，在英国也被称为“可转移技能”，是一种能够将自己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环境的不同而自如应用的能力。从希腊、罗马而来的“教养”，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必须掌握的学问，是使人类得到自由的学问。
以人类幸福为最终目的的井深、本田、乔布斯，之所以重视哲学，原因正在于此。
就算出现了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也要做到包容它，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要辩证地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这正是井深与本田二人思想的特点。这样，人类就得以实现自身的成长。通过联系、通过对他人的关心与爱，可以实现人类的成长。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因为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觉性，所以能够包容同样作为独立个体的他人。像这样，超越差异的壁垒包容他人的态度，在世界四分五裂的当下，正是应该被我们重视起来的。
机械化、高科技越是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越重要。需要有一些人，能够包容他人、能够在实际中与他人友好相处。（此处有删减）到了21世纪，人、感情等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人类有必要对自身更加精益求精、时刻注意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44]
井深这样说道。
注释：
[1] 井深大[2010]，《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Goma书房新社）32页。初次出版为1991年、Goma书房刊。
[2] 盛田昭夫[2012]，《【新版】MADE IN JAPAN——我们的体验型国际战略》（PHP研究所）53—54页。
[3] 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998年4月索尼公司发行）20页。
[4] 同上书，30页。
[5] 同上书，2页。据说记载于20世纪70年代的索尼公司介绍“This is SONY”。
[6] 同上书，64页。原出处为井深大“母亲的努力和自觉是‘育人’思想的来源”Family，1991年1月刊。
[7] 2009年开始，以索尼员工提倡的“无法舍弃充满了回忆的书包”“想要做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为契机，作为发展中国家教育支援、社会贡献的一环，“书包再利用计划”开始。在国际NGO:JOICFP的协助下，寄给了没有教室上课但需要书包的阿富汗的孩子们。http://www.sony.co.jp/SonyInfo/csr/ForTheNextGeneration/ransel/。
[8]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8页。原出处为Family，1989年3月刊。
[9] 前述《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 100页。
[10]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64页。
[11] 据井深亮回忆，姐姐当时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但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有自闭症的可能。井深亮[1998]，《父亲井深大——作为经营者、作为教育者、作为家人》（Goma书房）24页。以下记作《父亲井深大》。
[12] 同上。
[13]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9页。原出处为杂志《幼儿开发》每期上所记载的井深的“每月的话”1985年8月刊。
[14] 原出处为井深大的《妇女公论》1962年12月刊的投稿。本书中摘自前述《父亲井深大》29页。
[15] 前述《父亲井深大》27—28页。
[16] 原出处为井深大的《妇女公论》1962年12月刊的投稿。本书中摘自前述《父亲井深大》30页。
[17]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26页。畑田和男追忆井深的话。
[18] 原出处为井深大的《妇女公论》1962年12月刊的投稿。本书中摘自前述《父亲井深大》37页。
[19]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上兴起学生运动。一部分暴力的大学生运动中所体现的日本教育的巨大问题，也是井深开始关心教育的原因之一。前述《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105页。
[20] 井深大[2012]，《井深大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我的简历》（日经商业人文库）196页。以下记作《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原出处为1989年11月公司内部报刊，任理事长时对幼儿开发协会的期望。
[21] 后来M·I实验室也继续以脉诊为中心进行研究，但重心转向了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的结合，http://techon.nikkeibp.co.jp/article/INTERVIEW/20140117/328171/?ST=health。前述《父亲井深大》154页。
[22] 前述《父亲井深大》148页。
[23] 关于资生堂的记述，来自一条和生[1998]，《价值经营——知识管理》（东洋经济新报社）31—64页。
[24] 前述《父亲井深大》126页。
[25] 前述《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196页。原出处为1989年9月公司内部报刊。
[26]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9页。原出处为1992年的管理聚会。公司内部报刊Times，1992年1月30日刊。
[27] 这段情节摘自前述《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167页。
[28] 小林康夫·船曳建夫编[1994]，《知识的技法》（东京大学出版会） 3页。
[29] E.胡塞尔著，细谷恒夫·木田元译[1993]，《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央公论社）69页。
[30] 前述《父亲井深大》139—140页。
[31] 同上书，25页。
[32] 前述《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195页。原出处为1989年4月公司内部报刊中的入职仪式讲话。
[33] 前述《父亲井深大》154页。
[34] 前述Family故创立者井深大·最高顾问追悼特别版17页。原出处为《周报》1977年5月12日刊。
[35] 同上书，19页。原出处为1992年的管理聚会。公司内部报刊Times，1992年1月30日刊。
[36] 同上书，24页。
[37] 前述《父亲井深大》89页。
[38] 前述《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32页。
[39] 前述《父亲井深大》48页。
[40] 前述《我的朋友本田宗一郎》19页。
[41] 同上书，16页。
[42] 关于本田宗一郎的评论，来自本田科技工业内部影像资料“Top Talks”。
[43] 2010年iPad问世时史蒂夫·乔布斯的发言。Steven Johnson,Marrying Tech and Art: Steven Johnson on the magic of his first Mac-and how it changed his lif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7,2011。
[44] 前述《自由豁达且身心愉悦》196页。原出处为1989年5月内部报刊，答创社43周年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