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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Ⅰ 小林一三的经营手法
都市型第三产业的开拓者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为契机，日本大力推进重化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式成为工业国家。1919年（大正八年）的农业生产总额为41.6亿日元，工业生产总额高达67.4亿日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总额。虽说还不能像福特那样真正地进行批量生产，但也终于在日本看到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社会诞生的萌芽。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打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旗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工业主要有制丝业、纺织业以及煤炭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与产业革命时期的日本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工业化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近代产业中，重化学工业的比重增加，全国各地都在推进电源开发。正如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说，日本正从“起飞期”（Take Off）向“进入成熟期”（Drive to Maturity）的阶段迈进，产业多元化的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向多样化发展。
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群体，他们在政府机关、银行、公司等单位工作，是领取薪水的被雇用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工薪阶级。女性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作为工场职工（女工）参加工作，还可以成为电话接线员或打字员等公司职员，成为教师或护士的女性人数也在增加，她们被称为“职业女性”。耸立在大城市繁华街道上的百货商场，摆放着从西服到肥皂等大量的消费物资，而且这些物资都是明码标价的。百货商场成为市民们享受自由消费的购物“天堂”，大众消费社会正在慢慢成形。
这些工薪阶级和“职业妇女”是被称作“新中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他们在城市里组建自己的家庭，爱好合理且有文化韵味的生活，懂得享受闲暇时光，大多还热心教育。《周刊朝日》《Sunday每日》等周刊杂志得以发行，在《文艺春秋》及《王》等月刊杂志中，有的甚至可以卖出数十万册。预约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在全社会引发了“一日元书热”。
在“大米骚动”（译者注：以米价暴涨为导火线发生的民众暴动）后的1918年9月成立的原敬内阁，是日本最早的正式政党内阁，倡导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标榜充实军备与发展教育，促进铁路建设。要求成立普选法的普选运动也正在积极进行着，出现了和明治时期完全不同的政治情形。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吉野作造提倡的“民主主义”，成为大正民主主义的先锋。
小林一三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主导创办了箕面有马电气轨道（之后的阪神急行电铁），并在经营梅田—宝塚之间以及箕面—石桥之间的电铁的同时，开展了销售铁路沿线住宅地和住房，经营剧场、百货商场等多方面的事业。津金泽聪广把这些举措称作宝塚战略，并作了如下说明。[1]
由小林一三提出的宝塚战略，不仅为后来的私铁经营提供了发展原型，还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以及都市娱乐的理想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小林让这些转变为一种常态。当今被看作是都市消费的众多文化、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宝塚战略衍生出来的，至少该战略持续为现代日本人的大众消费类型以及娱乐方式提供雏形。
除此之外，小林还在东京电灯和东宝的经营上大展身手。小林参与的都是以在大正民主主义期间兴起的“新中产阶级”为对象，总括为“都市型第三产业”的事业，他是都市型第三产业的“开拓者”。
几乎与小林处于同一时期的堤康次郎，也作为积极参与到“都市型第三产业”的企业家而闻名于世。堤康次郎积极开发轻井泽和箱根，并参与到目白文化村与国立学园都市的建设中，同时将武藏野铁路、旧西武铁路、骏豆铁路等收归自己名下，还设立了武藏野百货商场（现西武百货商场）。不过，小林事业的出发点是铁路事业（箕面有马电气轨道，现阪急电铁），而堤康次郎的出发点是不动产事业（箱根土地公司，以及后来的国土开发）。[2]
连锁式经营
在1913年（大正二年）创办了面向投资家的经济杂志《钻石》，并以独特视角观察财界的石山贤吉是小林一三的知音。石山在《小林一三老先生的追想》中写过一篇名为“追慕小林先生”的文章，内容如下。[3]
小林先生于昭和三十二年1月25日逝世，到今日为止已经4年了。但是，我并没有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虽然小林先生的肉身已经毁灭，但他的精神将会永存，因为先生的教诲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先生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取知识。
1937年8月，石山出版了一本内容非常有趣的书，名为《事业与这个人的风格》，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就像在戏剧中存在“艺人的独特风格”一样，经营者在事业经营中也会有独特的风格。换言之，就如“人无完人”这句谚语，艺人其实都有各自的“习惯”，而这个“习惯”“自然地显现在演技上，就会成为一种风格”，那就是“艺人的独特风格”。艺人如果可以把自己的“独特风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能演绎出“最佳艺术”。同样，经营者若能把自己的“习惯”顺利应用到事业经营上，他的事业也一定能取得显著发展。[4]
石山以这种思维方式，选出以小林为首的武藤山治（钟渊纺织）、藤原银次郎（王子制纸）、野间清治（讲谈社）、牧野元次郎（不动储蓄银行）、大河内正敏（物理化学研究所）、相马爱藏（中村屋）、加藤清二郎（须田町食堂）等8名经营者，围绕他们展开讨论，并将他们的经营手法分别命名为“小林式阪急型”“武藤式钟纺型”“藤原式王子型”“野间式讲谈社型”“牧野式不动储蓄型”“大河内式理研型”“相马式中村屋型”以及“加藤式须田町型”。然后还将小林的事业经营法命名为“连锁式经营”，这大概是因为石山有双慧眼吧。
就像在本书第一部中探讨的那样，小林在1910年创办了箕面有马电气轨道之后不久便开始经营作为该公司附加事业的铁路沿线住宅地、住房的销售，电灯、电力的供给，新温泉、动物园和百货商场。除此之外，还开展了东京电灯、第一酒店、东宝等事业。在石山看来，“这些事业乍一看各不相同，但究其根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从一个事业发展而来的，就像从一个枝杈上长出来的新枝杈，然后变成其他事业”。[5]
因此，小林并不是突然开始某项事业的，而是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准备期）后才开始的。举个例子，阪急百货商场位于铁路的终点站，以给铁路沿线居民供给日用品为目的，而这些都是从铁路和住宅地开发事业派生出的新事业。小林并不是直接开始经营该百货商场，而是先把店铺租给白木屋，让白木屋开一个小商店，并暗中调查在梅田站成立百货商场是否合适。根据调查结果，认真分析其经营成果后，才决定创办阪急百货商场。
东京宝塚剧院在创办之时，也与阪急百货商场一样。小林先在帝国酒店的前面建设东京宝塚剧院，然后又在宝塚的前面建设日比谷电影剧场，甚至还合并了日本电影剧场，转眼间就在丸之内建设了一条演出街（娱乐中心）。这一切看起来就像电光火石般神速，但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小林就已经考虑让宝塚歌剧团进军东京，“事先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将计划付诸实践。据说在建设东京宝塚剧院时，剧院的设计足足改了27回。石山认为“小林的耐性之强非同寻常”，“将甲州人的特征尽数发挥了出来”。[6]
大众本位事业
小林一三参与的事业有电铁、娱乐、百货商场、电灯、酒店、演出等，不管哪一项都是“大众本位事业”。年轻时的小林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天过着写写小说、看看戏剧的日子，如果机会合适的话，他甚至想成为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文士（小说家）”。小林是在经历这些之后才成为实业家的，所以他对“大众的心情，大众的动向”非常感兴趣，对接待客人的行业也很上心。因此才会在平时考虑“应该如何接待乘坐电车的乘客，又该如何应对百货商场的顾客，戏剧应该怎么做才会吸引顾客”等问题。
据说小林只要在梅田站的站台上站20分钟左右，就能大致推断出客人的数量及收入情况；只要来回乘坐一次电车，通过电车里擦肩而过的人群的拥挤程度，就能知道大概会有多少收入；只要看一下电影院的外部，就能清楚会有多少收入；即使是百货商场，也只要从地下直接上到8楼，再从8楼一层层地下来，就能大体推测出当天的营业额。对于小林来说，“大众本位事业”既是兴趣，也是工作。
像演出、食堂等以大众为服务对象的事业被叫作“酒水生意”，保守的实业家将它们视为危险行业。做“酒水生意”的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进展不顺利的话便会毫不犹豫地乘夜外逃，有着演出业者以及投机商的特点。小林却把这种酒水生意视为“大众本位事业”，将其作为一种事业确立下来。在他看来，没有比“大众本位事业”更安全的事业了。[7]
阪急百货商店 1932年
东京宝塚剧场 1934年
虽说如此，无论是电铁还是百货商场，我自己的工作都属于大众本位的工作，没有比大众本位事业更安全的生意了。每天从大众那里获取现金的生意不存在赖账的情况。即使没有生意，只要把握好前进的大方向就行了。我坚信没有比大众本位的工作更安全的工作了。不过，安全的生意的收益率理所当然会比较低，这和公债的利息比较低是同一道理。不管是电铁、百货商场还是演出，这种把获取剩余收益作为目标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如果从赚钱这方面来考虑的话，可以从事一些新事业，比如生产人造丝，可惜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在以大众为对象的生意方面，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因为我拥有30年的经验和知识，所以可以判断出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不好。
换言之，在小林看来，比起追求剩余收益，留心稳妥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电铁、百货商场还是剧场，“如果都以顾客为本位实现廉价销售，这样的经营不可能取得丰厚的剩余收益”。因此，小林“经常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想尽办法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不考虑像投机商那样牟取暴利”。[8]小林将电铁、百货商场、剧场等事业都成功打造成了“大众本位事业”。
有10步远见的大阪商人
小林一三在其自著的《歌剧十曲》的开头语中写了一篇名为“谨将此书献给岩下清周老先生”的文章，内容节选如下。[9]
我记得您经常这么对我说：“有100步远见的人会被当作疯子，有50步远见的人大都成为牺牲者，而有10步远见的人才会成为成功者，但现在还看不清的人则会成为落伍者。”
这是小林对因所谓的北浜银行事件而下台的岩下清周所作发言的重新记述。北浜银行的行长岩下清周推动了开通大阪电气轨道（现近畿日本铁路）中横亘在大阪—奈良之间的生驹隧道这一艰险工程。大阪电气轨道的社长是加岛银行的行长广冈惠三，专务董事是岩下。承包该项工程的大林组（社长是大林芳五郎）是深受岩下信赖的土木业者，而隧道工程所需的电力由箕面有马电气轨道的三国火力发电所提供，小林以此表示对岩下的支援。
没过多久，吉弘白眼领导的《大阪日日新闻》开始刊登批判生驹隧道建设的报道，社长广冈在此之后便辞职了，由岩下继任大阪电气轨道的社长。不过，“大阪日日”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岩下的批判。生驹隧道于1914年4月18日开通，也正是在同一天，北浜银行发生了挤兑事件。最终，岩下在1915年2月被监禁，还被问罪是否有渎职、贪污、伪造文书的行为，北浜银行也被迫在这一年的8月19日停业整顿。
岩下倒台的原因在于他看得太远。理想固然珍贵，但作为实业家必须要认清现实，特别是股份公司的经营者，因为要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以必须要格外小心。事业取得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每半年就需要进行一次股利分红。虽然岩下深刻认识到大阪与奈良之间交通的重要性，在每半年的股利分红上却存在思虑不周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得不从实业界隐退。
小林就是这样总括北浜银行事件的，其中还引用了岩下的发言。在事业经营方面，他再次认识到“调和理想与现实”的重要性。
小林虽说是山梨县韮崎镇出身的甲州商人，但在后来经营电铁公司之时，他逐渐定居大阪，成了大阪的实业家。他主张“大众商法”的革新性和“日钱产业”的经济合理性，但该商法无法与传统的关西商法相融合。在江户时期就是“天下厨房”的大阪，批发商与买卖中间人之间的“同行交易”成为商业的主流。因此，小林的“大众商法”可以说是在挑战传统的关西商法。[10]
虽说如此，小林在将东京与大阪的事业作比较时，曾这样讲过：“大阪的实业家是彻头彻尾的实业家，而东京的实业家则并非如此。说起来他们既是实业家，也是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是社交家。大多数人都与当时的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像大阪的实业家那样纯粹地投身事业。”[11]小林在1927年参与了东京电灯的经营，出于需要便经常访问东京，因此他可以对东京和大阪的事业进行比较。
关于这个问题，小林还有补充。当他想要在东京发展事业时，曾讲过“必须多少利用一下政治一类的东西”。但是，大阪的政治与事业是分开的，“只要孜孜不倦地做好本职工作，取得好成绩，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即使作为专务或董事从东京来到大阪，一失去这个地位就只能立刻撤回东京。东京是“贵族”“无职军人”“无职官吏”“学生”等消费人口的聚集地，这么一来，本所和深川地区虽是“工业地”，但大部分也都是“消费地”。东京可以说是“由消费金钱组成的城市”，而且“这个消费地的金钱使用是非常随意的，是一群不知道金钱宝贵的家伙的聚集地”。
另一方面，“大阪并非消费地，它是生产之地”，“因为勤勤恳恳拼命积攒下来的钱实在是来之不易，即便是在使用上都会分外留心”。正如小林所言，比起东京，大阪的“人们更加认真严肃”。[12]
小林的“大众商法”，不用说都知道是针对大阪的事业。他勇敢地挑战传统的关西商法，积极应对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的状况，孕育出被称为“小林式”的新关西商法。
注释：
[1]津金泽聪广【1991】，《宝塚战略——小林一三的生活文化论》（讲谈社现代新书）22页。
[2]老川庆喜【2001】，“小林一三与堤康次郎——城市型第三产业的开拓者”佐佐木聪编《日本的企业家群像》（丸善）133—134页。
[3]石山贤吉【1961】，“追慕小林先生”小林一三老先生追想录编撰委员会编《小林一三老先生的追想》（阪急电铁）57页。
[4]石山贤吉【1937】，《事业与这个人的风格》（千仓书房）1—2页。
[5]同上，3—4页。
[6]同上，4—6页。
[7]小林一三“我的生活方式”《全集》第3卷180—182页。
[8]同上，182—184页。
[9]小林一三【1917】，《歌剧十曲》（宝塚少女歌剧团）5—6页。
[10]作道洋太郎【1997】，《关西企业经营史的研究》（御茶的水书房）308—309页。
[11]上述“我的生活方式”《全集》第3卷86页。
[12]同上，90—93页。
